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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追忆父亲王范在沪十六年 作者 李永志

已有 956 次阅读 2024-3-14 14:30 |个人分类:雨中漫步|系统分类:人文社科|文章来源:转载

 追忆父亲王范在沪十六年

                     作者 李永志

          

          王范( 1905 —— 1967

1965年摄于南京

                     

王范原名张庭谱,曾用名张景庆、王凡,1905年6月出生于江苏如东的一个佃农家庭。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了为劳苦大众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终身的志向。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在如皋正式成立,王范协助、配合、参与了红十四军的成立、宣传、战斗,及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任中共上、下漫乡党支部书记。 不久,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下,红十四军暴动失败,王范临危受命,泅水经南通,登船至上海,他举目无亲,寻找党组织无果,无法维持生活,多处打工,都因抱打不平,痛揍包工头,愤而离开。王范给如皋东乡党组织领导叶胥朝写信,诉说苦闷,心想回家,被告知家乡环境险恶并劝阻。王范只好继续留在上海,一日见巡捕可以在街上自由行走,灵机一动想着如此找党组织会方便些,于是在1930年底竞选巡捕,凭着一身武功被录用。19311月,进入了操班,六个月毕业。分配到四马路总巡捕房(现在的公安总局地址)。操班里有党员巡捕,王范与之非正式的取得了联系,没有正式恢复党的关系,以结拜兄弟为名进行活动,团结了一部分人。到1931“九一八”以后,十月至十一月间,经贾斌介绍,正式恢复了党的关系。当时巡捕房地下党组织归中央特科领导,主要为中央特科提供情报、散发传单、写标语张贴、发展组织等活动,共有有十二个支部,王范任四马路总巡捕房地下党支部书记,主要是搜集情报,完成党组织的各项任务,以及鼓动巡捕大游行罢工等。上海战争爆发后,三友实业社遭日本浪人破坏,巡捕田润生等两人被日寇杀害,王范发动全体巡捕大出丧、罢工、演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王范即用实弹威迫日本特务退回苏州河北面(因日特到苏州河南面捕人)。同时,王范积极参加了公开的抗日同盟组织活动。

据上海《虹口区志》载: 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为了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及时了解掌握敌特机关的动向,从1929年起,就在英、法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内建立情报关系,并逐步打入和发展了一些党员。1931年,首先在英、法租界巡捕房建立地下党组织,嘉兴路巡捕房就是党的第一个红色堡垒——中共地下党支部,贾斌任支部书记(贾斌,又名贾斌炎,1903年生人,安徽合肥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英、法租界巡捕房地下党组织,一共有12个支部,直接归上海特科领导,而且最少一个党员在其中担任了翻译这一核心工作;地下党组织的个体活动与单线联络属于绝密,只有周恩来和负责这条线的人知道这个秘密;巡捕房的共谍群体有贾斌、陈立年、陈彭年、王范、薛耕莘曾任法国巡捕房的第三把手——特级督察长,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中共提供了诸多帮助等人,   

1932年4月因叛徒出卖,王范被捕了。在敌特严刑拷打中,他坚决不暴露自己共产党员,没有任何口供。因叛徒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与身份没有证据,只得以“共党嫌疑犯”罪名判了他10年徒刑,押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王范在狱中,利用做厨工(因他是“嫌犯”且个大),为狱中地下党组织做秘密工作。

 19378月,因国共合作,周恩来、叶剑英至南京首都反省院。交涉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王范被党营救出来。

      王范出狱后,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克农领导下,为组织上提供狱中人员名单,并负责随车接人,那些敌特看王范经常乘吉普车往返接人,惊呼:“这大个子厨工原来是共产党啊。”

     1937年秋,  王范由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安排,从南京途径武汉等地,辗转到延安。不久,王范担任了边保处的侦察科长一职。并在延安结识了来自长沙的地下党交通员李仲培,共同的斗争经历、革命情操、政治观点,使他们相知相爱相结合。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同年底,王范李仲培被派往东北,支援那里的肃匪歼敌工作,王范任热河省公安厅副厅长、冀察热辽边区行署公安局长、冀察热辽社会部副部长兼热河省公安厅厅长。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1949年初,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将王范由冀察热辽地区,调中共中央驻地,向中央社会部汇报工作。接受了北平(现北京)解放后、为中共寻找驻地和事先做好保卫工作的临时任务,时任中央社会部工作队大队长。

