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点文字 纪念已经去世10年的父亲（之一）

我的父亲1942年末出生于胶东半岛的乳山县农村，2004年端午节凌晨时分去世，去世时不到62周岁。父亲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村中学教师，他一辈子的生活和工作范围都没离开过乳山县的范围，如同中国绝大多数的年龄段的人们一样，父亲在年轻时生活和生活方面受了很多苦，后来日子慢慢好起来了，当他到了可以真正享受生活的时候，却不幸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在满怀留恋当中较早离开了这个世界。2014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周年了，也是父亲的本命年（马年），本来一直写点东西来纪念一下父亲，但由于这样那样的事情而造成拖延，终于在2015年的元旦假日期间能坐下来写点文字了。

父亲1962年高中毕业，当年高考落榜，于是回老家农村学校作民办教师，1964年与母亲结婚。父亲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通过招聘考试的方式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从而在身份和收入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在父亲一辈子的教师生涯中，他教的主要是初中物理课程，先后当过普通教师、农村初中校长、乡镇文教助理员、县城小学工会主席等。父亲一生性格比较内向，力求实干，很多不开心的事情都深深埋在自己心理；在工作和生活方面，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不愿意在私事方面拉下面子求人帮忙，而他自己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为别人提供便利。父亲在子女教育方面，性格比较温和，从不使用家庭暴力来逼迫子女来做事和学习，他说的话相对较少，主要通过身教来影响子女，为子女树立人生观和世界观做出榜样。现讲几件小事来回忆父亲，并激励自己今后的工作与生活。

一、姐姐与非农业户口

  父母双亲是高中同学，他们高中毕业后结婚，母亲也是从婚后当起了农村民办教师，姐姐于1965年出生，也许是兴趣的原因，姐姐的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初中毕业后就呆在家里，放弃了继续读高中的想法，在当时，我在读小学，家里的经济条件继续供姐姐读高中也无太大压力，在那个年代，农家子弟都是把读书和考大学作为自己的重要出路，尽管如此，父亲也接受了现实，并没有强迫姐姐继续读书以图跳出农门。事情可能的转机出现在1984年左右，母亲由民办教师身份转为公办教师身份，即户口性质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我们老家当时俗称“吃国家粮的”），由于国家当时的政策规定，子女的户口随母亲而不是随父亲，我当时14周岁，可以随母亲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而姐姐由于超过18周岁并且初中毕业在家（不是在校学生了），已经不符合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条件了，当时很多好心人给父亲出了两条主意：一是托关系，到公安派出所将姐姐的出生年月推迟，小于18周岁即可；二是利用自己的工作条件，将姐姐安插在父亲的初中学校随初三读书。只要父亲采纳上述两条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将姐姐的身份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这在当中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姐姐若有了非农业户口的身份，就可以参加县城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招工和招聘，就可能端上令人羡慕的“铁饭碗”，父亲当时已经是初中校长了，以他当时的人脉，只要想做这样事，上面两条都易如反掌。但父亲是老实人，尽管经历了内心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终还是实事求是和坚持原则，没有违规将姐姐的户口转变身份。他的这一举动，使周围很多好心人不解，他对此也不做过多解释。对于此事，父亲内心可能也觉得对姐姐有些愧疚。之后，在为姐姐结婚成家、照顾外甥女求学方面，他都做了大量力所能及事情，似乎在做一些补偿。父亲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我体会到了大事讲原则、不能犯糊涂的道理，这对于我处理工作上的一些重要事情提供了参照。

