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南京大学率先用SCI量化指标来衡量科研人员水平和成果质量，并被国内广大高校和机构广泛沿用，这标志着我国的科研评价进入了SCI时代。

那么，SCI时代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诞生了诸多令国人耳熟能详且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如两弹一星、牛胰岛素、青蒿素、杂交水稻；而之后，只有一些主要靠砸钱产出的大科学装置和缺乏智慧含量的成果常亮相于媒体。

现在值得人们称颂的学者多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做出了开山之作，如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袁隆平研发了杂交水稻技术、陈景润证明了“1+2”，其中屠呦呦首获诺奖；而之后，鲜有学者值得敬仰。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不少学者本着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学说。譬如，在地学界，黄汲清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说、陈国达提出了地洼说、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张文佑提出了断块构造说；而之后，鲜见有什么靠谱的学说问世。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诸多学者以“甘坐板凳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之态度做学问；而之后，几乎是以追求多快好省地发表SCI论文从而获得名利为目的。

对SCI时代的总体评价，有位大咖曾毫不留情地指出：“我国科技论文数量已是世界第一，高被引论文数量和热点论文数量均排在世界第二位，但我国与欧美等国相比，大部分领域的科技水平总体上仍落后50年。”

国家层面之所以破“五唯”，显然已意识到SCI时代带来的严重弊端。为此，需要基层单位管理者和学者从思想深处理解破“五唯”的实质含义，才能把破“五唯”落到实处，才能回归科研初心。在后SCI时代，我们要发扬老一辈学者求真务实、淡泊名利的良好学风，以好奇心而非功利心静心攻坚克难，才能为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实质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