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数学家生前献身于数学研究，死后在其墓碑上镌刻着代表着他们生平业绩的标志。其墓碑上往往刻着某些图形或某些数，这些形和数，展现着他们一生的执著追求和闪光的业绩。

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的墓碑上，刻着一个“圆柱容球”的几何图形，即圆柱容器里放了一个球，该球顶天立地，四周碰边。在该图形中，球的体积是圆柱体积的2/3，并且球的表面积也是圆柱表面积的2/3，这是阿基米德最为满意的一个数学发现。据说也是靠这个图形识别出阿基米德之墓。

阿基米德之墓

   丢番图的出生日期不可考，但其墓碑上有一道数学题：

   坟中安葬着丢番图，多么令人惊讶，它忠实地记录了所经历的道路。

   上帝给予的童年占六分之一，

   又过了十二分之一，两颊长胡，

   再过七分之一，点燃起结婚的蜡烛。

   五年之后天赐贵子，

   可怜迟来的儿子，享年仅及其父之半，便进入冰冷的墓。

   悲伤只有用数论的研究去弥补，又过了四年，他也走完了人生的旅途。

   终于告别数学，离开了人世。

鲁道夫之墓

鲁道夫·范·科伊伦（Ludolph van Ceulen,1540—1610）在 1600 年成为荷兰莱顿大学的第一位数学教授，但其把主要精力全都放在了求解圆周率的更精确的值上。他选择了简单而繁琐的阿基米德式方法对圆周率进行逼近，最后得到墓碑上结果，使用的多边形达到262 条边，把圆周率算到小数后35位，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圆周率数值。对于这位数学家来说，一个数字足以给他的生命无与伦比的光环和荣耀。

π=3.141 592 653 589 793 238 462 643 383 279 502 88  

笛卡儿

中间那块是笛卡儿的墓碑

笛卡尔安眠在圣日耳曼-德-普莱教堂，是巴黎最古老的教堂。笛卡尔的著作在生前被禁，其骨灰在死后一百多年才被迁葬到这座教堂。历史上伟大的思想者常常是在死后才得到他应有的尊敬。

牛顿之墓

牛顿之墓碑

牛顿之墓位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科学家之角”。墓碑由威廉·肯特(1685—1748)设计，麦克尔·赖斯布拉克(1694—1770)雕做，所用材料为灰白相间的理石。石棺上镶有图板，描绘的是一群男孩在使用牛顿的数学仪器。石棺上方为牛顿斜卧姿态的塑像，他的右肘支靠处，绘列着他为人熟知的几项创举。他的左手指向一幅由两个男孩持握的卷轴，卷面展解着一项数学设计。背景雕塑是一个圆球，球上画有黄道十二宫和相关星座，还描绘着出现于1680年那颗彗星的运行轨迹。墓碑上的拉丁铭文为：

此地安葬的是艾撒克·牛顿勋爵，他用近乎神圣的心智和独具特色的数学原则，探索出行星的运动和形状、彗星的轨迹、海洋的潮汐、光线的不同谱调和由此而产生的其他学者以前所未能想像到的颜色的特性。以他在研究自然、古物和圣经中的勤奋、聪明和虔诚，他依据自己的哲学证明了至尊上帝的万能，并以其个人的方式表述了福音书的简明至理。人们为此欣喜：人类历史上曾出现如此辉煌的荣耀。他生于1642年12月25日，卒于1726/7年3月20日。

雅各布之墓

雅各布·伯努利就对等角螺线进行了许多研究，发现等角曲线在反演、求渐屈线、求垂足曲线、等比例放大等等变换后仍然是原先的等角曲线。对于这些性质伯努利感到十分惊讶，决定把等角曲线作为自己的墓志铭，还加上一句双关语“Eadem mutata resurgo。”（我虽然变了，但却和原来一样）但为他雕刻墓碑的工匠也许是数学水平不高，也许就是嫌麻烦，最后给墓碑上雕刻的图竟是毫不相关的阿基米德螺线。伯努利若九泉有知，怕是死不瞑目了。

高斯之墓

高斯的墓碑朴实无华，仅镌刻“高斯”二字。为纪念高斯，其故乡布伦瑞克改名为高斯堡。哥廷根大学立了一个正十七棱柱为底座的纪念像。在慕尼黑博物馆悬挂的高斯画像上有这样一首题诗：他的思想深入数学、空间、大自然的奥秘，他测量了星星的路径、地球的形状和自然力，他推动了数学的进展，直到下个世纪。

陈省身之墓

陈省身的墓碑由两块石头组成，一块是汉白玉，另一块是贴在白色汉白玉上的黑色花岗岩。墓碑整体横截面为曲边三角形，象征数学史上著名的高斯－邦内－陈（Gauss-Bonnet-Chern）公式的最简单的情形。墓碑的正面犹如一块黑板，上半部写有数学符号和公式，那是墓碑的主人之一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在美国任教时手书讲义中的高斯－邦内－陈公式，整个素朴的墓园犹如一个开放的露天教室，随时欢迎人们来这里自由自在地辩论。

陈景润之墓碑

  陈景润屈居于一间6平方米小屋，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6麻袋的草稿纸，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猜想“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1”只有一步之遥的辉煌。

俄罗斯新圣女墓地数学家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