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春教授讲座随感

2017年5月2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张百春教授做客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俄语系师生作了一场名为《俄罗斯哲学与东正教》的专题学术报告。报告会前后，跟张老师相谈甚欢，受益良多。

我与张百春教授相识于2002年。当年，我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是年秋，有幸聆听了一场张老师的讲座。经过这次求证，发现那年底他刚刚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调到北师大。那次讲座给我印象深刻，张老师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征服了我。跟在文学院做博士后的刘涛学兄一起，去张老师在师大东门附近的寓所拜访过他，后来就慢慢熟悉了，我们也多次在文学会上碰面。博士毕业后，我也曾去师大参加过张老师主办的俄罗斯文化研讨会。2005年我毕业回山大，几次邀请张老师来访，都因种种原因错失，一晃竟12年过去了。此次听说张老师路经济南，诚邀驻足，竟了却了多年的心愿。

一、 关于俄语学习

闲言少叙，一场期待已久的文化盛宴隆重登场。一句话，的确值得期待！抛却一切缠身杂务，聆听张老师的铿锵演讲，真是一种享受！其间每每引起内心的共鸣，不禁击节暗叹；又或如醍醐灌顶，使久困未解的迷蒙意识，拨云见雾，茅塞顿开。

此前，我对张老师讲座的精彩是毋庸置疑的，这从学生的反映可见一斑。我在总结时谈到，这是我主持了这么多次学术报告，同学们听得最认真的一回！这并不是说我们之前组织的讲座不精彩，而是同学们被张老师的人格魅力和传奇经历给深深吸引了。我们都知道，张老师的学涯经历近乎传奇：本科读的是数学，研究生读的是自然辩证法，博士读的是彼得堡大学的俄罗斯哲学。令俄语专业学生着迷的是，虽非科班出身，他的交传口译却技艺高超，在圈内独树一帜。我在讲座前，跟张老师沟通，想让他讲讲俄语对他的影响和他对俄语的感知，加深同学们对俄语专业的认识和认可。

张老师心领神会，他从个人经历讲起，其间不断强调自己的幸运：幸运地学习了俄语，幸运地考上了硕士，幸运地获得公派留学的机会，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兴趣点……听上去，似乎他就是一个幸运儿，他所取得的成就全靠幸运。其实不然，我一直对幸运有着独特的认识：人们常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但不排除偶然因素：天上真掉馅饼的时候，只会砸中对此有准备的人。张老师的天赋和勤奋是他今天成功的关键因素。当然，他也坦承，像他这样的学术经历，独一无二，不可复制。我会后跟他交流，不仅仅是俄语改变了他，数学对他的学术成长奠定了良好的逻辑思辨基础。我一向敬佩哲学家，不敢跟他们打交道，总感觉他们高高在上，不易接近。跟张老师交谈，我却很轻松。一来我们熟，二来他言语中不带专业术语，通俗易懂。

记得当年张老师跟我讲，他在俄罗斯直到第六年才感觉把俄语“真正”掌握了。他说的“掌握”是指俄罗斯人说的任何话，他都能听懂了。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我们学俄语的都知道，你学习了多少年标准语，但跟俄罗斯人交流，俚语、俗语、笑话等文化背景差异很大，没有在俄罗斯人圈子里浸淫多年，你根本理解不了。这次张老师又跟我透露了一个秘密：当年他在俄罗斯（其时还是苏联）不幸得了胸膜炎（如今看，不知是不幸还是幸运），在医院里住了一年时间。病房是个大房间，里面有7-8个病友。每晚11点熄灯，无聊的病友们便开始夜谈。张老师自豪地说，他听了当年几乎所有的俄罗斯笑话。病友们身份各异、出身不同、文化层次多元。在那种活生生的语言环境里，张老师熏染了一年！

