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易、中医、养老保健等问题给各位老同学的留言

——兼谈自己求知、求学、治学、修身和上下求索的人生足迹

篱风（南海渔翁 大漠孤烟 北雁南飞 紫园深秋 故乡北望雁南飞）

初稿：2022-07-14  16:56

修订：2022-07-15  09:48

题记：近日，结合自己生平求知、求学、治学、修身和上下求索的人生足迹，完成了一篇关于周易、中医、养老保健的长文。由于此文是对同学群里一位老同学的一个视频嘉贴的回应，因此是以给老同学微信留言的方式书写的。

此文完成后，又考虑到对求知、求学、治学、修身、理论探索以及周易、中医、养老保健等问题，科学网也会有诸多老友感兴趣，于是转发于此，一来与各位朋友分享自己平生的所思、所想与所求，二来也可以让这篇对于我平生具有某种总结性作用的文字，使得博客《信息文明之光》——我的个人空间在思想内容上更加完善。

各位老同学：

前一段时间，阮直老同学上传的那个关于中医的三维思维视频，很有深入探讨的思想价值。近一两个月来，结合自己的七十余年的人生经历和亲身体验，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现将这一反思以微信留言的方式与大学和中学的各位老同学做一交流。

上篇：医者 易也

我平生虽然不甚懂医道，可是对古人“医者，易也”的认识，却颇感兴趣。

《易经》，又称《周易》，《易》，是中华古典哲学思想与辩证思维的源头。

 后世对《周易》的理解，众说纷纭，各有奇妙。我个人的理解是，易，即变易，变化，周易所关注与阐释的，就是天下万物的变易之理，即事物生发、存续、发展、演变与消亡的内在规律。

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人们纷纷利用周易来作为预测的手段。庙堂之高，应用周易来占卜国事之吉凶。而江湖之上，则用周易来卜卦算命问前程。

人的健康状况的变化和生老病死，同样要依循天下万物生发消长的客观规律。

因此，唐代大医药学家孙思邈认为，“不知《易》，不足以言知医”。明代医学家孙一奎指出，“医之理，可比《易经》”。“深于《易》者，必善于医。精于医者，必通于《易》”。明代张景岳则认为，“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到了晚清，更有著有医书《医医医》的孟今氏一言以蔽之“医者，易也”。

应该说，无论是对事物运行发展态势的分析，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还是对人的健康状况的调理，或是对身体疾患的消解，都是对天下万物运行发展客观规律的探索与应用。用现代科学哲学的眼光来看，就是在一定的哲学观的统摄之下，把与这一哲学观相对应的哲学规律分别在管理科学和医学领域的实践应用。

由此可见，在中华文明的传统学术思想和学术文化里，我们的古典管理科学与医学具有先天的内在联系，有着共同的学术思想源头，二者是同宗的——“医者，易也”，管理者，亦易也。

正因为如此，对国家和国事的管理，古今统称为“治国”，而对疾患的“管理”，则称之为“治病”。

于是，关于医道，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上医”、“中医”、“下医”这“三医”的高下之辩，尽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往往可以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上中下”三医做出自己的区分和判断。

我们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云，“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

这是黄帝内经对医道最高境界的理论界定。

显然，无论是“治国”，还是“治病”，“治未病”——在疾患和问题形成之前就消除其生发的可能，这是“上工”，对医道而言，就是“上医”的基本标准。

在古人的学术思维里，治国不仅仅是管理的高端领域，同时也是医道的高端领域。因此晚周典籍《国语·晋语 八》有这样的记载，“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

这就是说，在古人的“学术之眼”里，“治国”与“疾人”同道，同理，都是为医者当仁不让的社会职责。

后来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要方》中，把上述思想进一步发展概括为“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战国时期，魏文王在与当时的名医扁鹊谈到扁鹊兄弟三人医道高低时问道：“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为最下。”魏文王曰：“可得闻邪？ ”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鑱血脉，投毒药，副（敷）肌肤，闲而名出闻于诸侯。”

这就是说，古今关于“上中下”“三医”的区分，大体可分为两个视角。

第一个视角是孙思邈所言，“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第二个视角是扁鹊对黄帝内经“上工治未病”的医学思想和医疗境界的全面发展——用现代语言可做如下表述与概括：

“上医治将发而未发的无形之疾。”这就是后来被不懂医道的蔡桓公讥讽为“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的“上医治未病”。

