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僧是东土大唐国奉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的。”这句话是《西游记》中唐僧的口头禅，全书中一共出现了二十余次。这句话包含了三个意思：“做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主旨明确，言简意赅。但其中存在疑问：其一，即便在小说中，也见得玄奘佛法之非凡，那么促使其西行的原因是什么呢？其二，三藏法师自称“奉旨”，真相果真如此么？其三，玄奘法师是唐朝和尚，而天竺的那烂陀寺位于如今的尼泊尔境内，地理位置上位于大唐西南，为什么称大唐为“东土”？为什么称天竺为“西天”？这也对应了题中之义：“唐僧为何不经由云南泰国而印度？”为了解答这些疑惑，我们不能将目光局限在小说之中，而应超脱于传统的神话体系，超脱于后人的演绎想象，超脱于斗战胜佛的法力无边，着眼于历史之实，着眼于玄奘其人，着眼于佛教本身。

其人、其僧、其境

　　玄奘，俗姓陈名祎，是东汉名臣陈寔之后，其父陈惠曾做江陵县官，一共有四个儿子，陈祎为幺儿。在陈家四兄弟当中，陈玄奘的二哥陈素也信仰佛教，并在陈惠百年后于洛阳净土寺出家，后称长捷法师。而陈祎正是受其影响自小便入寺修行。隋大业八年，年仅十岁的陈祎作为小沙弥，于净土寺出家。唐高祖武德元年，玄奘受战乱所迫赶赴四川，在蜀地期间研习大小乘经论及南北地论学派、摄论学派各家的学说，学业大进。武德五年，玄奘于成都受具足戒。

其义、其派、其争

　　经过多年的参访、苦修，对于佛教玄奘已经有了自己的观点和创新。但是，随着修习愈深，玄奘越发地感到不同的佛门派别对佛教义理的理解不一，注疏也不同，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分歧很大，难以融合。特别是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早在南北朝时，佛教学术界就开始了“一阐提众生有无佛性”的论争。鉴于法相学形成北方地论学、南方摄论学的差异，如何融合二者成为玄奘每日苦思的问题。其实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也是中国本土佛家对佛经翻译、理解的历史。由于每个人对于梵文的理解会出现差异，这就会产生争论，有了争论就出现不同的派别，所以到隋唐时期佛教里产生了很多派别。武德九年，天竺僧波颇来到长安，玄奘得闻印度戒贤于那烂陀寺讲授《瑜加论》总摄三乘之说，大概相当于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已有形状的意思吧，于是发愿西行求法，直探原典，重新翻译，以求统一中国佛学思想的分歧。

其择、其路、其得

　　贞观元年，玄奘向朝廷请求西行求法，但当时唐朝正在和西域诸国开战，因此官道封锁，隘口关闭，因此其请求未获批准。所以，其实《西游记》中唐僧所言“奉旨”云云不过是作者为了抬高唐僧的地位加之其上的，唐长老在现实的取经路上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偷渡。但玄奘决心已定，根据温玉成，刘建华在《文物春秋》上发表的论文《玄奘生平几个问题的再考订》中的说法，他“冒越宪章，私往天竺”，时年二十九岁。
　　再根据《佛教大系完成会》里的说法，玄奘在途中经兰州到凉州，继昼伏夜行，至瓜州，再经玉门关，越过五烽，渡流沙，备尝艰苦，抵达伊吾，至高昌国。后经屈支、凌山、碎叶城、迦毕试国、赤建国、飒秣建国、葱岭、铁门。到达货罗国故地。南下经缚喝国、揭职国、大雪山、梵衍那国、犍双罗国、乌伏那国，到达迦湿弥罗国，行程13800余里。玄奘的取经路线不仅称得上“路漫漫其修远”，而且也可以说是“曲线救国”。玄奘从长安出发，沿着古丝绸之路，在现在的阿富汗转而南向，经过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最终到达当时的预定目的地——那烂陀寺。
　　在玄奘到达迎湿弥罗国后的一年里，又亲历四国，所到之处都做停留并就地学习佛法，之后再进入中印度，时年已有三十一岁。此后，玄奘一边学习佛教经论，一边巡礼佛教遗迹，先后经历翠禄勒那、袜底补罗、揭若鞠阁等十多个国家（那个时代印度并非一个国家，而是数不清的国家数量，几乎类似于希腊每个城市都是一个国家的样式），始至那烂陀寺留学，玄奘在那烂陀寺历时五年，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前后听戒贤讲《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及《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以及因明、声明等学，同时又学婆罗门教经典、各类梵书。
　　贞观十年，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先后到伊烂钵伐多国、萨罗国、安达罗国、驮那羯碟迦国、达罗毗荼国、狼揭罗国、钵伐多国，访师参学，时年玄奘三十九岁。他在钵伐多国停留两年，悉心研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论》及《摄正法论》、《成实论》等，然后重返那烂陀寺。不久，又到低罗择迦寺向般若跋陀罗探讨说一切有疗三藏及因明、声明等学，又到杖林山访胜军研习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无住涅槃、十二因缘、庄严经等论，切磋质疑，两年后仍返回那烂陀寺。当时的佛教盛行辩论，听众无数，一般形式是亭子里对垒双方进行现场辩论，然后再将辩论内容由中介之人（估计耳力和高音都很好）传至外面听众的耳中，陈玄奘在印度国内用梵语进行佛学辩论几无对手，代表中国队赢得了古代亚洲大专辩论赛的很多次胜利。
重返那烂陀寺后，鉴于玄奘的能力和影响，戒贤嘱其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