张老师还提到一点，这一点对如今的俄语专业学生出国交流非常实用。他当年去彼得堡留学的时候，学校外办的老师（他讲到这里，很神秘地跟大家说，据考证，当时普京总统就在列宁格勒大学外事处工作，但他当年并没有见到过普京）考虑到他是中国来的，就建议他住到中国留学生居住的宿舍楼去，以便于生活交流。张老师坚决拒绝，他坚持要跟俄罗斯人住在一个楼里，目的就是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这是多么难得的一课！如今我们派出去交流的同学大都是大三学生，整班派出，整班编班。一群人天天生活学习在一起，就好像是把国内的课堂搬到了国外。除了课上讲一些俄语之外（同学之间课堂上可能还用汉语交流），课下、宿舍里、外出活动还是叽叽呱呱说汉语。整班派出名声好听，但收获的确不大。这一点真应该好好向张老师学习！

二、关于翻译

我几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聆听过张老师的现场翻译（主要是俄译汉），感觉他的翻译流畅、自然、语速快，不遗漏信息，还准确。每每听来，自叹弗如，顶礼膜拜。这次，他又专门讲了自己现场翻译的心得和体会。张老师讲，他最喜欢的是交传口译，不需要准备演讲稿，用自创的速记符号，现场传译；他最喜欢的是报告后互动交流环节的翻译，他非常享受。他对同声传译很不适应，他也做不来，也不喜欢报告人读稿子。据张老师讲，他最累的一场翻译就是发言人念稿子，但他坚持不看稿子，译得非常痛苦。

我跟他交流了一下这个问题，尽管我不做翻译，但我分析他的翻译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他是用俄语思维完成了信息输入和解码过程，即用俄语思维听（输入），用俄语思维理解（解码），最后用母语潜在地或下意识地表达出他所接收和解码的信息。他的信息处理过程可能也是独一无二的，首先他有良好的俄语语感和思维，大脑的积极处理过程全部由俄语思维完成；同时，他又有良好的母语基础和组织严密的母语表达能力，这个过程似乎是意识流，自然流露，无俄语痕迹。

我们知道，张老师译介了大量的俄罗斯哲学著作，特别是别尔嘉耶夫的论集，他几乎全译完了。我跟他请教翻译技巧，他说，字词句的解构式翻译要不得，也做不好。他的方法是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在保证信息不流失的前提下，应该抛弃原文，用母语习惯或接受的方式，将原文的信息和情感表达出来。张老师赞同“没有最好的译本和译者”的说法。我曾尝试过一点翻译，也曾带过高年级学生的翻译课，张老师的这种做法我极为推崇。也许，他不需要什么翻译理论，可能也不会赞赏哪些翻译理论，但他的翻译实践，至少在我看来，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自创的这套翻译“流程”，非常有效，也值得大家借鉴。

这种翻译方法在实践中应该是得到检验的。第一遍解决所有生词，力求将原文原意用译介语表达准确、完整；第二遍，完全抛开原文，只修订译文，看看译文是否符合译介语习惯，这一过程很重要，是去“原文”语言形式或语体特征束缚的第一步，也是后来的译文是否带有浓重的“原语言”特征的关键一步。说白了，我们很多的外译汉文本都多多少少地带有源语言特征，读来总感觉不那么舒服。我们常说，一看这就是“译文”！原因就在这里。当然，还要有第三遍，将修订的译文再拿来对照原文过一遍，看看有无“离题万里”。这三遍下来，译文基本就差不多了。

我推崇这种译法，我在教学实践中也常使用类似的方法。我很少给学生出翻译句子。没有上下文的句子，根本代表不了翻译水平。至少应该是翻译一段话，或称语义群。但在一定“群”中，不见得字字对应，或句句对应，应该从整体把握，准确传递信息和情感。我姑且称张老师的这种译法为“句群译法”。

三、关于俄罗斯哲学与东正教

说实话，我很羡慕张老师现在的工作状态和心态。他反复说，他做研究是件快乐的事。他甚至断言，那些苦于科研的人，或受科研拖累之苦的人，并没有真正进入科研之中。换言之，从事自己心仪的研究应该是件快乐的事儿。他现在的研究就令他很充实、很快乐。当然，不把科研当做负担，做自己不喜欢的科研项目，或者说单纯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这本身就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儿。他私下跟我讲，有个课题，他自信只有他能做，也有相关部门要求他去做，但他就不愿去做。理由只有一个——他不喜欢。这就是张老师的个性。

