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

曾泳春

   我第一次听到“博士生”这个词是在初中，那一年我们中学举办了一次校庆，邀请了很多拥有各种头衔的校友嘉宾。那是80年代中期晴朗的一天，我们站在操场上听校长介绍那些嘉宾，时隔多年，我只记住了那个头衔是“博士生”的嘉宾。校长介绍结束后，几个嘉宾代表依次发了言，那位博士生也讲了话。他说的话如今我已记不起，但依然记得自己那时的思绪。那天我站在校道旁那棵大玉兰树下，痴痴地想：那是要当博士的人，该有多么崇山峻岭般的学问啊！

   初中结束那年，爸爸去了美国做访问学者。那一年是我少女心事比较纷乱的时期，如今似乎想不起当时的情绪，只记得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我被阳光照得眯起了眼。用眯着的眼看世界，看蓝天白云，看变得透明的树叶，看外婆家斑驳的老墙，还有老墙上的一丛草。那一年爸爸每周都会来一封信，我集了很多外国邮票，除了信封上的，他还给我寄来从别人那里要来的邮票。我的注意力全在邮票上，不大关注爸爸信里的内容（那是妈妈关注的），却记得他经常提起一个叫杨红的女博士后，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博士后”这个称呼。后来，那个博士后在美国学习多年后，回国结婚生子，过上平凡人的生活。想来，那也不过是80年代末的事儿。

   无论是“博士生”还是“博士后”，对于这两个听来的称呼，当时于我是不怎么理解的。多年以后，我才真正懂得了这些与学问有关的称呼。

   我第一次接触博士生是在大二，那是一个有些混乱的春夏之交，不少人以谈恋爱来安抚慌乱的心。宿舍里一个女生交了男朋友，是一个博士生，而且是国内第一个染整专业的博士生，当然他后来成了国内第一个染整博士。那些时日里，那个博士生几乎日日泡在我们宿舍里，坐在那个女生的床上。宿舍里的其他女生在开始的好奇过去之后，逐渐觉得厌烦起来。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想法，觉得与“博士”有关的学问大得崇山峻岭般的人不该这么赤裸裸地谈恋爱——学问远比恋爱重要，而这个博士生硬生生地破坏了我对学问的尊重，同时破坏了我对博士（生）的尊重。

本科毕业后，我直接读了硕士研究生。那时凤毛麟角的几个博士生夹杂在我们中间，他们也没有固定的实验室和办公室，日日在研究生宿舍大楼里晃荡，晃成了“研楼居士”。然后就毕业了——就好像这博士学位是孵出来的似的。当然他们是要做实验的，也是要和导师讨论课题的，但因为是一个导师面对一个博士生（那时博士生很少，几乎没有一个导师带多个博士生的情况），所以导师不会日日盯着，也没有那么多规范。

再后来，就是自己成为博士生了。到了我读博的时候，博士生的数量已经初具规模，渐渐出现了一个导师名下有若干名博士生的情况，当然也出现了师兄师妹。读博第一年要上一些课程，那时上课倒是比现在严格，反正我是花精力学了不少基础课。有一门课叫“现代数学选讲”，老师李绍宽是中国第一代自己培养的18名博士之一，赫赫有名。李绍宽上课绝对是逻辑清晰、板书工整、讲课抑扬顿挫，可惜，他教的那些（包括集合论、代数结构、拓朴结构和分析结构）我几乎没学到些什么，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我那时学得很功利，觉得用不到的就学不进去，毕竟年龄也大了，急着早进入课题早毕业。

我刚开始读博时，整个系各个导师的博士生都集中在一间大屋子里，那是最早的博士生工作室了。那时电脑不够多，常常要几个博士生共用一台，很是不便。记得有个博士生在编程序用有限元计算流场，于是他在电脑上贴了个字条：“此电脑正在进行大型计算，勿动！”算是把那台电脑霸住了。这样的大工作室是热闹且自由的，经常一个同学提出个问题，大家就畅所欲言地参与讨论，那是自发的seminar，因为没有导师坐镇而显得更加热烈，效果很不错。再后来，每个导师带的博士生逐渐增多，有的导师就把学生从大工作室里独立了出去，形成一个组，定期开组会，像模像样地与国际接起轨来。

后来，我知道了那样的组在国际上叫做group，不同group的学生之间是不怎么交流的，各有各的江湖，发展到后来，彼此的课题都是保密的，唯恐智慧被人偷了去。如今有的group大得像个小企业，于是导师也成了老板，麾下是一组一组（而非一个一个）的博士生，称为某家军。

学生们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样的group，博士生入学说的是进入某个组。每每谈起我们组怎样怎样，倒是我这个导师始终不太习惯。因为我的情怀依然是白衣飘飘的剑客，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学生行走在江湖上，倾心雕琢每个学生；而学生根据各自的志向和优势，细细研习各自的剑法。在江湖上，这叫师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