北京解放了。在西部颐和园一旁的青龙桥,一所圆通尼姑庵的门上,挂起了一个“劳动大学收发室”的招牌,王范领导社会部和原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社会部,及后来赶到的从原敌占区撤回来的同志等数人,日以继夜地展开了工作。白天四处奔走,了解敌情,搜集社会情况。入夜听取汇报,编写情况。有时还深入到公安分局、派出所,审讯国民党的党、团、特务等犯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为中央机关安排好了驻地,当时敌情十分复杂,保卫任务非常艰巨。可是,由于作了周密的工作,当月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到北京时,王范乘第一辆汽车开路,在严密的警卫之下,安全到达香山驻地,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1949423日南京解放,即将解放上海。王范在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保卫任务之后,考虑到自己曾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便提出前往上海开展工作,经领导批准,他带了一些公安干部出发南下。

   入城之前,王范在华东首脑机关的所在地——丹阳,与李士英等同志汇合,华社会部全体公安保卫干部680余人,警校师生800人,王范从中央社会部带来的干部20余人,按治安、警察、反特、保卫、秘书和行政编成6个队(大部分住农村),进行城市政策、入城纪律教育和接管经验的学习,并按单位配置接管干部。

1949527日上海解放。李士英、王范等接受了入城后负责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领导同志的保卫工作的任务,着手建立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保卫处。

       上海这个最大的城市,一方面是我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所在;另一方面,又是帝国主义侵略、压榨、剥削我国人民的主要基地。工厂、码头、仓库、客座都攥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资产阶级手中。民党党、团、军、政、警、宪、特机关,密如蛛网,各种文化、宗教机构林立。依附在帝国主义民党反动派身上的外国侨民有几等人,买办洋奴、不计其数的各种流氓黑势力、盗匪、恶棍、妓、暗娼、赌徒、舞女等社会渣滓,遍地皆是。这里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政客、党棍、资产阶级的天堂,又是罪恶的渊薮,劳动人民的地狱。国民党统治崩溃的前夕,又有大量敌人的军、政、党、特人员、散兵游勇、地主还乡团的首要分子,逃避在这座大城市。解放前,这些敌人除了少数逃亡海外,绝大多数都残留了下来。帝国主义和民党反动派各系特务,在精心策划,周密布置了许多潜伏特务,准备解放后的从事间谍破坏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的反特、保卫任务,十分复杂和紧张。果然,入城以后,各种敌人利用革命秩序初建,便险恶地展开了情报、武装游击、破坏、造谣、暗杀等活动。敌特利用国民党部队仍占据着一些沿海岛屿,有计划地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蒋介石八月十五要回来吃月饼!”等等谣言,各种反革命残余势力,积极响应,利用流散、私藏的武器,组织形形色色的“反共救国军”,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海外的敌特机关,又不断地从舟山群岛、香港、澳门、台湾派遣特务骨干进来,组织反革命活动。其中特别险恶的是,国民党特务还多次专门派遣一些老特务,潜入上海,专门对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几位领导同志,进行暗杀活动。袍哥行动队特务刘全德是特务头子戴笠亲手培养,受过专门暗杀训练的老手。 他能双手在袖筒里射击,曾在重庆等地多次执行暗杀民主人士的任务,是军统特务的得力干将。逃到台湾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又对刘重新加以训练,派往上海,专门计划刺杀陈毅等几位军政首长。当这个万恶的特务束手就擒时,当场搜出准备行动的两只手枪。

王范为了适应保卫任务,进城前后,使用南下带来的一些干部,经华东警卫团抽调了一部分干部、战士,又吸收了一批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迅速地组织、健全了保卫组织。首先,在华东局、市政府建立了保卫科,负责首脑机关的保卫;针对当时华东局首长公开场合的活动较多,建立了活动场所的秘密警卫任务和保卫工作大队;同时,还组织了二、三个工作组,分布在首长驻地周围和复杂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筹建耳目,发现和掌握敌情动态,打击特务分子。