前面讲过，我对哲学充满敬畏。张老师一开始并没有向我们灌输哲学，但他言语间向我们传递这样的信号：只有哲学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记得当年读博时，只有一门公共课，就是哲学类的课程。那门课其实上的很不错，是一位哲学系的女教授主讲的，她经常请京城大腕儿来课堂做讲座，那门课就好像是系列讲座。那位老师告诉我们，哲学是一切科学之科学！我那时对这句话的内涵还不太理解，颇有些不以为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认识的深入，我慢慢发现的确如此。张老师的这堂讲座又加深了我对这句话的理解。

张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科研之路：学成回国后，他深感自己学的还不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又去莫斯科做访问学者。当时走的是石油系列，去的是一所石油专业高校。他在那里似乎无所事事。正巧，他遇到一位哲学教授，这位女教授同时还在莫大兼职，后者邀请他去听一个系列讲座，张老师就机缘巧合地进入了人类学圈子。近一个月的系列讲座令张老师受益匪浅。他跟我讲，那时候做的笔记，奠定了后来学术讲座口译的基础。那些术语基本上都烂熟于胸。那次系列讲座之后，张教授又参加了另一个系列讲座，也坚持下来了，之后就慢慢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兴趣。

2000年前后，有人找他写一本俄罗斯东正教的书。他本想拒绝，但翻阅了自己前十几年收集的资料后，他自信地认为，这本书也只有他才能写得出来。因为，有关东正教的书籍和资料都在他收藏的俄罗斯哲学著作之中。如今我们知道，俄罗斯哲学准确地应该称之为俄罗斯宗教哲学。这本书即是张老师的成名作——《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俄罗斯东正教神学》。

就在大家一致将张老师奉为国内东正教研究专家之时，他却决定离开这个领域。他重新回到俄罗斯哲学，继续探索。用张老师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要挑战，要突破。多年后，他重又发现哲学与宗教的内在有机联系，便在这一领域自由徜徉起来。

张老师特地谈到了他新近的研究课题——灵修（Духовная практика）。他承认，这个领域是俄罗斯当代哲学家霍鲁日（С. С. Хоружий）引领他进入的。张老师对霍鲁日一度达到痴迷的程度，深受霍鲁日的影响。甚至打算写一本霍鲁日的书。当张老师写了3—4章后，他突然失去了热情，写不下去了！这时候，他才意识到，他必须走出霍鲁日影响的怪圈。只有摆脱了霍鲁日，才能真正在灵修这一问题上进行自主的研究。张老师坦诚，这一过程非常痛苦。他很欣慰，也很庆幸，他如今走出来了。

我好奇地问张老师，他与霍鲁日关于灵修的研究有何不同。他笑着跟我说，他们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不一样，而且他坚信，他的研究会震惊俄罗斯哲学界。我对此深信不疑。张老师已经在前几年震惊过国内儒学界——他曾受邀赴俄参加世界儒学会议。需要指出的是，儒学不是张老师研究的领域，他顶多算是打酱油的。但是，就是这趟打酱油，却留下了足以震惊国内外儒学研究界的观点——儒学的核心价值不是传统认为的“仁”，而是“礼”！几千年来，我们对儒学的认识和研究发生了偏颇，早早地就丧失了对“礼”的传承。听说，张老师的这个观点还惹怒了国内的学界权威。

我对此圈不熟，但听到张老师关于“礼”的观点倒是很有同感。我们常常对一些不守规矩的社会现象诟病不已，其根源恰恰是“失礼”。我们对规则的敬畏感消失了，其实正是对“礼”的尊重减弱或灭失所导致的。对一些仪式的表面化传承恰恰适得其反，而其内在的东西才是“礼”的真谛所在。张老师说，他抛出这一观点就离开了，不再涉及这一领域，因为，这不是他的研究领域。他答应将这篇稿子电邮给我，我很期待读读它。

四、关于其他

张老师讲座的主题尽管是“俄罗斯哲学与东正教”，其内容却非常丰富，信息量大。不同年级的同学都能从张老师的讲座中有所获益。比如谈到读书，张老师说不要去一味追求读书的数量，而是要读你“需要”的书，或者说是对你“有用”的书。如果一本书给你的启迪和教益良多，你每读一遍都有收获，证明这本书对你的确有用，你还可以多读几遍，真正吃透这本书。这个观点也启发了我。