二、身患重病自己扛，想方设法不增加子女压力

  由于中青年时期的生活条件较差，加之父亲在多年工作中的一些压力和不顺通常由他一个人来默默承受（从来不对家人和朋友畅谈这些负面的东西），父亲在1990年年底时到烟台住进医院，被确诊为胃癌中晚期并做了胃的大部分切除手术，我当时在读大学三年级，正值期末考试，为了不让我分心，父亲让家人对我隐瞒了病情和手术情况。直到我寒假由北京坐火车返回烟台时，姐夫到火车站接我时，才将实情完全告诉了我。我到北京的高校工作后，2003年4月至2003年7月出国到加拿大参加英语培训，在那个时候，我国正在“非典”流行的时期，父母两人从山东老家赶来，与我爱人一起生活了四个月，共渡了那一段艰难而又美好岁月，父母和我爱人一起确定了购买现在房子（当时还是工地，买的是期房）现在想来，父亲可能在那个时候胃癌已经复发了，可惜当时没有发现和觉察到（这是深深的遗憾），当我2003年7月份加拿大返回后，父母就返回山东老家，当年冬天开始，父亲逐步感到身份不适、体重下降较多，但他还是对我们隐瞒了这些情况，他希望我作为一个高校青年教师能集中精力做出点事情来。2004年4月份，根据之前确定的计划，我要到韩国机械研究院做访问学者一年。2004年3月份，父母两人又来到北京，准备在北京陪我爱人生活一年，父亲是抱病来的，他的病逐渐加重，他承受了很多痛苦，吃不好、睡不好，尽管如此，当时包括他在内，我们都没认识到是胃癌复发这一可怕的现实，我们带他到医院看病，花费了一些时间，父亲不顾自己的身体状态，内心更焦急的是担心影响我的工作和出国交流事情，经过反复权衡并与母亲商量，他决意和母亲返回山东老家，他对我和我爱人说，不要因为他的病而影响我们俩人的工作，另外在北京看病太花费时间，等他在老家看完病和治好病再回北京。2004年4月初，返回老家前，父母新又到我们买的期房的建设工地看了看，正在施工阶段，父亲充满期待地说,儿子和儿媳马上就有自己的房子了。父母临行前，给我过了一次生日，父亲到红桥市场买了我喜欢吃的海鲜，吃饭时他给了我1280元，他说，寓意是“要儿发”，他掉泪眼了，我也哭了。说句大实话，在2004年3月份，我真心希望当时韩国大使馆把我去作访问学者的签证拒掉算了，如此，我有充分理由留在国内照顾父亲，但签证通过了，只能根据之前的工作合同约定如期去韩国了。父母坐火车离开北京了，父亲再也没有回来了，他永远留在了山东老家，临行前，父亲执意不让我送他返回老家，我是以送站为名，偷偷上了火车，并一路陪着他和母亲回山东，父亲在火车上非常痛苦，不断呕吐。到了老家，马上住进了乳山中医院，我在乳山陪了父亲两三天，不得不返回北京并准备去韩国了，临行前，我在外面看着父亲住院的房间窗户流泪了，哪知与父亲这一别竟然是永别。2004年4月7日中午，我在北京首都机场准备坐飞机去韩国，此时父亲正在老家医院接受手术，手术过程中发现是胃癌复发，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我是当天晚上到达韩国后才得知这一消息的。从手术到去世这段时间，有两个半月，我经历了人生的最大磨难，我感受到了骨肉分离和亲情阻隔的巨大痛苦，而父亲为了我的进修学习也承受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但也一直不愿意打扰我，不想让我分心太多。在此期间，我每天都要给家里打电话，父亲都是让母亲接电话，说他挺好的，让我一个人在韩国好好的。在这段时间，父亲的求生欲望很强，他从不提出让我回来看看的意思，他还期待他能恢复一些，还能大量吃点东西。2004年6月20日左右，父亲亲自接了我的电话，在电话中听到了父亲受病痛折磨后的微弱声音，我的心在流血，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父亲的声音。2天后，父亲离开了人世，这天正好是端午节，我们老家下了场很大的雨，我在韩国的居住地也下了场很大雨，我彻夜未眠。第二天，当我火急回到国内，我没能看到历经沧桑的父亲最后一面，到生命的最后，他已经很瘦很瘦了。

  自2005年4月结束韩国交流回国至今，十年期，我自愿自觉放弃了很多次出国开会、交流和访学的机会，这不是国为经费困难，不是困为时间冲突。我内心深处的原因，是希望以这种特殊方式来纪念我那平凡而伟大的父亲，在出国期间，我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尽孝的机会，这是终生的遗憾，我希望采用某种方式来弥补。父母在，不远游。国际化和国际交流，不见得必须出国才能实现。十年期间，我在工作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若父亲有在天之灵的话，希望他能看到并开心一些，我今后会做得更好。如果我在工作上和家庭生活上做得不尽心尽力，那就对不起父亲，尽管有些事情在亲人和外人看来有些遗憾，但我已经尽力，想必父亲也不会怪我。另外，我会尽力照顾好母亲和姐姐及家人，请父亲放心。

未完待续。

                                 2015年1月3日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