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直和他的杂文

（原稿）

        题记：杂文名家阮直是我的大学同学。这是我写的一篇记叙和评论相结合，关于我与他的交往和我对他的杂文的理解的文章。

阮直与他的杂文

篱风  （杨文祥）

在我书房的案头，常年放着我最喜欢的书。摆放在伸手可及的位置上的，是杂文名家阮直的五本文集，《美的突破》、《美的颠覆》、《思想胚胎》、《中国杂文卷一阮直集》和《美丽的麦芒》。

之所以对阮直的杂文如此钟爱有加，不仅仅是这些杂文饱蕴着作者强烈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精神品格，闪烁着现代文明的理性之光，也不仅仅是他那令人动容，关切天下苍生疾苦的悲悯情怀；不仅仅是他那种时下城市白领所没有的质朴和平民精神，也不仅仅是他那直面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虚伪与丑陋疾恶如仇的天地良知；不仅仅是他提出的那一个个思想深邃，促人反思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命题，也不仅仅是他揭露阴暗的惊人勇气，批判丑恶的辛辣尖锐和把尖刻的讽刺和冷峻的幽默，深藏在平实如话的语言中的那种令人赞叹的文字功力，与这一钟爱相交织的，还有一段铭刻在我心底的个人记忆与情感。

阮直，本名刘永平，是我大学时代同桌听课，同寝室休息的同窗好友。

1977年，是我国走出十年文革，从噩梦连连的漫漫长夜中惊醒，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的第一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这一大学招生制度的第一年。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刘永平和我，分别从内蒙草原和松花江畔，赶到不同的考场，而后又在第二年的三月，共同走进白城师专，也就是今日的白城师范学院，走进了同一间教室，坐在同一张书桌，不约而同地掀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急需大批的各方面专业人才。因此，七七年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国家原定计划的基础上，提前一年匆匆落实的。这样，当年的高校招生考试时间是在十一月份，而招生录取工作和新生的入学时间，也就只能延后安排。这样，原本应在1977年9月份入学的1977级学员，只能延后至第二年的三月份入学。而到1999年届时毕业时，我们这一届学制二年的大专学生，实际的在校学习时间不足一年半。就是在这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和永平以及全国各地与我们同样命运的人，在改革开放这一千年难遇的历史机遇下，共同完成了决定一生命运的人生转折。

如今，每当我回想起三十几年前的往事，总感到我这一生最为重大的人生转折，就是这短短的一年半在白城师专的求学经历。我相信，这一年半的时间，是我们这届同类大学生无比珍惜，同时也是无比珍贵的“黄金时代”。

这个无比珍贵，我们也无比珍惜的黄金时代，为我留下了无数终生难忘的记忆。在这些难忘的记忆之中，最深刻的记忆是我和永平二人的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每天早上，我们二人同时起床，同时洗漱，同时就餐，同时走入教室。完成了一天的学习，吃过晚饭后，我们又是一起散步，谈心，针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我们不但谈论生活，谈论少年的往事，谈论未来的憧憬，尤为重要的，是严肃而认真地讨论文学，讨论社会，讨论人生。直至毕业，我们二人关于文学的阶级性与人民性，阶级性与人性、人道、人间正义（社会正义）、人文精神乃至人的本质、本性以及人与动物及其它存在形式——物质形式和生命形态——的本质区别的讨论才告一段落。

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的幅度还十分有限。上述这些在今天看来早已不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时却是触及甚至是严重冲击尚在极左思潮禁锢之下的理论、思想和舆论禁区的十分敏感而重大的“思想政治问题”。

对这些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法公开讨论的问题，我们这两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只是单纯地本着求知的渴望，本着对追求真理，追求人间正义，追求一切神圣而崇高的价值理念的憧憬，我们的讨论热烈而真诚。

没有经历过“文革”期间的“红色恐怖”的今天的年轻人，绝对难以想象当时刚刚走出梦魇的人们是怎样的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惊恐万状的社会心理。因此，我们的这种会让别人震惊，我们自己也难免心有余悸的谈论，只能仅止于我们二人之间的私下议论。

如今，伴随思想解放的深入和改革开放的推进，极左思潮的社会影响日渐消退，思想舆论环境呈现出数十年来最为宽松和谐的良性状态。可是今天的大学校园，在课余时间里，同学之间的这种针对此类严肃问题的严肃而认真的讨论，却几乎绝迹了。

