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公认的印刷革命至少有两次：一次是活字印刷术，之于西方打破了教士的权威，建立了世俗的广泛阅读，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之于中国则在宋代建立了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分庭抗礼的局面，形成了民间刻书风行、知识大面积普及，从而使中国的识字率在随后的近一千年中大大领先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另一次是20世纪告别铅与火、走入光与电的印刷革命，最终发展到如今渐次告别纸张，实现无纸阅读。其实在中国，两汉之交的造纸术发明与传播，同样是一次革命，从此书籍进入了商品领域（出现了抄书为生的职业和书的市场），中国的贵族之所以从东汉末年遁迹，与书写的便利化、廉价化的科技进步如影随形。 

    每一次革命都要经过血与火的厮杀、刀笔与舌的谩骂，弱苗才能长为大树。历次印刷革命概莫能外，就以本次电子排版和阅读革命来说，阅读的便捷使得20世纪50年代90%的文盲率变成了如今近乎100%的识字率，电子阅读又使得读书不再和收藏挂钩，从而使书籍不再占用家庭居住空间、不再耗费大量金钱。在此之前，浏览仅仅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权利，大众则只能精读所买的可怜巴巴的几本书。电子阅读大大扩展了广大民众的阅读量，对一般百姓而言，深阅读意味着家里只有八个样本戏，据说都是精品，反复看来看去；浅阅读意味着可以浏览全世界的互联网，每天接触不同信息，对文化的提高作用不言而喻。有的国外学者认为，纸书可以降低阅读速度，从而提高记忆力和消化效率。那么用刀笔在竹简上刻字也可以降低写作速度，当年也曾有大批拥趸，今日却不足为训。 

    说到提高有效阅读率，增强记忆和消化知识的能力，最好的办法不是人为降低阅读速度，而是反复阅读与引用、验证所学知识，由博而约。社会进步由于印刷革命大大增速，普通民众和读者从以往的半文盲状态过渡到通晓新闻标题，但精英知识分子的数量与质量提高的速度很慢，这使得读者与作者之间距离缩小。读者不再认为作家神通如超人，也不认为他们的作品神圣如经典。因此我们这个时代获得知识的方式，不再是反复背诵与天地同在的格言，而是与作者互动，通过深入挖掘，自主吸取养料。因此写作和互动化成了深入阅读的一种形式。 

    我的第一次深入分析作品的阅读写作体验是在大学时期的2000年，课题是某位海外作家，国际知名度登峰造极，而国内则应者寥寥，只有一群又一群没有读过这位作家哪怕一部作品的“盲人”批判家狺狺狂吠。我在毛尖老师的指点下用当时尚未享有大名的Google，阅读到了这位作家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品，当时的网禁不严，国内网站收录甚至比我一年后买到的联经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还全面。因为所作的研究是国内草创，在无纸的条件下，编成了作家年谱、大事记、作品年表，师承各海外流派的溯源，以及作品风格的前后期发展。这样的论文写作过程让我坚信，互联网时代的阅读，因其博大如海，其深度是死抱几本纸书研究的井蛙所不能想象的。靠电子化的数字检索系统完成学术论文繁琐的查证功能，让学者简化机械的材料收集过程，是季羡林先生的遗愿，不料竟实现于今日。 

    电子时代的阅读与写作造成了强大的两极分化：解放前的文盲半文盲阶层，由于掌握了浅显的文化知识，进化成了廉价书商，用剪刀加浆糊的方法生产着文化苍蝇餐馆里的盖浇饭，这类图书，不在阅读史的研究范围，只是增大了阅读者的绝对数量而已；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则摆脱了比择豆芽还麻烦的学术材料搜集，让因因相袭的学术中传来更无遮拦的清新春风。陈寅恪先生写作《柳如是别传》，引用书籍七百余种；钱钟书先生家无藏书，每周将所要阅读的图书开列目录，用小卡车拉到自己书房，再将读完的图书送回。当然陈钱两位先生，并非逐字逐句在一周内阅读所有一卡车图书，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在需要引证的章节，加入佐证而已。纵使如此费心查找，陆文虎先生编辑《管锥篇》的时候，仍然指出了无数引文错误，可见人脑比不上电脑。钱先生晚年就耗费在为自己旧作查证挑错中，如果此时电子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典籍已经可以电子搜索，则至少可以省却一多半的核对时间。因此今天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并未因电脑普及而增添论文水分，影响论文深度，却因见识远大而不死扣引文出处，思路得以深邃而不中断。如陆谷孙先生倾上海一流学者16年之力，得以编成《英汉大词典》，但修订的时候，仅用了5年时间，就编入了英语新词5万条（全书22万条），且有《牛津词典》等权威辞书都未能收入的新语料，网络及电子语料库居功至伟。借用网上的一个比喻，纸书的阅读者嘲笑电子阅读者是浅阅读，仿佛太监嘲笑猛男得了性病。人固有一死，快活死总比郁闷死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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