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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行为艺术，叫“农耕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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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某一天，我加入了豆瓣上一个叫“安金磊--农耕禅”的小组。我浏览了那个小组所有的帖子，还下载了安的一个课件——那里记载了他对杂草的敬畏、对害虫的体恤等等。当然，作为一名敬业的粉丝，光做到这些肯定不够，我继续搜集网民们对他的评价、外界对他的报道……直到我搜到土摩托的一篇《你熟悉和不熟悉的安金磊》。看完这篇文章后，我便再也没有去过“农耕禅”小组了。无奈啊——太爱国的人有时会彻底移民；太纠结于生命意义之人有时会选择“自由落体”；而太虔诚的粉丝，有时会叛变得最决绝。
当然，我也并不喜欢土摩托，我甚至觉得他“黑”安金磊，完全是因为他偏爱转基因农业，所以对自然农业冷嘲热讽——这很令人反感。但我认为，他对于安金磊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正确的：农耕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无可非议（甚至是我本人很向往的），但它目前很难成为具有推广价值的农业生产模式。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先举一个我认为值得推广的生态农业的例子吧。
80后农村青年郭可江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做了一名理财规划师，平时还做股票操盘手。工作三年后，他回老家种菜，一年成千万富翁。这是一则真实的新闻。郭可江与安金磊的相同之处在于：不打农药不撒化肥，只上农家肥。不同的是，郭吸引来了150名村民，并且他打算资助当地贫困学生；而安吸引来的是佛教居士与城市里的志愿者，他自己的小孩在外地读书，学费是找朋友借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因为郭是一位农民企业家，而安是一位艺术家。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中。
粉丝群不同——郭可江的粉丝群是“城里的富人”。他在北京做理财规划师的三年时间内，必定积累了一定的高端客户群。回老家种菜后，这一部分人仍然是他的资源。他在北京海淀、丰台、朝阳等地区设立了四个有机蔬菜销售点，农产品直接用货车送到销售点，不愁销路。他还在北京注册开通了网站，创立自己的“老家菜园”品牌。而安金磊的粉丝则是“对现代社会心生厌倦的人”、“希望能更亲近自然的人”。“其中不少人是来这里体验农家生活的，但更多人把这里当成了寺庙或道观，从师安老师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今年来的客人比往年少多了，但仍有两位客人住在这里：一位是在海口做生意的张先生，来这里休养几天；另一位是来自河北沧州黄骅市的佛教居士，名叫刘一村，他已经在这里住了3个多月，一边帮安金磊干活一边读经。”“自安金磊出名后，他的产品往往会以很高的价格被前来“朝圣”的崇拜者买走。一位名叫李国义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他从来没有见到安金磊卖过粮食”。
对理想生活的定义不同——新闻中虽然没有提到郭可江的“理想生活”，但是从其农场经营项目来看，似乎他是追求“开心网”型生活的。除了养殖与种植，农场“还建成了垂钓园、游泳池、餐饮娱乐中心，搞起了生态农业观光园。”而安金磊更热衷于传播传统文化。“安的核心观点就是天人合一，他认为中国人都应该变成小农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再为生产而生产。……晚饭后大家坐在客厅聊天，聊的几乎全是国学和宗教的内容。安金磊平时不看农业技术方面的书，却花了很多时间阅读国学古籍。”
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不同——郭可江选择的是复合型农业：蔬菜大棚、成群鸡鸭、满圈猪崽……这是一个集蔬菜、花木、水果等种植和家禽养殖为一体的现代高效农业工厂（好像蒋高明老师的生态农场也是如此：用菜地里的虫喂鸡；用鸡鸭猪牛的粪便来肥田）。但是这种方法肯定不适合安金磊，因为他是吃素的。他心目中的生态农业，是对万物的慈悲：“我对志愿者说过，拔草的时候也不能恨草，草和农作物一样，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老乡对他们的态度不同——郭可江所在的付金堤村村民们说，“这孩子有想法，敢想敢干，我们也愿意跟他干。”而安金磊的同村人对其种田方式感到不满，认为他糟蹋土地。“如今土地比过去值钱了，光是每亩地的国家补贴就有70元，因此现在的地价已经涨到了每亩至少300元的水平。有几位村民看不惯，用拖拉机强行铲平了安金磊的10亩地，改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种上了庄稼。”
由于以上对于安金磊的描述都是来自于土摩托的，而蒋老师认为土摩托的诚信有问题，所以我有必要解释一下。第一，我尽量选择的是记述性的、有据可查的文字（比如被采访者都列出了真实姓名）。第二，这篇报道是来自《三联生活周刊》。一本刊物会比个人更在乎自己的声誉，所以杂志在刊登文章前，肯定要做一些审核与修改，追求尽可能高的可信度。第三，以上对于安金磊的描述，并没有涉及价值评判，仅仅只是记述他的生活而已。其中“重视传统文化”、“对万物心怀崇敬与悲悯”、“不以追求经济价值为中心，而是追求生态收益”等等核心观点，与蒋老师所介绍的安金磊，并无太大出入。
我不想对郭可江和安金磊进行价值评价。从感情上而言，我肯定会更偏爱“艺术家型农夫”。比如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韩少功，他也选择了回到乡间、晴耕雨读的生活。但是从现实上来讲，如果真要推广“生态农业”，还是郭更具有操作性。
有一个普遍流行的误解是：现代工业社会以前，小农经济生活下的人们都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的社会里。然而现实是，无论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人类历史上的生态灾难一直都没有断绝。以郑南的《从玉米、番薯、马铃薯的传入看外来农作物传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为例，“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一切都是不可阻挡的。在数以百万计的流民的野蛮垦荒下，中国原本并不丰富的森林资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据研究统计，中原河南地区，在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左右的森林覆盖面积约为6.3%，到道光年间已下降到2%左右（徐海亮，《历代中州森林变迁》，《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108页）……森林被毁坏后，不仅使得水土流失，随雨水淤塞河道，并导致泥沙覆盖良田，而且因树木、土地蓄积水分的能力损失殆尽，降雨后使雨水迅速进入河道，河水暴涨，泛滥成灾。并且森林蓄水能力的丧失，在即时引发洪灾的同时，也会因难以缓慢地向地表释放所存蓄的水分而导致旱灾更为严重。”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中国农学史包含着一条沉重的脉络：中国灾荒史。假如灾荒来临，郭与安，谁更能拯救村民？
“如果我们想要发动一场足够有力的环境保护运动，以实行那些迫在眉睫的改革，那么我们首先必须抛弃自己的浪漫幻想。一旦文明本身已经遭受破坏，真正有意义的环境保护就无法依靠人类的善良天性来实现，比如：怀旧情绪、天真梦想以及信仰。”（马丁·刘易斯《绿色幻觉》）。我不愿意抛弃浪漫幻想，也不可能抛弃怀旧情绪、天真梦想以及信仰——没有这些，人还怎么活？但是不可否认，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参与，这些感情根本是没有着落、无家可归的。
所以，我认为，郭老师的“开心农场”可以视为生态农业的样式之一；而安老师的农耕禅，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
（补充：在我的辞典里，行为艺术并不是贬义词。评论里做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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