王范遇有华东局、上海市委首长的公开活动,他都是亲自布置警卫,亲临现场指挥。遇到复杂的情况和敌人破坏的可疑迹象,总是抓紧调查处理。他对陈毅市长特别尊重,极有感情,经常陪同陈毅到处活动。陈毅市长很少注意个人的安全,又要经常深入群众之中,他的活动经常超出警戒范围。警卫工作的同志都知道,陈毅市长的警卫工作是比较难做的,只要王范在场,大家就有了主心骨,随时可以相互调集力量,把保卫工作做好。

从进城到1949年底,也就是敌情最复杂,我们的革命秩序初建的阶段,王范领导保卫处,初步建立、健全了保卫组织、制度,培训了干部,安全地完成了保卫工作。同时,配合侦察部门,依靠耳目,发现和打击了一批敌人。侦破敌派遣进来的“反共救国军”特务组织十多。逮捕了几十名特务分子,缴获了许多枪支、凶器、令、关防等武器、罪证,交给公安机关处理。

1950年初,建立了大区的军政组织,李士英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王范任副部长,李仲培任华东局便衣队政委。后来改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公安局,他一直任常务副局长,直到1954大区撤销。李仲培调往上海市妇联。

王范协助李士英,为建设华东地区的公安工作,贯彻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劳动改造、侦察治安和警卫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与李士英在工作上是好搭档,在平时是好朋友,两家私交甚厚。

 

1963年夏,李士英(与王范在南京中山陵音乐台合影

 

王范具体分工着重抓警卫和劳改等项工作。其中,除了警卫工作,依然经常亲自组织华东机关、首长的保卫,安全地完成了任务及工作。他积极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劳动改造罪犯,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的指示,努力筹建劳改工作。

1954年,大区撤销,虽有检察机关(上海人民检察署),但只有30人左右,基本上尚未实行检察和监督权。华人民共宪法颁布,根据宪法要求,要设立人民检察院,健全法制。王范任上海人民检察院第一任党组书记、检察长。他一上任,就着手紧张地筹建工作,他亲自找房子,调干部,有时清早跑到市委书记家中,要求解决干部等方面的问题,在他的积极努力之下,很快建立起市、区、县三级人民检察机关,建立起检察、监督制度,行使了检察权。

王范始终注意培养干部,解放后到上海。为了保卫工作的需要,在华东局保卫处时,抽调干部,办保卫人员训练班,从学生、店员、职员等方面的地下党员中,吸取了几十名学员。他亲自关心、上课,这批干部结业后,派到各单位的公安,保卫工作的岗位上,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骨干。

王范在华东局公安部时,他担任公安学校的校长,关心青年学员的培养教育,也培养了一批骨干。

王范在市人民检察院工作,由于检察干部很缺,他又办起检察工作的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检察工作骨干。

王范大胆信任和使用干部,为他的部下一致称道。他对各级干部,信任并提拔骨干,给他们压担子,放手让他们工作。遇到工作上有了差错,他总是承担责任,

给干部适当的教育,要他们接受经验教训,继续放手使用,对干部从不苛责,更不推诿责任。他的这种领导作风,使大多数同志,都愿意和他一起工作,没有后顾之忧。这样干部在工作中,很能得到锻炼和教育,成长得很快。这也是他为革命事业,造就了一批骨干的原因之一。

 

 

 

             20世纪 50年代初,王范在上海华东公安部。

1956年,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指示对镇反工作进行检查。当时,经过错误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内部肃反中,开始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左”的错误。王范当时为市委清查小组副组长,对肃反工作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检查中发现政府干部中,存在普遍宁左毋右的思想,把可捕可不捕的人捕了,还有少数错捕的现象;在判决上存在着轻罪重判等等问题。他对这种问题倾向十分重视,亲自向市委汇报,经常发简报、写案例、搞政策界限,力图扭转这种错误。    

王范在一次检察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判错一个案子,只是一个错误,但对受冤屈的来说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族一辈子,包括他的所有社会关系。办案不能像猫儿爪子,只知道抓挠。”