文革十年，全国高等院校正常的高考招生制度也就中断了十年。因此，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最初的三届大学生，同学之间的年龄差距十分悬殊。当年，我们班年龄最长的31岁(应为34岁)，最小的17岁。我是27岁考学，28岁入学。而永平是班级中年纪偏小的一个，比我小五岁。因此，在我的心里，永平就是我的一个率直可爱，聪明好学的小师弟。

当年，刘永平，一个酷爱读书，勤于思考，思想深刻，敏而好学，正直善良的文学青年，就这样和我共同度过了这一年半无比宝贵的流金岁月。

一年半的时间转瞬即逝，我们随即完成了大学的学业，迎来了毕业分手的时刻。

在这短暂而无比珍贵的求知、求学的大学时光里，永平和我形影相随，不但共同分享了大学时代的人生阅历，而且共同完成了日后深刻影响和决定各自的人生命运的，发生在心灵深处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裂变。在毕业分手的时刻，我们二人又不约而同地把这一流金岁月的点点滴滴，默默地铭刻在心底，构成了自己终生难忘的生命记录。

显然，隐秘在心灵深处的个人情感，是我对阮直杂文的钟爱不可回避的内在因素。

此后，我们两个人各自在不同的领域，为自己的生存和生计而四处奔波，为自己所憧憬的人生理念和理想而上下求索。与此同时，也饱尝了数十年世海沉浮的甘苦，经受了一场场历史的风雨和人生的磨砺。

记得是2009年的一天，给学生讲完课，刚刚从校园回到家中，就接到了一个来自遥远的祖国南疆边城的电话，电话的另一端，清晰地传来了永平那久违了的浑厚而平静的声音。他告诉我，他出了一本书，要送我一本，向我索要邮寄地址。

书，很快就寄到了。

永平寄给我的书，不只是书，更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我万万没有想到，如今活跃在文学与新闻领域的杂文名家阮直，竟然就是当年的永平——我们曾朝夕相处，形影相随的小师弟！霎时之间，永平当年那勤奋读书的身影，若有所思的神态，与我讨论文学与人时的认真和穷追不舍，以及他那特有的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执着与倔强，即刻浮现在眼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翻开他给我寄来的《美的突破》，立刻被书中风格鲜明，语言亲切平实的文章篇目所吸引。逐篇细读之后，我深深地感受到，永平和我在人性、人道、人间正义和人文精神方面，不仅仅是理念的契合，更是心灵的相应和灵魂的和鸣。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又陆续收到了永平后来出版的几部文集。

永平的杂文我读得越多，我内心的感受就越发强烈。

回首平生，回看自己专业研究和学术思想探索之旅一路上的雪泥鸿爪，敝帚自珍之余，蓦然发现，无论是自己分外看重的论文《论信息文明与人的素质——兼论信息、创新的哲学本质》，还是专著《信息资源价值论》，抑或博文《自由意志——人猿相揖别的基本价值尺度》，也无论这些著作其学术价值和学术思想影响究竟几何，这些著述内在的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无一不是锁定在人文关怀——人的价值和人类的人文精神诉求。正是在这一内在的人的价值和人文精神诉求的基点之上，永平和我，实现并完成了几近完美的共振与和鸣。

这样，我的图书馆学研究和信息文明与信息文明建设理论的探索，与永平的文学思考与杂文创作，尽管在学科领域上，显得是那么样的遥不可及，可是我们二人所终生孜孜以求的，竟然是同一个人生课题——释放自我作为一个人的潜能，伸张人间正义，实践自己的人生理念和社会理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尽管我们二人完成这一人生课题所用的语言和社会表现形式，是那样地不同——他用的是自己生动幽默，冷峻尖刻，独具个人语言风格与特色的杂文，而我用的是语言晦涩，内容枯燥，令人难以卒读的专业论文、研究报告和学术论著。

为此，从我第一次读到永平的杂文那天起，就怀有一个强烈的，源自内心的渴望——为我的这个老同学，曾经形影不离亲密无间的小师弟，撰写一篇感言或评论一类的文字。可是，在我读了朱铁志、高伟、朱大路等当下杂文大家、名家为永平的杂文所写的序言和做出的评价之后，深感永平和永平的杂文在国内杂文界声望的厚重，为了闪避自己这个文学领域的门外汉班门弄斧之嫌，这些年来一直不敢贸然捉笔。

不久前，永平发表了自己的新作《我的大学》，在这篇文章里，他对大学期间的求学生活进行了深情的回忆。正是他的这一回忆，让我深藏在心底三十七年之久的，对大学往事的记忆浮现出水面，点燃了我写作此文的灵感——大学同学写永平，如此，才终于有了我一吐心底的渴望，实现自己这多年的夙愿的可能。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永平和永平的杂文的好消息接踵而至。

