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我和师姐师兄来到门头沟，在万佛园内、先生的墓上，轻轻地放上一蓝鲜花，用一条干净的毛巾，擦去墓碑上并不太多的浮尘。

先生去世1周年了，忌日，徒弟三人觉得应该来看看先生了。一年来，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我们眼前。站在墓前，我们轻轻地扯下一些菊花瓣，撒在先生的墓上，白色的、黄色的，并轻轻地说着：先生，我们来看你来了，我们都会努力工作的，请你安息吧！

先生去后，我们时常去家中看看师母，安慰她，努力使她振作起来。我知道她比我们更痛苦：大家对逝去的先生的依恋，都难以割舍。

先生出生在旧社会，家境贫寒，体弱多病。上中学时，在去往学校的路上，曾经饥饿昏倒，被好心人救起。后来得到政府资助，读完大学。

先生上学时，曾经参加旧政府的学生组织，活动积极。解放初期，如果不是他的问题发现较晚，可能他个人早被清算掉了。可能也为此，师母调离国务院办公厅，被安排在一所学校当教师。这些是后来我们当学生听说的，先生没有直接给我们讲，因为历次运动已有定论。先生晚年写了多份入党申请，诚恳叙说他的一生，我都一一阅读。但他的身份和资历，已远非弟子们所在的支部能解决，需要院党组甚至中组部批示。最终只得“不了了之”。知识分子、特别是旧知识分子的“原罪”，是戴在脑袋上的、似乎永远无法摘除的“紧箍咒”。

先生于1946年中央大学毕业后，在四川农业改进所工作，后进农林部棉产改进所北平分处，任“技佐”（可能是技术行政职务的最低级别）。解放后即入动物所追随他的“导师”朱先生防治棉虫，并在朱先生指引下，毕生研究棉花上一种小虫子的分类。后来，先生荣升为院士，而朱先生不是（但似“无冕之王”）。朱先生生病时，他到家看望，总是有些“害怕”，毕恭毕敬。朱先生没有给座，他是不敢坐下的。

先生膝下一儿两女，儿子当赤脚医生，上山下乡期间，晚上去老乡家行医，恶狗猛扑，他退后几步，坠落山崖，命丧他乡。在研究所七楼楼道的柜子上，正对着他办公室门口，有一个紧锁的箱子，里面是先生保留的儿子死时的血衣。他从没有告诉过我们，钟老师给我们讲过后，我们就再不愿过问那箱子。

先生毕生从事小虫子的分类，但他并没有放弃作物病虫害的探索，在马铃薯无毒原种基地建设、当归“麻口病”防治和优质栽培技术、棉花害虫的自然控制等方面多有实践，并最终成就了他貌似辉煌的人生。

认识先生，是1992年春天，复试时，先生问我家庭和学习之后，最后问我喜欢分类吗？我说喜欢植物分类。先生没再追问什么，接收了。后来追想，我当时说喜欢动物分类，可能先生更高兴些，毕竟是报动物所（而非植物所）的研究生。但我说的是我当时的想法，先生收下我，可能也看到，我是坦诚的。

那时，前面的一个大师兄刚走，先生派他去美国开会，就失踪了。后来我去新疆做论文，从那里的老师了解到，师兄曾经发过牢骚：读博士，两人一间房，毕业留所工作了，三个人一间房，怎么过呀。他野外做试验的空隙，拼命学英语。看来，早有兆头了。

一次，先生生病住院，大师兄回北京了。他去病床前探视导师，师徒俩手拉手说了半个多小时，导师声音小，师兄声音也不大，我离开一段距离，没有听清他们的话。但，师兄走时，先生的表情很好。想当初，大师姐刚毕业，导师刚刚申请下一个项目，大师兄的不辞而别，身边一个学生也没有，项目怎么完成？当时的先生，该是多么孤独无助。但看到昔日的大弟子，可能听到他在美国有所发展，先生似乎已经原谅了他。

大师兄的走，无意却成全了我和现在的师兄。师兄是从别的研究组“挖”过来的，我是从别的导师那里转过来的，虽然我在动物所复试说了不合时宜的话：爱好植物，但先生还是收下了我，我感觉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当时急缺帮手。1993年，又来一位师姐读博士，先生的人气才算恢复一些。那时，他院士（1991年评上时仍称学部委员）刚当三年。记得先生在师姐没来读书时就显得十分高兴，向我介绍即将来临的师姐的身份。似乎，他感觉小虫子后继有人了，喜形自然溢于言表。

