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的发展简史

       大学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存在，健康的学术风气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则是保持一个大学长盛不衰的根本所在。一百多年来，尤其是在国立浙江大学期间，浙江大学学术风气良好，学术氛围浓厚，在教学、科研、制度等方面形成了以"求是"精神为核心，与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奋斗息息相关，与中国近现代教育科技文化事业的成长进步休戚与共，在全国高校群体之中独具特色的学术文化。笔者认为，促进国立浙大阶段浙大学术文化繁荣发展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是一个重要动因就是学衡派学术文化源流的汇入。学衡派的发展简史学衡派本发起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南高－东大"，以反对新文化、新文学而著称，主张中西思想融通、尊孔、崇儒，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具有永恒的价值，是构成民族文化的基石，孔子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开创者，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轴，具有浓郁的守旧色彩。代表人物主要有：刘伯明、柳诒徵、梅光迪、吴宓、胡先骁、张其昀、郭斌和、王焕镳、张荫麟等人。
　　学衡派的形成起源于学衡派代表人物之一胡先骁的退稿事件及《学衡》杂志的创办。1920年，新文化运动已经波澜壮阔地传播开来，新文化运动干将之一胡适出版白话文诗集《尝试集》，学衡派代表人物之一胡先骁随之撰写《评〈尝试集〉》一文加以批驳，然而国内"南北各日报及各文学杂志"竟无一家愿意刊登稿件，使得学衡派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必须自己创办一个刊物，作为发表意见和申明主张的平台。于是，胡先骁与梅光迪等人商量自办刊物，并于1921年10月，根据梅光迪的建议成立《学衡》杂志社，次年1月1日《学衡》杂志正式创刊。从此，一大批思想保守的人文学者汇集在《学衡》及其后来相继创办的《国风》、《思想与时代》等学衡派学术杂志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学术流派，并在民国时代的中国学术文化格局中占领一域。
　　30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包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浙江大学等著名高校纷纷迁移，学衡派成员随之四处扩散。此时，继国立中央大学之后国立浙江大学作为学衡派的另一个学术重镇迅速崛起。
　　早在1936年，梅光迪应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39年又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以后，一大批学衡派成员相继进入国立浙江大学，比如张其昀应竺可桢校长之聘，到浙江大学创办史地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1939年创建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后改称"史地研究所"），1946年出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荫麟、郭斌和于1937年加盟国立浙江大学，前者先主讲国学通史，1940年聘为国史教授兼史地研究所史学组主任导师；后者任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历任中文系系主任、外文系系主任、师范学院国文系系主任、文学院代理院长、训导长等职。随着梅光迪、张荫麟、胡刚复、王焕镳，郭斌和、张其昀、陈训慈等的陆续抵达，加上刘节、钱基博等新聘人员，"学衡派"的阵地已迁移至浙大。郭斌和掌中文系；外文系有梅光迪主持；史地系则有张其昀、张荫麟、钱穆等。
　　1941年4月，张其昀和张荫麟一席深夜纵谈，商定："拟纠合同志，组织学社，创办刊物，在建国时期从事于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纂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8月《思想与时代》创刊，标志着"学衡派"旗帜在浙大再次升起。学衡派以浙大为中心，汇集了梅光迪、张其昀、张荫麟、郭斌和等浙大学者在内的同人达100多人，大大地提升了浙大在全国的人文学术文化影响。学衡派在浙大的再次崛起，既是浙大文科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学术文化繁荣昌盛的一个方面。

学衡派在浙江大学的兴起

       学衡派作为一种保守思想能够在浙大繁荣发展，至少具有以下两个方面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根本内因。首先就是学衡派的思想文化主张具有高度的学术文化价值，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及其各种演变具有某种互补关系。事实上，学衡派思想虽然保守，但是并不反对改良中国传统旧文化。新文化运动的早期，胡适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旗手之一，梅光迪与胡适之间为文学革命之事早在哈佛大学留学之时就有激烈交锋：胡适认为"白话文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而梅光迪则坚决反对。然而关于旧文学是否需要改革，以及是否使用白话文字这两个基本面上，二者并无分歧。比如，1916年3月间，胡适写信给梅光迪指出宋元白话文学的重要价值，梅光迪回信说："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吾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就使用白话文字而言，胡适要求：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套语滥调，不摹仿古人；梅光迪则主张：摒去通用陈言腐语，添入新名词。梅光迪本人就有一句名言："白话文应提倡，但文言不可废"。可见，学衡派并不反对文学革命，并且赞同使用白话文字。