“中医治初起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毫末之病”。

而“下医”则长于综合运用砭、针、灸、药等“眼见为实”的各种医疗手段来医治重症之病。

本人有限的人生经验，没有经过医疗实践的临床磨砺，由此决定了对于“上中下三医”的区分，本人只能在理论上加以认识，完全认同孙思邈的医学思想——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一位好的“上医”，应具有“治大国若烹小鲜”那样的系统而娴熟的技巧，如我这般仅仅是坐而论道是远远不够的。

“中医医人”，我的观点和理解是，一位好的“中医”，应该能够对自己的人生和世上的人事进行有效地分析，深入地理解与可靠地把握。

“下医医病”，就是指一位身处医疗实践第一线的医生，就要做好具体的治病救人的医疗工作。

回顾自己的一生，尽管在中小学读书时的少年时代和参加工作后结下的长达三十余年与图书馆事业的长期人生因缘，有机会对古今中外的管理科学、社会学、历史科学、文学、哲学和中医学理论等方面的典籍进行了广泛且不乏杂乱地涉猎，中年时代又蒙恩师提携，有机会赶上一班末班车，有幸取得了管理学的学位，然而作为普普通通的一介书生，此生自然无从与“上医医国”形成任何交集，至多暗自在心底，对伟人当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少年豪气和报国之志倍感钦佩。

其次，由于没有医学专业的学历和行医资格，自然也就没有“疾人”的机会，于是，此生与“中医医人”也就彻底“绝缘”。

最后，不得已，我只能退而求其次，给自己治病，做自己的医生。

于是，我此生最成功，也许堪称“最伟大的医学实践”，就是做自己的医生，并取得了还算不错的效果——基本上做到了终生不为自己的疾病和健康去医院，除了必要的体检， 几乎不与医生和医院打交道。最近十年，干脆学校组织的老教师的年度体检也不再参与了。

不过到了晚年，由于衰老所引发的各种退行性病变和早年的沉疴趁年迈体衰之际“万箭齐发”，一起清算一生欠下的健康总账，这使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根据中华传统哲学思维“天人合一”的理论和我对我国古典天文学知识和天地人关系思想与理论的有限了解，自己初步形成了关于人的生命周期的理论。

根据这一理论，我确信人的生命历程存在一个为期12年的周期率，或称周期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十二生肖和每个中国人无不格外重视自己的“本命年”的理论基础。

量子力学的一个重要物理测量原理是“测不准原理”，在一定时期里，这一原理又被称作“不确定原理”。量子力学认为，这一原理揭示了微观客体的基本特征。不过在我对宏观客体，尤其是对复杂系统的观察分析过程中，发现了类似甚至是同样的现象。当然，在对复杂系统的研究分析中，人们称这种“测不准现象”为“概率”，并赋予其与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完全不同的概念。

不过，如果有必要且有条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做某种具有一定深度的跨学科分析的话，相信二者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深入揭示二者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无疑是科学哲学的一项突破性的科学认知进展。

为此，依据上述这种科学认知，加上每个人都必然具有的个性化的体质差异，我在这里提出的人的“为期12年的生命周期理论”，只能是一个大约的数值，或是一种概率性的数值，而不可能是一个常数和定值。

这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在今明两年顺利完成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由成熟期转向衰老期的系统调整，便可赢得一个为期12年的小周期，从而进入自己的晚年阶段。如果自己的这次生命系统的调整失败，当下这一两年之内，就是我结束自己的生命历程，回归天国的时候。

为此，我现在的理性安排是，在完成自己这次生命系统的调整之前，我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这个世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这个世界更进步，更文明，更美好。因为这个世界与我的亲人，同学，师友，故乡和我们中国人的列祖列宗血肉相连，不可分割。

我如果能够借助多年来依据自己的体质状态所总结形成的一整套《保健康复养生训练程序》，顺利完成自己生命系统的这一轮系统整体调整的话，根据天人一体，天人合一的原理，这就说明了我的历史使命未尽，还要一息尚存，继续求索不止。

倘能如此，我就把自己生命系统调整后所赢得的十几年的时间留给自己——把自己一生的所思所想和所愿，以可能的文字信息形式加以总结和概括，把它作为自己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礼物。

如果上天眷顾的话，像这种每次为期12年的生命系统整体调整的周期律，很有可能在我晚年的生命历程中不止一次发挥其周期性的作用。尽管每次我都将面对莫名的病变与死去活来，痛不欲生的痛苦与磨难，但只要挺过这一道道难关，便可一而再，再而三地，每次都赢得十几年的生存时间，以便继续完成自己尚未完结的使命。

下篇：求知、求学、治学、修身

——从文化自觉到人生实践

我们这一代人，置身一个新旧交替，风云激荡的世纪之变的时代。这样，自己求知、求学、治学、修身的学术人生，就不可避免地与中华文明由古典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从对中华古典哲学智慧“天人合一”哲学思维的体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走向对生命价值的人生感悟与实践。

