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g主人按：中国人容不得叛徒，其实中国人连俘虏都看不上。所以才有朝鲜战场上我军看到被俘美军身上都有中文写的认输请求人道对待之类字样后觉得万般可笑之事。另外，中国人一向对于圣人的做法极为推崇，比如文天祥、陆秀夫这种的自我牺牲，而对于投降的一般要鄙视十八辈子，比如清廷对于洪承畴这种极有价值的降将，也还是看不起的，尤其在掌握了政权后，更要将其打入《贰臣传》里盖棺论定。而泰国是整个国家在任何时期都八面玲珑且擅长审时度势的，这种做法与它北边这个大个的邻居所口称的价值观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了。】

　　在19世纪的东南亚，泰国是个特殊的存在，它是东南亚唯一未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国家，而整个亚洲一共也就两个，另外那个是日本。至于中国，我们在中学的历史和政治课本上都学过，一度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泰国维护独立的过程中，到底什么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学界众说纷纭，主流的看法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缓冲地带说”。有诸多人认为泰国之所以能保持独立是因为处于英法殖民地之间，英法两国的对抗使得泰国成为了一个缓冲区，为了减少殖民地边界之间的摩擦，英法选择以泰国划界而治。在欧洲就有很多这种充当缓冲区的小国甚至中型国家，比如安道尔之于法国西班牙，瑞士之于法德意，都是典型的缓冲区设置。但是，从亚洲其他国家的角度看，这个解释也有点难以令人完全信服，在19世纪，处于英俄势力间的伊朗和阿富汗均未能像泰国一样，分别被英俄两国分而治之，阿富汗则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所以，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缓冲地带说有些站不住脚。
　　其二是“割地说”，认为泰国出卖主权，割让了土地得到了英法两国的让步。这个解释也不妥当，因为与泰国邻近的缅甸和越南即便出卖了主权，仍沦为了殖民地。此外，中国有学者认为，泰国未沦为殖民地的原因是由于成功的改革。梁启超在1896年也谈到，“暹罗处缅越之间，同一绵薄，而稍自振厉，则岿然尚存。”但是改革后的泰国，物资情况还是不如英法，无法自保。因此，因改革而壮大从而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一说更可能是梁启超等改革派出于鼓励清廷学习西方的托辞。
　　于此种种，最可靠的一种解释也许是“外交因素说”，即泰国利用外交手段斡旋与西方列强之间，最终达到了保存自己的目的。然以往学者在论证“外交因素说”时只是单一地将外交因素作为唯一的原因绝对地看待，忽略了外交活动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忽略了泰国的文化的影响，因此显得说服力不够。

“大国倾向”在泰国

　　分析外交因素的关键性作用不仅在于外交政策自身，其他各因素的作用也在通过外交活动得以体现。也就是说，泰国外交之所以能够成功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没有被殖民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固然有改革带来的规范层面的变化以及当时亚洲和欧洲的地缘局势，但泰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外交政治风格和佛教思维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它们的作用通过外交途径发挥出来，其自身也成为促使外交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
　　表面上来看，泰国自立国以来在和周边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长期交往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外交方式，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大国倾向”政策。这种外交方式在拉玛四世蒙固王时期变得逐渐清晰，后来拉玛五世王朱拉隆功又对其加以发展和完善，使之成为泰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它对19世纪泰国维护国家独立、免于沦为殖民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泰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泰国也确有不少学者研究当下和未来哪个大国将引领世界潮流，之前是欧洲列强，随后有日本的崛起，二战以后的美国一家独大，现代则中国逐渐在国际上有个话语权。这些都是泰国学者津津乐道的题目。也就是说，而泰国的外交则倾向于它所认定的大国，哪个国家有成为大国强国的倾向，则泰国就倒向该国。如果我们用一个更为通俗的词，那就是“墙头草”。
　　事实上，在多国中间的交汇地区，很容易形成这样的特质。我们中国的湖北在三国时期就是缓冲地带，该地就有“九头鸟”的雅号，追究其含义，也是有前后左右上下顾盼而期待找一个更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意思。刚巧韩国也有这样的一个地区，那就是清州，该地人就在当年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争夺之下保持了微妙的平衡，身处该地的人也必须研究“大国倾向”啊。
　　二战期间，泰国就被日本给盯上了，妄图吞灭泰国。此时的泰国可是不慌不忙，用着当年对待英法两国的方法，先是跟英国一起商量对抗日本，结果英国当时陷入恶战，无暇顾及，随后泰国调转身段和日本签订了《日泰同盟条约》，商定一起殖民东南亚。而泰国在帮助日本打仗方面，也曾经不遗余力，当日军后勤缩减，泰国就为日军送后勤，日军兵员不够，泰国就组织兵源。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泰国就立即宣布跟日本没有任何关系，对英法的宣战也是无效的，二战结束后，泰国还作为战胜国向日本索要了150亿的战争赔款。