——永平的杂文《稻草的价值与捆绑谁无关》获第26屆中国新闻奖；

——永平的杂文集《思想胚胎》一书，被《中国教育报》推荐为2016年暑期高三学生阅读书

显然，对阮直杂文的看重与推崇，绝不是我个人的偏心与偏爱。

阮直是一位高产而且高质的杂文写手。我绝对不敢自以为读遍了他全部的作品。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即使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当下，他不但正在写作也许即将完成一篇我尚不知内容为何的文章，而且一定还会有另一篇，甚至是不止一篇文章，也已经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腹稿——“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时机一到，就呱呱落地了。

有人统计，阮直的全部杂文作品，足有千篇以上，就我所见和所读过的近五百篇阮直的杂文而言，按其内容，大体可分为九类：

1.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

2.民族文化、文化反思与文化自省；

3.政府行为、体制弊端与行政体制改革；

4.教育弊端、学坛乱象与学术、教育杂论；

5.文人风骨与知识分子自省；

6.时风、时尚、流弊与时评；

7.他山之石与中外社会、文化比较；

8.大道自然——人与自然；

9.人生感悟与格言警语

需要说明的是，这九个类别，只是一种为便于全面了解阮直的杂文所做的大体的和粗略的属性划分。如果具体落实到每一篇具体文章的类分，由于阮直的杂文意象万千，联想丰富，不同类别的文章之间往往相互联系，此呼彼应，这样，常常会使我们蹈入同一篇文章即可入此类，亦可入彼类的“无所适从”的困境。如“时风、时尚、流弊与时评”类文章，往往会与“人生感悟与格言警语”类文章相交织；“教育弊端、学坛乱象与学术、教育杂论”类文章常常会与“民族文化、文化反思与文化自省”类文章相纠缠。

面对这一现实情况，我们可在深入分析阮直杂文文本的基础之上，对文章的多重属性进行主从辨析，按照依主要属性归类，以次要属性把握文章的个性化特征的原则，对阮直的杂文做深入的分析与理解。

这样，通过上述九个类别的划分，即可构建一个深入分析阮直杂文的分类体系结构，对阮直的全部杂文作品进行一种全景式的描述与展示。而通过这种全景式的描述与展示，在我们的头脑中，自然就形成了一个阮直杂文整体结构的全貌。

正由于阮直的杂文意象丰富，联想的方式又不拘一格，多半文章具有多重的类别属性。这样，借助各类之下每一篇具体文章的多重属性，阮直的杂文又在各个不同的文章类别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而通过这些纵横交错的内在的联系和这种内在联系所必然具有的系统整合功能，进一步构建起阮直独具特色的道德与精神系统。

我以为，阮直的这一道德与精神系统，是一个今日中国心存良知的知识分子，以杂文为社会载体形式，分别以杂文的思想内容和思想内容的属性类别为建筑材料和思想通道，通过揭示人间真相，求索世间真知，探求宇宙真理，寻求社会公正，伸张道德正义构建起来的，旨在实现人的价值和人文诉求的求真、求美、求善，求新，求变的社会道德与精神诉求系统。

在阮直的社会道德与精神诉求系统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类目，有《“狗拿耗子”与“猫拿耗子”优劣论》、《“拔刀”与“相助”》、《诸葛亮不要抢着干皮匠的活》等代表性文章。阮直通过这些文章，揭示了社会分工在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人类文明进步史上的伟大历史作用。他用“狗拿耗子”、“猫拿耗子”、“拔刀”、“相助”、“诸葛亮”、“皮匠”这些鲜明生动的文学形象和冷峻尖刻的语言，对官僚主义庇护下的误政庸官、怠政昏官和“混政”贪官进行了有力的鞭挞。将这些庸官、昏官和贪官试图通过模糊焦点，否定社会分工，从而达到文过饰非目的的丑恶与功利，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否定社会分工行为的反文明进步、反历史发展的实质进行了深入地揭示。

我们可以试想，如果无视自然的和合理的社会分工，把古罗马恺撒大帝的社会角色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抑或亚里士多德做一置换，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是古罗马必将失去其最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古希腊也必然失去其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不难想象，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历史星空，如若失去了这些光彩夺目的巨星，该是怎样地暗淡无光。更不难设想，人类在愚昧的黑暗中，摸索着艰难前行，该是多么渴望理性与思想之光，照亮走向光明的文明之路？而在利益的纷争一片混乱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中，人类社会的现实生存与历史发展，又该怎样地高声呼唤，呼唤强有力的政治、军事强人，对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护？

