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对钢铁需求量越来越大，土法炼出来的国产钢铁几乎没法满足需求，进口钢铁成为了晚清沉重的财政负担，当时最早引进国外技术炼钢铁的是贵州巡抚潘蔚。

  潘蔚1885年到贵州上任就上奏朝廷说贵州矿产多，尤其盛产煤铁，可以炼钢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朝廷回复：“知道了，认真开办，勿得徒托空言，钦此。”寥寥数语，朝廷支持力度如何，混迹官场多年的一眼就能看明白。

  潘蔚的专长是中医，对近代科技了解有限，也不懂企业管理，幸好有贤弟潘露帮助。潘露在广州军装机器局、广州火药厂、江南制造局工作过，有一定的制造业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潘氏兄弟将钢铁厂选址在贵州交通便利的青溪镇，青溪钢铁厂由此得名，派了两名技术人员到英国学习钢铁企业的设备运作和流程管理知识，并负责在英国选购机器设备。

  经过两年建设，青溪钢铁厂终于开炉了，潘蔚颇为自豪地向朝廷汇报工作，说“每一昼夜得铁四万余斤”。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积累，高炉事故频发，出铁口与炉渣出口经常堵塞，铁水无法正常流出，高炉爆炸一再发生，仅开炉一个半月，潘露就去世了，青溪钢铁厂随之停工，中国第一座近代钢铁厂就这样夭折了。

  潘蔚虽得到朝廷“认真开办，勿得徒托空言”的支持，实则资金紧缺，只靠他个人的能力筹到8万两银子，现炼铁不成，反背上一堆债务，次年，潘蔚以“身体欠佳”为由，心灰意冷地离开了官场。

  青溪钢铁厂夭折的同年，张之洞开始筹办汉阳钢铁厂。朝廷没有选懂行的李鸿章办钢铁厂，而是选外行的张之洞，不过是出于政治需要，塑造另一个洋务英雄来制衡李鸿章。

  因为是政治需要，张之洞得到朝廷大力支持，据张统计，截至1896年5月，朝廷已投给他568万两银子，这等规模的资金，是潘蔚自筹那8万两无法比拟的。

  张之洞出身清流，本来就没有办公司的兴趣，也不懂办公司，从他一系列言行就能看出来。

  张之洞向朝廷建议全国各地都要办钢铁厂，撒大网，“粤铁”“闽铁”“黔铁”“楚铁”“陕铁”“晋铁”……，张之洞说：

  “中国铁虽不精，断无各省之铁无一可炼之理。晋铁如不能炼，即用粤铁；粤铁如亦不能精，用闽铁、黔铁、楚铁、陕铁。岂有地球之上独中华之铁皆是弃物？多置数处，必有一获。”

  当时炼钢有两种工艺，酸性法和碱性法，张之洞对此一无所知。他派人到英国购买炼钢炉，英国公司回应：“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铁石，炼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炼各种钢，配何种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回应：“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炭而后购炉乎？购买一份可耳。”

  果然买错炉，所购钢炉无法去除铁矿中的磷元素，学过金属材料或者热处理知识的人知道，钢铁中的磷和硫是有害元素，会使钢铁脆断。

  企业管理上，张之洞完全用官场那套，企业决策全凭一人喜好，随性而为：“忽而细心，锱铢必较；忽而大度，浪掷万金；忽而急如星火，立刻责成；忽而置若罔闻，延搁数月。”

  一直折腾到1908年才炼出可用的铁轨，此时距筹办青溪钢铁厂已过去20多年，离广东中山翠亨村的孙逸仙发动辛亥革命只有短短的3年。

  晚清办钢铁厂之所以这种结局，或缺乏资金，或缺乏专业知识，或缺乏管理能力，还有政治因素渗入到经济建设中，本质是效率太低。

  科斯定律告诉我们，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存在的理由，是因为它能降低交易成本，如果企业内部交易成本高于外部，企业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邓公下方江西拖拉机厂劳动时，带了几大箱书去，在江西三年半，邓公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和历史书籍，从他回到北京发表的一系列讲话看得出来，这段经历对他帮助很大，随后邓公为改革开发铺平道路，要求各级干部学习科学技术、经济学、管理学三种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