于是，从理论到实践，实现作为中华文明价值根基的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价值思维和孟子“以民为本”的政治理想与现代文明“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人类文化与共同价值诉求的层次上的完美契合，就构成了我终生的文化自觉。

我个人认为，有了这样的一种文化自觉，作为人类个体，就可以实现对个人的人生与生命的主动把握和理性把握。而作为一个民族，尤其是作为一个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历史上苦难深重，矢志实现民族复兴的古老民族，就可以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准确把握和扬弃我们中华古典文明自身的历史智慧，人文精华与传统文化中与“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价值诉求相悖的历史糟粕。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在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思想文化裂变与文化道统断层的历史震荡中，重铸中华民族之魂，以此构建民族复兴的现代文化道统和文明根基。

人生如梦，倏忽百年。回首几十年来，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给予我帮助的师友和同事不可胜数。其中先后有终生知遇之恩的著名图书馆学家，吉林省图书馆馆长金恩晖先生、已故著名剧作家，吉林省文联主席李杰先生和我国图书馆学泰斗，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吴慰慈先生，这三位恩师的奖掖和提携，尤其刻骨铭心。他们分别在图书馆学、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的理论探索与文学翻译等领域，为我创造和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使我有机会在这些领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思考与研究，分别取得了尽管微不足道，却也足慰平生的成就。

这三位恩师，不仅仅用他们渊深的学识为我打开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学术与创新境界，而且利用其广泛的学术影响，使我有机会与国内外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和学者相识，这些学者的学识、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无不给予我深刻的影响。

回首平生的求知、求学、治学、修身和终生探索不止的人生历程，不能忘怀的，还有1987至1989年间，在梁漱溟和季羡林两位学术大师和思想泰斗先后任学术委员会主席的中国文化书院“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的学习和进修经历。这个集中了国内外一流文化学者和专家作为自己的导师群体的研究班，使我的学术视野突破了传统的学科壁垒，能够从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视角和多学科交叉观照的思想方法来观察和理解自己所面对的文化现象和现实问题。

就这样，在早年对中华古典智慧和传统文化思维的理解和因此所确立的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多学科的宏观思维与中外文化比较的结果，使得我对“医者，易也”和“万物同源，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哲学理念和在这一理念统摄之下的人生实践不断得以深化。

如果说，数十年的图书馆人的职业生涯，给予了我“读万卷书”的人生际遇的话，那么，退休以后为自己制定的《自驾旅行走遍中国》的余生规划，就是自己此生“走万里路”的人生实践。

自2010年退休至今，正好是十二年的时间。在这十二年的时间里，我和老伴儿自驾旅行，时断时续地走遍了除西藏之外的全国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山山水水。

在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史上，一代又一代民族精英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复兴做出了自己不朽的历史贡献，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东方这块神圣的土地和世世代代生活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深厚的历史情怀。而我则用与自己的人生际遇和个人能力相契合的方式，通过力求落实普天之下读书人“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人生理想的生活实践，来倾诉自己对自己脚下这块古老神圣的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同样的历史情感。

无论是从自然生态和天人合一的价值诉求角度，还是从人的精神与文化形态由历史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过渡的角度看，西藏都是东方这块古老神圣的土地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如果必要的话，我将用自己此生的最后一息，完成自己的这一自我人生的“朝圣之旅”，同时也是我和老伴儿《自驾旅行走遍中国》计划的最后完成和“毕业之旅”。

当然，与此同时，也是我此生从物质到精神的自我回归之旅。因为西藏的雪域高原，无论是在物质意义上，还是在精神文化意义上，首先是在“天人合一的价值诉求”意义上，那里都是距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此生对“医者，易也”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老伴儿黄文杰女士的终生陪伴和具有创造性和独创性的贡献须臾不可或缺。没有她的充分理解、支持、鼓励、督促、配合和亲力亲为的参与，作为生逢历史动荡之时，成长于大饥荒的饥肠辘辘岁月，自幼羸弱多病，早年动荡年代和上山下乡的艰苦环境和后来为了谋生而长期透支造成的积劳成疾，在各种病痛甚至是绝症的长期煎熬之下，此生竟然能够“九折臂而终成良医”，即使自己再潜心钻研“医者，易也”的理论，要取得目前的医疗保健和养生的实际效果也是绝对无法想象的。

以上拉拉杂杂，林林总总，既是对自己人生的全面总结，也是与各位老同学所做的一次深度的思想交流与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