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设想，假若马克思于1848年完成并发表了他那划时代的光辉著作《共产党宣言》之后，不是殚精竭虑，孜孜以求地深化与完善他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继续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理论》、《法兰西内战》、《资本论》等一系列皇皇巨著，而是抛开他那批判资本主义弊端的如椽巨笔，以政治家的历史角色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那么，这将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损失，人类文明史上，也将永远失去作为“世界千年思想家第一人”的这颗驱散资本主义弊端的黑暗，为人类继续照亮前进方向的巨星，而人类社会19世纪以后的历史，也将因此而彻底改写。

鉴于阮直杂文思想深刻和幽默、隽永而常常意在言外的语言风格，我认为，阮直杂文关于“社会分工”所构建的鲜明生动的文学意象，完全可以分别从文学批评、信息传播、接受美学、鉴赏美学这几个不同学科的视角进行理论抽象，即使将其归结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社会影响和客观效果的“溢出效应”也未尝不可。

在“民族文化、文化反思与文化自省”类下，有《丧家犬是伟大的形象》、《我们有真正的批评家吗》、《我们做人的文化有点问题》、《孔子烫手，儒学冰凉》、《当谋略成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诚实容易丢失》等一系列佳作。这些文章一方面拨开笼罩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重重迷雾，让我们深入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又有力地促进我们对民族文化中的弊端甚至是黑暗的一面做深入的，具有现代文明和21世纪时代高度的历史反思与文化自省。

“政府行为、体制弊端与行政体制改革”类目，是阮直着墨甚多的创作方向。即使擢其要者，也足有数十篇之多。《被骗者更可恨》、《官场的弱势与强势》、《谁垄断着真相》、《安全感决定大众心理》、《虚构的力量一样强大》、《尊重生命》、《弯多能让理更直》、《我怕人类破译“基因密码”》、《“兔子”种群退化考证》、《比兰德拉和恺撒之死》、《鼠害和猫害之间的取舍》、《“政策和策略”不是我们的生命》、《人能吸取他人教训吗》，《哪有白吃的诱饵》、《紫茎泽兰的疯狂》、《啥都要干还不如啥也不干》、《政府里的“钟点工”》、《我们的机关为什么要把大门》、《外国的腐败分子为何不往咱这跑》、《城市名片与“名人”名片》、《官员的提拔标准不能低于大厨》、《权力催生的“爱迪生”》、《先给认证机关认个证》、《当133个公章有法可依之后》、《“政策”调整了“政策”一定有了倒霉的》、《别拿公信力忽悠百姓》、《部长的年薪目前不用代表操心》、《狗尿苔长在金銮殿它也不是灵芝草》、《“死亡名单”的特权》、《宁要有错误的法治也不要正确的好人专制》、《收入的最大不公是“制度保护着不公”》，一篇篇思想深刻，语言犀利，脍炙人口的力作，数不胜数，应接不暇。

长期以来，我国旧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弊端丛生。行政机构设置重叠、管理混乱、管理黑洞四伏、管理成本居高不下，而权力寻租、资源垄断、腐败蔓延，乱象纷纷，更备受诟病。上述这些乱象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以及社会矛盾，利益纷争不断，民怨四起，政府的公信力严重丧失。

形成上述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权力失衡、权力失控与社会监督与制约的乏力，根本原因则在于以公众的知情权事实上被剥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公民权的虚置。而公众知情权事实上被剥夺与公民权的虚置，又与我国立法、司法、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长期滞后和现有的改革严重不到位密切相关。

面对社会管理所存在的种种乱象，阮直的“政府行为、体制弊端与行政体制改革”这类杂文，集中体现了作者作为新闻工作者拾遗补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充分展现了作者嫉恶如仇的正直与正义以及悲天悯人，以天下苍生为念的良善。

鲁迅将自己的杂文视为“投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在我的眼睛里，阮直的杂文则是在党的十八大深化改革和严打腐败的总体部署下，向腐败的社会源头、旧体制的弊端与阻滞改革深化的现实障碍发起攻坚的冲锋的号角。而作为社会批判的武器的杂文，阮直的这支号角发出了独具其个性色彩的高昂，激越，凌厉而不乏讽刺与幽默的强音。

