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若是一直沿用文革期间的“推荐上大学”，我是决不可能走进大学之门的，因当时推荐的都是干部子女或苦大仇深的贫农子弟，父母仅仅是普通工人或农民是不可能被列为推荐对象的。

幸运的是，1978年我考上了聊城一中(文革后第一次面向全地区招生，当时招收了3个农村班。一、二班为城里孩子，三、四、五班全为农村孩子，我分在三班)，1980年考取了山东师范大学(时为山东师范学院)。当时考大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吃上“国库粮”，改为“非农业”户口。

现在大学生报到时，多是家长开车送到学校。而我们那时家长是不可能送的，主要是交通不便。由于黄河大桥还未修建，从聊城到济南要坐渡轮，旅客都需要从车上下来坐船，渡过黄河后再上车。到达济南长途车站后，看到的太阳只有一个圈，现在知道那是空气污染的缘故。

第一个认识的同学是孙铜传，他来得早一些，接我到宿舍，恰巧我们在同一个寝室。由于他说的是胶东话，我几乎一句也未听懂。我们扛着行李和生活所需品来到了宿舍，每张床上都贴好了名字，我分在下铺。宿舍有4张上下床，安排7人住，余下床面放置行李箱等杂物。当时也没有任何一个同学争辩为什么给我下铺，也没有觉得下铺的人是否获得了额外好处。那时候大家思想都比较单纯，觉得分到什么就是什么。

    在开学典礼上，得知1980年山师招收了364名本科新生(那是不招收专科)，其中数学系80人，分为两个班。除第一学年两个班分开上课，后来就合在一起上合堂。所以大家都较为熟悉，毕业后的各种活动也一起庆祝。    

    首先感到幸福的是吃饭有了保障，而且每顿饭都有菜吃。现在想来我们真是幸运，不象若干年后的大学生需要缴纳那样多学费，只要在学期初缴纳稍许教材费就可以了(记得我第一次报到时仅仅带了30元钱)。对同学而言，最主要的常规花销就是每个月的助学金，一般是4元，家庭困难的同学是5元。每月食堂餐票是17.50元，男同学节省一点够吃的，女同学大多有剩余(有个女同学每月省下10元钱寄回家帮助妹妹上学)。现在想起山师那5分钱一个的酱肉包还是垂涎欲滴，真好吃呀！

再者学习不像高中那样紧张。尽管学习上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英语。由于我们高中学习的是俄语，因而连英文26个字母都认不清。而有些同学从初中就开始学习英语，这个距离太大了。我们的英语课是从26个字母开始的，我遇到的最大难度就是发音和听力。记得第一学期英语仅仅考了70多分。后来我加倍努力，第二学期考了80多分，第四学期考了90多分。此时我对英语已很感兴趣，后又选修了专业英语课程。这为后来考博奠定了基础。

    由于家庭贫寒，母亲给我做的衬衣是用每尺0.16元的白布(这在农村已很好了，当时大多是用8分钱的白布做衣服)。来到学校后，看到其他同学的衬衣是那样白、那样好看，就认为是自己洗的不干净，然而当我把衣服洗烂也没有像他人那样白。

那时大学期间的生活有些单调，讲座、舞会、球赛、郊游等课外活动很少。最多的就是打扫卫生，3月份是“文明礼貌月”，平常是“五讲四美三热爱”，每学期到农场干一个星期的农活。而我们几个人约好，每天下午课外活动就去爬千佛山。在宿舍打牌、下象棋算是最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和同学看场电影算是奢侈了。

那时同学谈恋爱基本都处于地下状态，害怕老师和辅导员批评，害怕同学嘲笑。不过，我们班的女干部还是谈恋爱了，随后有两个女同学也加入了她们的队伍。最终我们班这三对都成了，他们现在都很幸福！现在想来，简直就是一个羡慕嫉妒恨！而当时的我简直就是一个“性盲”(直到结婚前才知道接吻是咋回事)，有个女同学给我写信想和我交朋友，我竟然把她训了一通，“难道你不知道学校不让谈恋爱吗！”估计她可能会恨我一辈子的。

现在的大学生随时和父母保持着联系，而我们那时是根本不可能的。一是公用电话很少，再者家里也没有电话，父母亲也没有手机。最普通的通讯方式就是写平信联系和报平安(一封信仅需8分钱的邮票)，紧急情况下发电报。

    大学时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虽有一些遗憾但更多的是收获。人生就是从这青涩岁月而逐渐走向成熟。可惜的是，有4位同学已上天堂(2位是可恶的车祸)。

时光荏苒，光阴如箭，三十三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班现有大学副校长2名，博士生导师3名，大学教授10余名。每个人都在各自岗位上，编织着自己的中国梦，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奉献着。

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我为我们的努力而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