宗教与改革：外交政策价值取向的西化过程

　　泰国是一个多文化影响国家，佛教文明、穆斯林文明、中华文明、湄南河平原的本土文明、西方文明、日本灌输进来的文明多维交织，加之泰族孱弱的文化根本无法凝聚大家，遑论共识，她主流的宗教信仰里也混杂着许多印度教的东西，典型如四面佛。在古代，泰国就意识到，只有统一的文化体系，才是国家稳定和认同感的基础。因此小乘佛教成为了民族文化中重要一部分，这强化了泰国平和与包容性的国民文化。近代以来，泰国又学习日本，强化王室道统，在世俗层面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体系。
　　一方面，它对经济教育、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它通过影响政治家的价值观念直接影响泰国的内政外交。譬如，直到今天，僧侣和寺庙仍被认为是“民族安全的柱石，因为它们带来团结和统一，起着国家统一和历史连贯的力量的作用。”从历史上来看，泰国佛教界始终把自己和泰国的政治、经济态势捆绑在一起，泰国佛教界一直和本国僧侣信众宣传只有国家经济发展，佛教才会兴旺，经济不景气，百姓贫穷，佛教也会遭到破坏诸如此类的观点，所以泰国佛教反而推动了国家进行改革的进程，影响了国家意识形态。佛教在泰国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家的命运和佛教兴旺息息相关，因此泰国历史上王朝从不忌讳变革。事实上，近代亚洲国家中只有泰国和日本做好了迎接社会、政治和经济所需要的变革的准备。回顾18世纪，英法取代葡萄牙、西班牙成为东南亚新的统治者，泰王国关闭了一个半世纪的大门被迫打开。在关系到泰国命运的危急时刻，曼谷王朝继任统治者拉玛四世和紧随其后的拉玛五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泰国国力，提高了泰国的地位。改革成功地改变了既有的制度、规则、观念，重塑了泰国的身份认知，配合了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的有效运转。所以，改革在泰国未被殖民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通过外交规范的改变，挽救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即利用“大国倾向”政策推进外交活动。
　　因此，用改革使泰国物质层面发生改变来笼统地解释泰国未沦为殖民地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而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在物质发生变化的同时，改革也是从多重规范上对泰国进行重塑的过程，使泰国最大程度地与西方接轨，并赢得西方的好感。这些好感通过外交活动以及相互的交流沟通，被西方国家逐步感知并认可。传统认识上物质等有形的力量在这里让位给现代外交规范等无形的力量，而这种无形力量正是泰国和西方列强相互构建彼此新形象和身份的核心要素。身份认同往往比物质力量更具有影响力。泰国的努力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移植过来的制度与原有的文化嫁接，在保持传统和信仰根本不变的情况下，最终按照西方的流行观念做出部分融通和变更。

迎合西方的外交方式：求全而非玉碎

　　外交规范的改变促进泰国外交活动的开展，也使得泰国能对自身的实力进行正确评估，对外部环境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同时泰国领导人也明白在没有强大国力作后盾的前提下，必须在规范层面与西方接轨，这样才能赢得谈判桌上的部分话语权。
　　十九世纪后期的泰王很快意识到他的国家将进入一个新纪元，如果泰国想继续周旋于各国之间，那就需要自身做出改变，而不是将西方影响拒之门外；相反，在吸纳西方文明的同时不断调整自己，以和西方保持一致。无论是两位君王所做出的政治制度上的革新，还是废除奴隶制、倡导现代科学、鼓励宗教信仰多元和推行亲民举措等一系列政策的颁布，泰国所致力的改革无疑都是和西方规范合拍的，它们迎合了欧洲的观点，减少了与西方国家不必要的摩擦。比如，废除奴隶制、实施亲民举措为泰国从标榜“自由、平等”的西方新兴资产阶级那里赢得认可；现代科学的引入、普及和语言文化的学习使得泰国有了与西方国家对话的可能，并用西方国家的思维和它们能够理解的语言与之交流沟通。和泰国接触过的西方政治家们时常会提及泰国人在谈判中的技巧以及他们对于复杂、冗长讨论所表现出的天赋。1867年《暹法条约》签订过程中泰国成功的外交斡旋即是一个例证。
　　总的来看，19世纪泰国外交之所以能够成功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改革带来的外交变化以及新的文明国家身份的形成分不开的。从已有史料来看，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泰国有着更为熟练的外交经验和更加开放的心态。当时泰国国王已经意识到泰国必须做出调整以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在泰王的带领下，泰国自上而下的改革彻底展开，向西方学习的步伐由此启动。其间，泰国不仅改变了落后的习俗，如发型、着装等，还对许多长期以来存在的制度进行了重新安排，以便更好地与西方接轨。
　　同时泰王亲自到国外参观访问，争取同情，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博得西方好感。泰国在与西方国家的外交互动中习得新的规范，通过改革将西方价值内化，从而形成了新的身份。求得“瓦全”带来的当然就不是玉碎，而是更好地保留了既往的价值观，并使其有升级的空间与可能性，也减少了不必要的摩擦。
　　地区局势既是泰国规范习得以及身份形成的文本场景，同时也是泰国外交互动的外部环境。泰国的均衡外交以不均衡状态存在为前提，列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这种不均衡状态的基础； 由于无法避免斗争和矛盾，不均衡状态也就客观存在。因此，殖民国家在亚洲和欧洲的矛盾为泰国提供了便利，而泰国也抓住机会成功在不同列强之间展开外交斡旋，最终保持了自己的相对独立地位。
　　审时度势、颇识时务、就坡下驴、融入主流，原本就是佛教的本义，加之泰国原本就处在大国阴影之下，最初是中国印度，后来是英国法国，二战时是日本，再后来则是美国，所以，习惯于这种状态也就必然带来了心态的调整和顺应。
　　“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李宗盛的这首《凡人歌》用来形容泰国，似乎还真有点合适呢。

【本文初稿为张同学完成，我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