王范的正确做法,遭到怀有“左”倾思想的政法领导干部的抵制和反对,经常进行激烈紧张的斗争。王范根据中央精神的正确方针政策,不信邪,不怕压,光明磊落,坚持实事求是,力图纠正这种错误,维护法制和政策。随着党的“左”倾错误的抬头,在反右期间,王范的这种正确行为,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攻击,受到了“包庇反革命”、“右倾”的错误批判。在这种错误批判中,压力很大,但王范始终坚持真理,在激烈的斗争中,胸襟坦荡,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绝不屈服,王范义正言辞地说:“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血口喷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正直、无私的优秀品质,他坚持正确的方针政策,更被错误地认为“态度不好”、“坚持错误”,最终被撤销了职务,1958年被下放到七一人民公社任工业部副部长。期间,时任上海市妇联副主任的妻子李仲培,始终与王范观点一致,配合默契。

王范对错误处理,不闹个人情绪,骑着自行车到处奔忙,创办公社的工业,还去江西为公社搞工业材料,江西的一些老战友见到此情此景,都佩服他的革命精神。闵行建区,王范被安排当区长,他同样认真负责地工作,将闵行新区的建设搞得风生水起。

王范一方面襟怀坦荡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另方面对个人的委屈处之泰然,还对前来家里探望他的老同志诙谐地说:“我现在不还是部长吗?”对存在的错误倾向,却十分忧虑,他意味深长地说:“大权在我们手里,‘左’比‘右’更可怕,危害更大!”他对大跃进中出现的种种浮夸、弄虚作假的现象,深恶痛绝,一再表示那些都是瞎说一气的东西。

 

 

1961年夏,李克农到上海看望老部下。从左至右:李克农、王范、李仲培、陈养山(陈养山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1980年1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批准中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王范同志在整风反右中错受批判的复查结论》,撤销中共上海市委监委对原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范的“调职、不作处分”的决定,推翻了枉加于王范的一切错误的不实之辞,给他做出了正确的结论:“是经得住考验的共产党员,一身正气的检察长。”

王范是党内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虽然身处领导岗位,却从不摆官架子,装腔作势的领导权威。加之他思想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无论顺境逆境,都不见他愁眉苦脸,总是说说笑笑,常和同志们谈心、聊天,上至领导干部,下至警卫员、炊事员、理发员,他都谈得来,合得拢。王范很重视文体、娱乐活动,一有休息,就和青年同志掰手腕、打牌、下棋、打球;娱乐的过程中他总是嘻嘻哈哈,完全和大家浑然一体,使同志们深感亲切,他头发白得早,大家在他五十岁时,背后就称呼他“老头”,有时当面就这样叫他,同志们这样的称呼,都是出自内心深处的敬重和亲昵,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声笑语。

 “三反”的时候,有一位领导干部被错误处理,被抓了起来。王范暗暗地指示警卫员,在这位同志的口袋里,塞了几十万元(旧币),事后当警卫员问他的时候,他怀着深厚的情感说:“老同志了,以后他的生活会遇到困难的。”多少年后谈起来,那位同志还深深地感激,知道这件事情的同志也非常感动。

王范为党的保卫、锄奸、反特、人民检察、建立和加强法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敌狠,对己和,平等待人,密切联系群众,培养爱护同志,为人坦率、直爽的豪情,深入到众人的心里。

王范的一生坚定精干,英勇忠诚,坚持真理,不忘初心,不谋私利,勤恳敬业,认真负责,自始至终。他有辉煌的高潮,也遭坎坷的低落,无论身处何险境,他都能无畏无惧地坦荡应对,以自己满腔的热情和对信念的执着,正如他在诗中自述:“诚心流尽点滴汗,辛勤劳动书史篇”。 追忆王范的革命事迹,众人心情难以平静。他这种优秀的品质和良好的作风,正是今天我党,我们国家进入新时代所必须的。

 附王范小诗:

                              

——1962年春

                          在沪共计十六年,

                          辛勤劳动书史篇;

                          三年黑暗舒壮志,

                          近三年来汗疎然;

                          今天离开因果地,

                          不久将过新的年;

                          诚心流尽点滴汗,

                          未了之志在晚年。

                                           2024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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