　　其实，学衡派与新文化的最大区别在于对待中国传统的根本态度：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试图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学衡派则试图从根本上保全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学衡派"反对的只是对于西方文化仅作空泛介绍的 "灌输观"和不作任何评判即进行接纳吸收的"全盘西化"；所高举的是弘扬民族精神、沟通并融合中西文化的旗帜。应该说，学衡派能够逆新文化运动之潮流而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可谓独具慧眼，难能可贵。正如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在为浙江大学段怀清博士所编《白璧德在中国》资料集作序中指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前后后，保守派、激进派和自由派都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具有共同的特点，实际上三派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启蒙。当然这三派又各有特点，它们在推进中国文化的前进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激进主义派在文化转型时期一定阶段往往起着打破已僵化的旧传统、开创文化发展的新局面的作用；自由主义派则可为文化的发展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思考层面，保证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方向；而保守主义派则可以起使传统不至于断绝，而使民族文化有得以继往开来的可能，《学衡》派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
　　学衡派在国立浙江大学再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竺可桢执掌国立浙江大学前后长达13年，为保守的学衡派在浙江大学的聚集和兴盛提供了良好的治学和发展的环境。竺可桢不仅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社员，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的各种重要领导职务，对于民国时期国立浙江大学科学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是浙江大学求是精神的集大成者，是学衡派人文思想文化的同情者、支持者和保护者。
　　早在哈佛大学时，竺可桢与梅光迪就是同学，并且同为中国科学社社员。1918年，竺可桢自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不久，到南高任地理学、气象学教授。1921年南高扩充为东南大学后担任地学系系主任。梅光迪在竺可桢回国的第二年回国进南开大学，旋即入东南大学，与竺可桢成为同事。在梅光迪等人创办 《学衡》杂志之前，由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学生组织"史地研究会"主办的《史地学报》，实际是《学衡》的外围刊物，张其昀是史地研究会的创始会员，对于学会及《史地学报》所起的影响均不可低估，而竺可桢则是史地研究会的一名导师，也是张其昀的老师，给予张其昀及《史地学报》以很大支持，对张其昀的学术道路与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继而学衡派阵地从国立中央大学转至浙大，正是由于竺可桢向当时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的梅光迪、张其昀、郭斌和等学衡派文人的邀请而导致。国立浙大期间的张其昀成为浙大学衡派的中流砥柱，而学衡派人文思想文化则在竺可桢的认可和支持下继续弘扬和发展。1941年 8月《思想与时代》创刊，开篇文章就是竺可桢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可见竺可桢与《思想与时代》月刊及与学衡派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和戮力支持。正是由于校长竺可桢的大力支持，以学衡派思想文化为旗帜，浙江大学在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了一席极其重要的地位。学衡派本发起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南高－东大"，以反对新文化、新文学而著称，主张中西思想融通、尊孔、崇儒，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具有永恒的价值，是构成民族文化的基石，孔子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开创者，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轴，具有浓郁的守旧色彩。代表人物主要有：刘伯明、柳诒徵、梅光迪、吴宓、胡先骁、张其昀、郭斌和、王焕镳、张荫麟等人。
　　学衡派的形成起源于学衡派代表人物之一胡先骁的退稿事件及《学衡》杂志的创办。1920年，新文化运动已经波澜壮阔地传播开来，新文化运动干将之一胡适出版白话文诗集《尝试集》，学衡派代表人物之一胡先骁随之撰写《评〈尝试集〉》一文加以批驳，然而国内"南北各日报及各文学杂志"竟无一家愿意刊登稿件，使得学衡派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必须自己创办一个刊物，作为发表意见和申明主张的平台。于是，胡先骁与梅光迪等人商量自办刊物，并于1921年10月，根据梅光迪的建议成立《学衡》杂志社，次年1月1日《学衡》杂志正式创刊。从此，一大批思想保守的人文学者汇集在《学衡》及其后来相继创办的《国风》、《思想与时代》等学衡派学术杂志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学术流派，并在民国时代的中国学术文化格局中占领一域。
　　30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包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浙江大学等著名高校纷纷迁移，学衡派成员随之四处扩散。此时，继国立中央大学之后国立浙江大学作为学衡派的另一个学术重镇迅速崛起。
　　早在1936年，梅光迪应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39年又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以后，一大批学衡派成员相继进入国立浙江大学，比如张其昀应竺可桢校长之聘，到浙江大学创办史地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1939年创建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后改称"史地研究所"），1946年出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荫麟、郭斌和于1937年加盟国立浙江大学，前者先主讲国学通史，1940年聘为国史教授兼史地研究所史学组主任导师；后者任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历任中文系系主任、外文系系主任、师范学院国文系系主任、文学院代理院长、训导长等职。随着梅光迪、张荫麟、胡刚复、王焕镳，郭斌和、张其昀、陈训慈等的陆续抵达，加上刘节、钱基博等新聘人员，"学衡派"的阵地已迁移至浙大。郭斌和掌中文系；外文系有梅光迪主持；史地系则有张其昀、张荫麟、钱穆等。
