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我近来在编辑一部自选集，这篇文章拟收入其中。这是我学术起步阶段的历史研究习作，弊帚自珍，不忍割舍。事实上，数十年来，相关研究也并未有超出此文者，令人叹息。

        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才略过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将领。以李广名气之大，竞然终身未得封候，这似乎是不合理的。如何解释这一现象?高敏先生在《“李广难封”的原因何在?》[1]一文中认为，李广“不得重用而封侯赐爵”的真实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当时官府以年龄取人而不以德才取人；二是有嫉贤妒能的人对李广进行诬蔑陷害”。笔者认为，高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故不揣冒昧，陈布陋见，以就正於高先生和史学界方家。

 我们认为，“李广难封”的直接原因在于李广积功未达到封侯标准。如所周知，《史记》《汉书》中屡次提到高祖约言“非有功不得侯”。景帝时周亚夫为了坚持这项原则乃至谢病免相。尽管以后对外戚、匈奴降者等特殊情况另有政策，但对一般人来说，这条原则是一直坚持的。即要得封侯，积功需达到一定的相当高的标准，符合标准称为“中率”。除拥立新帝等政治上的功劳外，军人的功绩主要表现为战果。如高先生文中所提到的李广的从弟李蔡，虽“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从卫青击匈奴“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 [2]。李蔡的功状是“以将军再击匈奴得王” [3]。再如郝贤封众利侯的功状为：“以上谷太守四从大将军击匈奴首虏千级以上”[4](此据《汉书》,《史记》作“首虏二千余人”)“得王”以及“首虏千级以上”都是很大的战果，可见当时封侯要以建立相当大的战功为前提。尽管李蔡等人在人品、才干和名声等方面比李广差得很远，但不能不承认，他们取得的战果为李广所不及。通观《史记》、《汉书》,可以发现其中虽不乏关于李广骁勇善战、清廉朴讷、体恤士卒的描写，却没有一处写到他获得了足以封侯的战果。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李广未能立功封侯?高先生认为是因为李广一生未能受到重用，而未能受到重用的原因之一是时代的用人风尚。文景时用老臣，李广当时因年青而不被重用；至武帝时，任用年青人，对“年老而体力强健能战之将领，却不加重用”。李广即是这种时代风尚的牺牲品。但据《史记》等记载，李广少年从军，年纪很轻就被擢为边郡太守(是品秩二千石的高级地方长官),时在景帝初年。武帝立，又以名将调任未央卫尉。后又曾任郎中令 (二者皆品秩二千石，位列九卿之要职)。出击匈奴多次，则为将军，皆独当一面之重任。“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官至九卿，怎么还能说不被重用呢?恰恰相反，汉室对李广的任用可以说是量才而用、使得其所。况且是否被重用与得否封候赐爵二者之间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以李广生活的文、景、武三帝时期为例，位列三公九卿而未被封侯赐爵者大有人在(唯自公孙弘后，丞相可援例封侯，其余皆不能例外)。未为三公九卿得封侯者也不乏其人。顺便提一下，高先生文中曾举冯唐为例，说明文景时代青年人不被重用。查《史记·冯唐传》载，文帝时冯唐已年过半百，故文帝称其为“父老”。以能谏拜车骑都尉。景帝立，冯唐已逾古稀，尚任为楚相。至“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90余，不能复为官”而止。这样一个屡任高位的老人怎能被称作不被重用的青年人的典型呢? 

高先生认为李广未能封侯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有嫉贤妒能的人对他进行诬蔑陷害，并指实为典属国公孙昆邪诬陷他欲投降匈奴。“致使李广辗转边郡四十余年而不得封候赐爵。”

《史记》载李广任上谷太守后，常与匈奴作战。公孙昆邪向景帝泣诉，请求将他调离。这本来是为国家爱惜人才的意思，从中实在看不出有诽谤李广想投降匈奴的话来。思之再三，难道是高先生将“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一句中的“亡之”解为逃亡到匈奴方面去吗?百思不得其解，姑且存疑。

      至于高先生言“致使李广辗转边郡四十余年而不得封侯赐爵”，我们认为值得商榷。李广身为武将正宜在疆埸之上立功取侯，做边郡太守不恰恰是给他提供机会了吗?况且李广在景帝三年(前154年)击吴楚乱后徙为上谷太守，假定公孙昆邪在当年即向景帝“诽谤”了他，至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李广从卫青击匈奴失道自杀，前后总共35年。在此期间，李广曾担任未央卫尉、郎中令等中央官职，又曾赋闲在乡数年。他何以能在边郡辗转40余年呢?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情况，我们从《史记》《汉书》中勾稽有关材料，列出李广军政活动大事年表如下：