我曾在饭桌上向张老师请教时下颇为关注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问题，想听听他从哲学角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或者更直接一点，以他对俄语的了解，我们俄语专业应该开设哪些课程，才能符合学生的创新创业要求？张老师在听到这个问题时很是激动，他没有直接告知我想要的答案，而是迂回了一下，说要培养学生“不安分”，让学生每天都在想着突破或否定，这就是在创新。我明白张老师的意思，也从他那里得到了之前的观点：我们不应该鼓励学生去创业，不能拿个别的成功当普遍规律，我们应该多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从张老师激动的话语中，似乎看到了我们的无奈：这种“意识”本应该从小就要呵护培育的，但是经过十几年的一贯制教育和模式化培养，到了大学，这种仅存的意识和能力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在跟张老师交流他口译的话题时，我对他的中文功底很是钦服。假如前文中我对张老师翻译过程的解读是正确的话，他最后的中文输出过程应该是基于他深厚的汉语言基础。对此，张老师没有否认，他还跟我谈到了刘小枫先生对他的影响。他说，当年，他把自己的中文译稿交给刘先生审校，每一行都校改得密密麻麻一片。刘先生告诉他几个原则，我只记住了前两个，等下次见到张老师再问问。一是，一句话里不能出现4个以上的“的”；二是句子不能太长，长句要拆分。等张老师把这几条原则领会透了，再交给刘先生的稿子，需要修改的地方就少了很多。在这里我也很有感触：西方语言的特点是句子长，特别是俄语，有时候一大段就只有一个句号，译成汉语绝对要拆解。同理，过多的“的”也是西式汉译的毛病，过多的«И»（汉语“和”的意思）也是汉式俄语的特点。前天参加了一场硕士答辩，有位同学的论文题目里出现了两个«И»，令人非常不舒服，更不符合俄语习惯。

张老师还提到了俄文写作的问题。尽管他很谦虚，说不懂俄语教学，但他曾经接受过俄罗斯媒体“俄语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的专访，题目就是“中国俄语的白银时代”。张老师这篇专访在网络上已经打不开了，但主要观点他还是透露了一些，他认为貌似繁荣的当下俄语教学与学习，大不如上世纪50年代的“黄金时代”。那个时期的教学条件根本无法跟今天相提并论，但培养出的俄语专业人才却是一流的。如今，高科技手段给俄语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却根本提升不起来。张老师告诫同学们要多学知识，不要仅仅局限于俄语专业。另外，我们的俄语教学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呢？

一直以来，我们的听力教学拘泥于字词的准确性，却忽略了对整篇文本的理解与把握。听力课的目的是通过听力理解有声语言的内容和意义，如果我们拘泥于字词的对错上，岂不是本末倒置了？试想，我们在看“新闻联播”时，都能明白一条新闻的内容是什么，但没有哪个人去“一字一句地”将播音员的原话复述出来。没必要，也做不到。这正好符合了我们下一步改革的思路：我们在新版的培养方案中将一些课程模块化了，如“听力与口语”拧合在一起，构成“听说课”。

再比如，我们把一些文化类课程放到高年级，用俄语授课，这种做法也遭到了张老师的抨击。此类课程说白了是一些知识类的课，如果你非得用俄语讲授，同学们既学不好，也深入不进去。还不如就用汉语，在低年级以课外阅读为主，高年级再跟俄语对接，那样会更深入，效果也不错。我们的文学课、文化国情课、概况类、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课程莫不如此。

说到此，张老师对我们的毕业论文也颇有微词：干嘛非得用俄语写？有几个同学在大学四年里能用俄语自由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与思想？为什么不能用汉语写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与俄罗斯社会、文化、政治、外交，当然也包括语言文学等相关的研究或调研报告？那样的价值是不是会更大？学生的收获也更大？！

……

一场迟到了12年的学术讲座带来了如此大的冲击和震撼！我不禁感慨万千：京济相距不过500公里，高铁仅需一个半小时，时间和空间都不成问题，为什么这场讲座拖延了12年之久？！自责中，我跟张老师约好，等下次他时间方便，我们一定请他过来做个系列讲座。张老师欣然应允。

我坚信，下一次讲座一定不会再隔12年！

（断续写于2017年5月26~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