当前，在不但让人说话，而且让人说真话的良性言论环境下，言多未必一定有失。不过，“过犹不及，适度为要”的古训还是要谨记于心的。尽管在为文学批评的立论上，我秉承的是另一古训——“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但杂文名家阮直——刘永平，毕竟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若把握失度，难免将个人的倾向和意志强加于人之嫌。为此，本人对阮直杂文的依类分析和介绍以上述三类为限。余下的六类，就留给和我同样喜爱永平和永平的杂文的朋友们，由这些朋友悉心品评和回味阮直那强烈的，隐现在字里行间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通过求真、求善、求美、求新，求变而表达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诉求。

这六类杂文，举其要者，分列如下：

1.以《研究一下“研究生”》、《大学需要大酒店》、《啥叫误人子弟》、《大学应该是啥鸟都有的大林子》、《大学就是“大”吗》、《社会科学之“轻”“重”》等文章为代表的指斥“教育弊端、学坛乱象”的“学术、教育杂论”；

2.《端午的文化意义》、《干净的灵魂需要慎独》、《流浪者还没有找到家园》、《被颠覆了的教养》、《文坛不是神坛》、《散文莫缺钙》、《“仕”给“士”的“相当于”》等表现“文人风骨与知识分子自省”的文章；

3.《稻草的捆绑术与山头的帮派圈》、《习惯性质疑不是质疑者有病》、《做好事也不能越俎代庖》、《不能让底层成为垫层》、《文化发展要有足够的怀胎过程》、《文化不是灵魂的“排毒胶囊”》、《名山名人名牌与知名度》、《策划的“新闻”》、《谁是另类》、《梁山好汉中的“草包”》、《“有病”才去找“神医”》、《“全民责任说”就是人人可推卸》、《赖因克在中国能被驱逐吗》、《夜猫子别装报喜鸟》、《名人的脾气》、《把明白人弄傻与把傻人弄明白》、《相信是有前提的》、《神圣无聊最无聊》、《该缅怀的记忆不能遮蔽》、《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图书的困境就是太指望星星变灯火了》、《十个指头按不住跳蚤》等一篇篇引人入胜的对“时风、时尚、流弊”所展开的“时评”；

4.《经典的胳膊肘外拐》、《总统、州长、县长，怎么当上的？》、《为官气“放气”》、《以德治国，以啥治德》、《“打死我，我也不去美国当市长！”》、《乔布斯的土壤与托马斯的神话》等这些通过对异域的“他山之石”的“引进”所展开的“中外社会、文化比较”；

5.《蚂蚁用换届保证“方向正确”》、《人能胜天吗》、《没有皮的孔雀是长不出羽毛的》、《懒蚂蚁的价值》、《肉身是生命的时钟》这些用智慧而灵动的文字所揭示的“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和外在关系，以及由此升华为对“大道自然”的领悟；

6. 另外还有《诗性的心灵永不泯灭》、《我还有半杯水》、《思维方式与角色》、《慈悲的无奈与自觉》、《有密码的财富  无密码的“富有”》、《我宁愿没有成就也不愿承受磨难》、《自己也伤害自己》、《刘姥姥走出大观园》、《少弯一次腰，弄出个“千年虫”》、《“尿不湿”综合症探微》、《物极必反》、《课堂有多大》、《更多的汗水与成功无关》、《弱者的力量是强者打出来的》、《扯淡比撒谎更堕落》、《经典是不用大众阅读的》、《速度快就一定是好事吗》、《偶像是个谎言》等。这些理性与禅意的智慧之光交相辉映的嘉文力作，送给我们的是人世间最珍贵的礼物——“人生感悟与格言警语”。

     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较，杂文的基本特征是讽刺与批判。一个社会，只有首先通过杂文对社会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以假、丑、恶为内涵的诸般病态与罪恶现象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深刻地批判，才能够引起社会对这些病态的现实加以疗救的注意，从而推动社会走上以真、善、美与人间正义为价值取向的这一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康庄正道。

 因其如此，在我的社会理念里，杂文是社会自我纠偏与自我完善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始终认为，“一个特定的社会，杂文有多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这个社会就有多大的生存、发展与完善的可能”。这是我作为一个伴随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与发展而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一个心存理想、正义和良知的观潮人，钟爱杂文，同时也由于阮直的杂文也愈加喜爱自己的这个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的深层原因。

     杂文与杂文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是我观察与判断社会与社会发展健康状况的窗口。在我关注的目光里，始终充满了期待——期待阮直的文学事业不断走向远方，走向未来；期待阮直更多的，脍炙人口的新作，不断问世……

参阅《北部湾文学》（双月刊）2016年10月第五期  185-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