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始从军。

景帝元年至二年(前156一前155年)先后为陇西都尉、骑郎将。

景帝三年(前154年)以骁骑都尉从周亚夫击吴楚军，遂徙为上谷太守。

景帝三年至武帝建元元年(前154一前140年)先后为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

武帝建元元年至元光五年(前140-前130年)任未央卫尉。

武帝元光五年至武帝元朔二年(前130-前127年)赋闲家居。

武帝元朔二年至元朔六年(前127一前123年)为右北平太守。

武帝元朔六年至武帝元狩四年(前123一前119年)为郎中令。

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击匈奴，失道后期自杀[5]。

从上表可推算出李广在景帝三年至武帝元狩四年间任卫尉10年、郎中令4年、赋闲乡居 3 年，共17年。故其任边郡太守不能超过18年。与高先生所言40余年相差实在太大了。 

高先生此误可能袭自《汉书·李广传》。《汉书·李广传》说：“广历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 ……家无余财。”实抄自《史记》而误改铸错。《史记》言李广历任八郡太守。乃上谷、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右北平。见上列年表。又言：“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盖因郡守与卫尉、郎中令等皆为二千石，故统而言其秩。40年亦举其略数而已。

我们认为，李广未能封候，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既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既有一定的偶然性，更有历史的必然性。我们知道，李广早年曾“从太尉亚夫击军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这本来可以日后作为一个封侯的条件，但由于他私下接受了梁王所授的将军印，故不得封赏。中央官吏私下与诸侯王交通，在当时是大忌。梁王虽因时势而与中央政府友善，其实怀有觊觎皇位的野心。景帝虽虚与委蛇，甚至说过“千秋万岁后传位於王”[6] 这样的话，但对梁王的野心是心怀不满和持有警惕的。梁王授李广印，不言而喻是笼络人心、 挖中央墙脚的不轨行为。景帝对李广接受梁王印的事件不满也是很自然的。武安侯田蚡生前受淮南王金，死后事发，武帝表示田蚡若还活着，罪该灭族了。汉室对李广的处理大体上以功过相抵论，只是从中央调往边郡任职。略有令将功补过的意味。边郡多事，正是立功之所。郡守品秩二千石，并未降级。相比而言，这种处理还算是比较宽大的。但是这件事件对李广一生却产生了极重大的影响，使李广失去了前半生唯一的一个以功取侯的机会。

      从《史记》和《汉书》诸表可以检出，景帝时代除去王子、外戚及匈奴降者外，得封候者共10人。这10个人全是和吴楚之乱有关人员。其中4人是因为父亲任叛乱的诸侯国的官吏，“不听王反，死事；子侯”[7],其余6人全以“击吴楚功侯”[8](其中1人以“前有将兵击吴楚功”[9]得侯)。可见这个机会对李广来说，是多么关键。

       如果说受梁王印事件的发生，他个人尚负有一定贵任，还是比较偶然的。那么,在李广此后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与匈奴数十战而未能“以击胡军功取候”,就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了。从战国到秦代，中原各国和统一后的中央政府，对匈奴皆采取战咯防御的方针。修筑长城和边塞事障，屯兵防守。汉兴，匈奴为患更甚。经过秦末和楚汉战争，中原凋弊已甚，汉朝政府不得已对匈奴采取外交上和亲与军事上防御相结合的政策。至武帝前期，汉朝在军事上对匈奴仍采用前代旧战略，即消极防御为主。在战术上也是前代老办法，即以步兵集团为主力，依托边塞事障对入侵的匈奴骑兵进行堵截、伏击、间辅之以局部出击。在这种战略思想和战术方针指导下，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不可能取得很大的战果。军事将领们当然也就没有机会立功取侯了。所以文景两代无一人以击匈奴积功为侯的。命运所捉弄的不止李广一人，与李广同时代的将领如程不识、韩安国等人亦皆名重一时而不得立功封侯，此乃时代使然。故文帝惋惜李广不遇时，真乃中的之言。高先生以为文帝此言乃“推脱责任”,笔者不敢苟同。 

及武帝壮，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汉的国力增强，有了战胜匈奴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汉室所用卫青、霍去病等新一代军事将领，在战略战术思想上勇于革新。他们一反旧时以步兵集团为主力、主要依托边塞亭障消极防御的姿态，着眼于从根本上消除匈奴对汉朝的威胁。在战术上，以大规模骑兵兵团为主力，一次战役中动员的公私马匹竟多达14万匹[10]。长途奔袭，直捣匈奴根据地，包抄消灭其有生力量。迫使匈奴投降或远遁。汉军采取这个正确的战略方针，获得了在旧的历史条件下，在旧的战略战术方针指导下所绝对不可能取得的空前胜利。由于战果辉煌，不但主帅卫青、霍去病得到厚赏，从行将校也有许多人因此叙功得侯，包括一些才能和名声都比李广差得远的人。如高先生提到的“虽无大功，而再候，为丞相”的公孙贺和李蔡等人。李蔡功状已见前述，公孙贺封南峁侯的功状是：“以骑将军从大将军击匈奴得王功”[11]。可见，在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下，在指挥得当的整个大军中某些局部动作并不需要特别的创造才能，只要按步就班地进行，就可取得相当大的战绩。而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尽管个别将领具有杰出的才能，也往往无法力挽狂澜。这就是时势造英雄。