　　1941年4月，张其昀和张荫麟一席深夜纵谈，商定："拟纠合同志，组织学社，创办刊物，在建国时期从事于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纂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8月《思想与时代》创刊，标志着"学衡派"旗帜在浙大再次升起。学衡派以浙大为中心，汇集了梅光迪、张其昀、张荫麟、郭斌和等浙大学者在内的同人达100多人，大大地提升了浙大在全国的人文学术文化影响。学衡派在浙大的再次崛起，既是浙大文科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学术文化繁荣昌盛的一个方面。
　　学衡派在浙江大学的兴起学衡派作为一种保守思想能够在浙大繁荣发展，至少具有以下两个方面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根本内因。首先就是学衡派的思想文化主张具有高度的学术文化价值，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及其各种演变具有某种互补关系。事实上，学衡派思想虽然保守，但是并不反对改良中国传统旧文化。新文化运动的早期，胡适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旗手之一，梅光迪与胡适之间为文学革命之事早在哈佛大学留学之时就有激烈交锋：胡适认为"白话文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而梅光迪则坚决反对。然而关于旧文学是否需要改革，以及是否使用白话文字这两个基本面上，二者并无分歧。比如，1916年3月间，胡适写信给梅光迪指出宋元白话文学的重要价值，梅光迪回信说："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吾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就使用白话文字而言，胡适要求：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套语滥调，不摹仿古人；梅光迪则主张：摒去通用陈言腐语，添入新名词。梅光迪本人就有一句名言："白话文应提倡，但文言不可废"。可见，学衡派并不反对文学革命，并且赞同使用白话文字。
　　其实，学衡派与新文化的最大区别在于对待中国传统的根本态度：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试图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学衡派则试图从根本上保全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学衡派"反对的只是对于西方文化仅作空泛介绍的 "灌输观"和不作任何评判即进行接纳吸收的"全盘西化"；所高举的是弘扬民族精神、沟通并融合中西文化的旗帜。应该说，学衡派能够逆新文化运动之潮流而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可谓独具慧眼，难能可贵。正如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在为浙江大学段怀清博士所编《白璧德在中国》资料集作序中指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前后后，保守派、激进派和自由派都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具有共同的特点，实际上三派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启蒙。当然这三派又各有特点，它们在推进中国文化的前进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激进主义派在文化转型时期一定阶段往往起着打破已僵化的旧传统、开创文化发展的新局面的作用；自由主义派则可为文化的发展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思考层面，保证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方向；而保守主义派则可以起使传统不至于断绝，而使民族文化有得以继往开来的可能，《学衡》派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
　　学衡派在国立浙江大学再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竺可桢执掌国立浙江大学前后长达13年，为保守的学衡派在浙江大学的聚集和兴盛提供了良好的治学和发展的环境。竺可桢不仅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社员，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的各种重要领导职务，对于民国时期国立浙江大学科学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是浙江大学求是精神的集大成者，是学衡派人文思想文化的同情者、支持者和保护者。
　　早在哈佛大学时，竺可桢与梅光迪就是同学，并且同为中国科学社社员。1918年，竺可桢自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不久，到南高任地理学、气象学教授。1921年南高扩充为东南大学后担任地学系系主任。梅光迪在竺可桢回国的第二年回国进南开大学，旋即入东南大学，与竺可桢成为同事。在梅光迪等人创办 《学衡》杂志之前，由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学生组织"史地研究会"主办的《史地学报》，实际是《学衡》的外围刊物，张其昀是史地研究会的创始会员，对于学会及《史地学报》所起的影响均不可低估，而竺可桢则是史地研究会的一名导师，也是张其昀的老师，给予张其昀及《史地学报》以很大支持，对张其昀的学术道路与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继而学衡派阵地从国立中央大学转至浙大，正是由于竺可桢向当时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的梅光迪、张其昀、郭斌和等学衡派文人的邀请而导致。国立浙大期间的张其昀成为浙大学衡派的中流砥柱，而学衡派人文思想文化则在竺可桢的认可和支持下继续弘扬和发展。1941年 8月《思想与时代》创刊，开篇文章就是竺可桢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可见竺可桢与《思想与时代》月刊及与学衡派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和戮力支持。正是由于校长竺可桢的大力支持，以学衡派思想文化为旗帜，浙江大学在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了一席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