那时，大师姐刚毕业，去美国留学。一年后回来了，先生让她写动物志，不从。离开动物所“下海”，现为一公司总裁。先生无语。

我到动物所时，已经有1年多的烟龄。新生入学开会时，我看到教育处的老师给主席台上的“师爷”（就是先生惧怕的那位朱师爷）点烟，我偷偷地在下面点了一根烟。后来先生告诉我，开会是不能抽烟的，这是先生第一次当面批评我，生活上的。后来写博士论文，文献引证出问题：把原来学术观点相左的学者（后来皈依先生观点）的文章引用上，作为我们观点的来源（本末倒置）。先生仔细给我讲了历史，给我的评价是：“把大旗抗丢了”，这是第二次批评，学术上的，且是最严厉的批评。学术上的既往“恩怨”，导师是不愿让我们了解和继承的，但学生实在“悟”不过来，那他就会直说的。【另：科学网上提到文献引用注意事项的几篇博文，我是绝对赞成的】

后来学习上、生活上都有很多不当。比如：起初不会写论文、到别的办公室彻夜打游戏、甚至和保卫处吵架后保卫处扬言告导师那里（我也肯定他们告了），导师却始终没有直面批评过我。

师姐后来告诉我，失去儿子后，先生可能更喜欢男生，大师兄的出走，始终没有听到先生有什么怨言。我犯那么多的错误，听到导师的批评寥寥无几。我上学期间和工作之后，先生大部分的琐碎事：拿报纸、打开水、邮局寄送信件和标本，等等，基本都是师姐和两个女助手干的（两助手不同期），而先生给我和师兄的，是先生的忍耐、原谅、鼓励、甚至一些名不副实的夸奖。

先生爱养花，办公室有几盆花，他精心养护，放假或出差时，他交代学生们记着给他花浇水。一盆君子兰，年年绽放，一盆绿萝，从窗台爬到了窗户上端。先生工作的老搭档钟老师，有时到他办公室聊工作，老哥俩见面，钟老师就摸出烟来抽，抽完后把烟头按在花盆里掐灭，往往还不只抽一根。走后，先生把烟头捡出，并嘟囔着：抽烟危害我们健康就算了，还危害我的花！

但哥俩关系太好了。钟老师十多岁跟随先生下农田，后在办公室辅助先生的分类工作，从来没有吵架拌嘴过。钟老师的最大爱好就是抽烟（见拙文：人生感悟（1）），而且办公室抽烟还不只他一个（本人，还有师兄）。助手小曹也许是受不了，也许是出于对钟老师身体的关爱，一天早上，她在钟老师的书架上贴一张纸条：“禁止抽烟”。钟老师上班来了，进门坐下就看见了那张纸条。问：“谁贴的？”。小曹承认她贴的。“谁让贴的？”小曹慌了，可能是觉得先生更有威信，说是先生让贴的。钟老师似乎火了，“那就拿下去，贴他办公室去”。小曹拿先生吓他，但没有吓住。

去年1月31日，先生过生日，病重，躺在医院。钟老师去看望，他轻轻地拉拉被角，替先生盖好身子，并贴在先生的耳边给他说话。

随后，钟老师说，这可能是先生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了。两家商量着，就在中关村的一个餐馆吃饭，把我们学生也请上。两家人叙说着几十年的情谊，感叹先生这一辈子也很不容易！

2月24日，先生去世。遗体告别仪式上，年近80岁的钟老师，失声痛哭……

先生的一生，首先体现在德字，他对学生厚爱有加。他心里装着学生，却从不责骂学生。他把学生作为他的朋友，给学生们赠书也是写着“xxx同志指正”。

先生得过许多奖励，大都伴着奖金。他曾经拿出“求是”奖来的钱，设立“系统分类学奖励基金”。我博士刚毕业时，课题本上只剩几千块钱，连一台像样的计算机都无法买。于是他就从自己家拿1万多块钱买了一台“586”和打印机，让我们敲字写论文。遇到其他学生有困难、或研究所组织募捐，他总是拿出上千元、甚至几千元来。先生，从不为利！

但是，先生一生几乎为名所累，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90年代流行的名人传记书籍，国外的、国内的，起初先生很相信，轻松地被“骗”走了不少钱。作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很爱自己的羽毛，努力地梳理着，虽然在别人看来，那是一身天生注定不丰满的羽毛，有缺陷，甚至有污点。

在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的动乱年代，他拉着架子车运粪，大冬天汗水把衬衫都湿透了，这是先生告诉我们的。但他用手捧起掉在地上的粪，再装在车上，却是别人告诉我的。因此，有人说先生虚伪、夸张。但，在那个非常年代，先生拖着反革命的身躯，他除了劳动、羞辱自己外，难道整天跪着磕头才算请求别人宽恕？更多的人说先生没有原则，老好人一个。但是，先生有过组织，他知道谁生了他、谁养过他，从他入党申请书的文字里看，他曾经也是有原则的。时代的动荡、政权的更替冲散了他的组织，打碎了他的原则。晚年，他曾经尝试去修补、重塑，但被拒绝。