  那么说，李广壮年时固无战胜匈奴，立功封候的历史条件。到其晚年，社会历史条件成熟，诸校尉立功取侯者纷然，为什么李广不能加入他们的行列呢?是否如高先生所言，可视为公孙贺、公孙敖等勾结卫青对李广进行陷害的继续呢?回答是否定的。根据有关史料，我们探讨了李广晚年未能立功封侯的原因。

 首先，卫青等人所领导的对匈奴的大规模进攻战役，李广参加次数较少。这样不可避免地减少了立功的机会。

        据记载，元光五年汉朝遣卫青、公孙贺、李广、公孙敖等人为将军出击匈奴。这次战役本身意义并不大，但它是对匈奴全面战略进攻的序曲。可惜李广运气不佳，这场成武雄壮的活剧刚拉开序幕，他就被迫离开舞台。在这次战役中被优势兵力的敌人打败。“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吏当广所亡失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此后数年间，正是卫青等率领的大军对匈奴作战取得重大战果的时期，尤其是元朔元年及元朔五年的大胜仗，李蔡、公孙贺及诸多将校都在此役中立功封侯，而李广却无由参与。此期他先是赋闲在家，继之又到远离中心战场的右北平任太守。直到元朔六年才有机会参加到卫青所率领的大军行列

中来。

      其次，元朔六年以后，李广年事已高。无庸讳言，以一名武将来说确实已过了他的全盛时期了。虽然作为军队中的前辈著名将领，他仍享有很大名声，但当局在对他的使用上，显然要慎重一些。故元朔六年，仅任命他为后将军，以致够不上敌人。“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候者，而广军无功”。到元狩四年，几乎干脆就不许他随军出征。“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然而暗中武帝却告诫主帅卫青“以为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一般都强调卫青为给公孙敖提供立功机会而冷落了李广。造成李广失道后期自杀。事实上在这个事件中公孙敖只是一个偶然因素，既使没有他的存在，卫青当然也必须遵循武帝的指示。虽然在实际上，此役之中卫青全军无一人立功，“而大将军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12]因而此事和李广一生不得封侯并无直接关系。但它的意义在于表明，对于李广这样一个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老将军来说，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军事舞台上，他已经是一个多余 的人了。这一点是导致李广自杀的根本原因。

据记载，李广出身在一个世代骑射的家庭。他的骑士的荣誉感特别强烈，并且表现为过分强烈的功名欲望和狭隘自尊心。前者驱使他不顾后果私下接受梁王授与的将军印，反使他失去一个极好的封侯机会。后者使他在奉命出征之时，公报私仇杀死了曾羞辱过他的霸陵尉。对于此事，武帝虽然批示说：“夫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图於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13]表示不予以追究。事实上，皇帝是着急要李广快快赴任，“率师东辕，弥节白檀，以临右北平盛秋。”[14]可是心中难道会丝毫不存芥蒂吗?《史记》说李广为了保证自己百发百中，“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 ……”他为虏生得而失去参加对匈奴大进攻的机会是否与此有关?李广性格上又是讷口少言，不善交游。在官场中这是不是影响自身利益的一个不利因 素?  如果仔细加以研究，不难从 一 系列仿佛是互不关联的偶然因素中，发现使李广 一 生未能 封侠的带有规律性、必然性的因素来。

司马迁对李广怀有崇高的敬意与深刻的同情。他将自己的这种深沉的情感倾注在《李将军列传》这篇史传名作之中，使之成为堪称“史家之绝唱”(鲁迅语)的佳篇，感动了历代的人们。李广的命运激起人们的广泛同情，“李广难封”的问题也自然引起人们的注目。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工作者，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已不能再简单地附会前人的咏叹，更不能脱离史料和史实来研究。而是要从事实出发，从对历史人物命运的分析中把握、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才是我们的出发点。

（本文原刊《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1]高敏：《“李广难封”的原因何在?》,《光明日报》1987年4月8日。以下所引高先生观点皆出此文，不再注明。

[2]《史记·李将军列传》，引文不加注者皆出此传。

[3] 《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4] 《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5]参见《史记》的《韩长焉列传》、《卫将军票骑列传》、《万石张叔列传》及《汉书·百官公卿表》。

[6] 《史记·梁孝王世家》

[7] 《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8] 《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9] 《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10] 《史记·卫将军票骑列传》: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14万匹。

[11] 《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12]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13] 《汉书·李广苏建传》。

[14] 《汉书·李广苏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