唐长老的其他选择

　　刚才在评价玄奘取经路线时用了一个词“曲线救国”，如果我们参照世界地图，可以看到唐长老实则选择了一条地理意义上最远、也最难走的路。因为这条西行的路不仅地理环境差、路途拐弯、容易迷失，而且当时正值大唐对外战时，因此很容易受战乱所扰。
　　如果不从这里走，他还有哪些选择呢？
　　唐朝的领土范围不仅包括现在中国陆地最南端的全境，而且还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和泰国的一部分。因此，要去印度，从地理上看，这是一条最近的捷径。还有一条源自梁启超先生对中国佛教传入来历的推测，梁先生认为中国佛教的传入并非经由西域的陆地，而是东南的海上。若是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时，就有这条航路和相应的航海技术，那么这也不失为一条备选方案。下面我们来分别考察一下这两条路。
　　太宗时期的大唐王朝沿袭汉制，将全国划分为十道，每道派遣寻访使，玄宗时期将总数扩为十五道。其中，岭南道是唐朝行政区划中最南端的府道。如今的旅游胜地“新马泰”就与这一道接壤，但早在一千多年前，这里不仅人烟稀少、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自然环境相当恶劣。这也使岭南道在唐宋期间成为流放政治犯的首选之地。仅有唐时期，就有六成以上的政治犯被流放至此，其中比较有名的包括太宗时期的前太子李承乾及其家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侯君集的家人、大唐名将薛万彻、高宗时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家人（都是因为被武则天所妒而流放）、名臣魏元忠、酷吏周兴、诗人宋之问等。由此可见，唐时的人们都把岭南地区看做是一座牢笼、一个地狱和一道屏障。因此，潜意识中人们都没有把这一地区当成对外交往的通道，而是一道夹在中华文明和南亚文明之间的裂缝，恶劣的自然条件像天堑一般不仅横亘在南亚次大陆的最北端，也内生于人们的心间。
　　那么水路呢？这条我们提供给三藏法师的选择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今天已再度成为热点概念。通常认为佛教是汉明朝刘庄在位时期传入中国的，其中还有一则轶事，说的是刘庄一天晚上梦到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此后才有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之事以及洛阳白马寺的建成。近代以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却对此持保留意见，他们结合分析“海上丝绸之路”的史料记载，认为存在佛教最初经由东南亚海上传入中华的可能。梁先生在其所著《佛教之初输入》中是这么论述的：“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地也。以汉代与月氏、罽宾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响。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饮冰室专集》第五十二卷第7页，中华书局1936年版。）
　　照此一说，玄奘完全可以沿着当初的海上传教之路，反其道而行之。但是事实上，关于佛教传入的这一说法学界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关于大小乘佛教的差异、传入时间的早晚都是争论的焦点，因此只能单纯考虑“海上丝绸之路”存在的价值对玄奘的影响。这条路线早在西汉之时就出现了，古罗马人不满于波斯人对中西方贸易的垄断，开辟了这条联通东西方两个文明的航线。不仅交换“海上丝绸之路”两端的商品，而且还大量采购沿途国家的商品，古时很多进口的象牙、犀角都产自途经的安南地区，也就是如今的泰国、越南附近。

　　但玄奘法师却依然选择了那条更难走的路，或许从其所想得和其所得可对其心境窥知一二。

　　玄奘最初是惑于各部佛典存在的分歧，出关之后他不用每天过着昼伏夜出的生活，因此每过一地，只要存在佛家香火，必停留学习交流。也就是说他的目的地不仅是那烂陀寺，而是他所踏上的每一片土地。玄奘法师每前行一步，下一步就成为了他的目标，他要从这条路上探究北传佛教从何处出现了分歧，以得证真理。实际上，当年的高僧大德多有这样的普世情怀，凡是有人的地方，漂流到此，就在此地开始传经，等到有了一定的信徒，再奔赴下一个没有预定的目的地。如果没有这样的宗教情怀，佛教也很难在脱离原产地印度之后还能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博学且慈悲为怀的玄奘设置的这一目标促使他选择了最难、最长的路，而他的选择或许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佛教传入华夏的真正路径。

范超初稿，我最后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