解放后的大半辈子，先生默默劳动、踏实工作，并教导学生们也这样去做。他曾经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先生在昆虫演化和害虫成灾机制上多有思考，而不单单是把他研究的小虫子从中国解放初期发现的100多种，推进到目前的1000多种。先生晚年，给别人题字、作序，其中8个字很常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我肯定这不是他的最初理念，但确实是他最后追求的一种境界。

先生身体力行。70多岁仍到野外出差，80多岁还去爬长白山，采他心爱的小虫子。学生们到了研究所，他肯定会带着到野外采集，认识植物和昆虫。年纪大了，即使在中关村周围采集也可以。这是他给学生上的第一堂课，对他、对学生都是必修课。

幼年体弱，先生从18岁开始打太极拳，直到生命最后。1995年前后，师母身体突然垮了，得的是类风湿一类的病，卧床，全身浮肿。我们觉得师母肯定不行了，但先生极力照顾。一天，不知道他在哪里弄到一种气功，自己练，陪师母练，居然身体好了，甚至后来还能挤公交车了。先生对此功深信不疑，还鼓励学生们练。我当时半信半疑，并没有真正练下去。后来随着对轮子功的讨伐，先生深信的这种气功也消失了。

动物所搬家之后，新楼内的一层给先生留一间办公室，但他已经年迈多病，好像一次也没有来过新办公室。师姐和我前年去看他，已经重度痴呆，不愿说话了，但十多分钟过后，突然问我：所里的班车在哪儿发车？这是我两三年来听到的先生最清晰的一句话，也基本上是我听到先生说的最后一句话。他的心里，还想着去上班呢！

前年清明节后去家里看他，我们用轮椅把他推出来，先生拿着一个毛绒棒，用来活动手指和手臂的，但他喜欢拿着棒子打人。我们就伸出手和脑袋来让他打，既然先生从没有打骂过我们，那这次就使劲打吧。他打到了，就微笑了起来。变成十足的小孩了！【附图】

相比之下，学生们对先生的照顾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师姐是最辛苦的一个，她象女儿一样努力地体贴着先生。在先生最后突然生病卧床期间，她坚持晚上值班一个多月，照料着先生。而我，一天也没有叫去照顾他。师姐说的先生最疼爱男生，可见一斑。

我读硕士期间，先生离开七楼搬到三楼办公。他办公室冬天暖气很差，先生到了办公室不脱棉袄，穿着棉靴仍觉得冷。我觉得应该给他买一个电暖器，找器材处去解决，但他们说电暖器属于控购物品，需要当年申报，下年购买。我不满意，接着写一个申请，去找所长签字，所长听了我说的情况后，立马签字、批示解决。但器材处说，所长签字也没有用，按规定就是不能买。当时，把我都气哭了，平生第一次体验到制度的无情。后来，师兄自己掏腰包（瞒着先生），购买一个电暖器。先生依靠这个电暖器，度过了几个暖和的冬季。

我读博士期间，先生的外孙女学外语，晚上要到四道口去上课，家里没人带她去。师母询问我和师姐能否带，我俩爽快答应。一周两次，坐公交车来回，放学后得花1-2元钱给小姑娘买羊肉串作为奖励。几个月下来，小姑娘的外语提高了不少。现在，姑娘长大成人，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留学。我觉得这是给先生出的最大的一把力。

师兄对先生更是敬重，他父亲比先生大一岁。他说，他对先生和对他父亲一样，没有差别。紧急时刻，总是他开车第一个到先生家里。他父亲比先生提早1个多月离开人世。先生去世时，他在医院守护。我和师姐那晚都感觉特别心慌，我实在不想得到任何消息，坐在家里忍到9点钟，才发短信询问师兄。他回答，先生刚刚走，我们到家里陪陪师母吧…

……

办公室的窗外，飘着雪，这是今年北京冬天的第三场雪。前天扫过的先生的墓碑上，又是一层薄薄的白雪，那束鲜花上，肯定还结上了冰花，晶莹透明。那是先生的最爱。虽然他毕生并没有种出那么漂亮的花，但那种洁白无暇，永远是先生追求的一个梦。

功过名利，是是非非，尽是虚无飘渺。先生的紧箍咒和那明亮的光环，都随风、随他而去。先生的路是坎坷的，也是有争议的。但学生看来，唯一不变的，只有先生对学生们的舐犊之爱，和学生们对先生的绵绵追思……

（2009年4月5日 摄于中关村 新科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