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翁和陀氏的“出道”与“躲避”：文章讨论的是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比陀小七岁，一个贵族，一个穷人。但同是24岁出道，也就是说成名也是晚了七年，却是一个编辑发现的。二人虽是同一年代但却没有见过面。或许相互都在躲避着对方，虽然也都有过明确的表示对对方的尊重与欣赏。

托的骨子里自是透着骄傲，那种自遵的情感清晰地表现在关于全人类的情怀上。相反陀有些自卑：虽然现今俄罗斯人民还不知道我，将来的人一定会知道我。

入了读书群我才知道陀的重要性，虽然读过他的“白痴”，但一直觉得托比陀他高不少。因为从小是读苏联文学长大的，能点出来的是托尔斯泰、高尔基、普希金，下一档是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陀要排在第三档了，为什么呢，不会是因为他不革命吧。

普希金是不是可以算是革命文学的先锋。我一直觉得革命文学也是需要研究的，甚至可以延续至现今的销售与传销，也可以上溯至宗教。使人激情、坚定。还有现在某些带货主播的套路。排比、重复、肯定的说法。

我自己的经历是在缅甸，其实都是中国人开的，那是第一次出国，遇到那种地陪骗子，坐下来我就说，这是个骗子，可是到了最后，还是被骗了一条200元的鳄鱼皮带，就是在那种气氛下，你就会头脑发热，热血沸腾，丧失理智，迅速决定。

不要小觑这种革命文学，他自有自己的动力。但有人讲，这也有受众的问题，现在的人们不喜思考，结论性的东西快速入脑，不过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现代才出现，自古便有，只是现在的媒介有些变化。

“那些被作者所切割的人的思想折射出了他们自己”。

“有神”与“无神”之间，隔着广大的空间，洪子诚。

文章是介绍契可夫的，这个写“小人物”作家，笔下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人、普通人，没有明确的派别立场和意识形态归属，关注的是人物的虚假和真实。从里面找不到搏击风浪的英雄，也没有典型的坏蛋、恶棍。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有道德理想、有庄严感，不倦想象、追求着有价值生活目标，并自认为对人类怀有责任的人。但同时，他们又是软弱，缺乏行动力，生活在乌托邦梦幻烟雾里，什么大事都做不成的人。

“然而，世间确实存在这样一种人，他们充满着如此丰富的热情、强烈的自我克制、纯洁的心灵和崇高的道德，他们曾经存活过，他们仍然存在，仅仅这么一件事实就是整个世界将会有好事情出现的预兆：因为，美妙的自然法则之所以绝妙，也许正在于最软弱的人得以幸存”。纳博科夫

契诃夫从来不曾摆过文学大家的架子，更不用说那种哲人的或托尔斯泰式的先知的派头了（哈，还调侃了一个托翁）。 不是那种能引起震撼效果的作家，他不曾写出“史诗”般的宏篇巨构，在写作上没有表现出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那样的“英雄式”的坚韧气概。对许多作家、读者来说，和契诃夫相遇不一定一见钟情，可一旦邂逅并继续交往，他的那些朴素、节制、幽默、忧郁，也对未来满怀朦胧想象的文字，很可能就难以忘怀。

 波兰诗人赫伯特的“敲击棒”：我的想象/是一块木板/我唯一的乐器/是木棍”。

契诃夫死时只有44岁，这样的年龄，在我们这里还算是青年作家。原先以为只有艺术家会短命（莫扎特、舒伯特、梵高……），一直的疑问是，这样的成熟、睿智、节制、美丽的文字，怎么会出自30余岁人的笔下。契诃夫无疑属于那种将真理、正义放置在首位的作家。

文章的开始还介绍了与这书相关的贾植芳那令人唏嘘经历。所以刚开始读的时候以为是贾与此书的故事，后来发现还是在介绍这本书。

阿尔都塞和孤独，陈越

是“来日方长”的读书笔记，或者是序。题头用了尼采的一句话：我自己是一回事，我的著作是另一回事。

阿尔都塞是一位有定语的哲学家，头一次听说，从本文看这本其自传很有意思，可惜是本旧书，架上已经没有了。

每一部自传里都躲着一个孤独的主体。笛卡儿躲在他的“火炉子”那英雄的隐避所里，康德躲在哥尼斯堡他那宁静的、反刍思想的隐避所里，克尔凯郭尔躲在他内心悲剧的隐避所里，维特根斯坦躲在挪威他那牧羊人小屋的林间庇护所里。哲学家的孤独并非什么新鲜话题。海德格尔说，孤独作为哲学活动的基本情绪，乃是人以有限性面对世界整体时的乡愁。

康德：哲学是一个“战场”。哲学家总是通过攻击别人的哲学，来和错误划清界限。

“最伟大的哲学家都是天生没有父亲的”，这个名单里有伊壁鸠鲁、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和那位剩余价值学说。这个结论还是思想性的，因为我查了一下没查到这几个人是单亲家庭里长大的。

灵魂膨胀的解药何处寻？张宝明。

  是读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的读书笔记或序。讨论分析知识分子是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特别是海德格尔加入二战德国的例子体现了学问的伟大与行为的丑陋。文章中的知识分子都是指的大的哲学家，那些有通天彻地的大学问家，看他们并不是躲进精英的金字塔里做学问，而是热衷于成为一个政治家，而多半都是一个不成功的政治家，包括我国历史上的一串大儒，还有西方的柏拉图为首的一长串名单。通篇没有读出结论，是在为知识分子辩护呢，还是对知识分子批评呢。或许是因为我读的不认真，或许因为文章只是对一本书的介绍，但不失为极好的一个话题。

人类的欲望一直是思想史上一个咀嚼不透的学术话题。面对饕餮般贪婪膨胀的欲望、穷奇般深不可测的欲壑。 在柏拉图那里，这个欲望被称作爱欲。事实上，欲望与道德关系非常近，这是人性的基因所决定的。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道德在某种意义上是中性的，自我或说个体感觉问心无愧时，道德无疑是高尚的，但是这个高尚又是与邪恶非常暧昧的，甚至只有一步之遥。

“君从叙拉古来？”的典出自柏拉图，公元前368年，柏拉图禁不住诱惑和好奇，决定前往西西里那个被描绘成“幸福被看作一天吃两顿饱饭，晚上从不一个人睡觉”的地方看个究竟，是带着君临的心态去教化“帝王”的。然后落得个灰头土脸、斯文扫地的尴尬与窘迫，而且差点为此丢掉了性命。

孔子年复一年地周游施道、孟子一天到晚津津向梁惠王乐道，王阳明念念有词之“破心中贼难”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这个“贼”也就是欲望之贼、念想之欲。

1917年，韦伯分别发表了“学术作为志业”和“政治作为志业”两篇充满真知灼见的演讲。这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学术与政治”。政治总是对学术有着无可化解的自然引力。“穷”还有可能“独善”，而一旦“达”起来，兼济不兼济天下不说，就连基本的善（恶）都很难自持。知识分子希望成为“有用之人”，这是他们的宿命，一旦成为有用之人将是他们莫大的荣幸。究竟是“用”还是“不用”，这一命题的两难一直撕裂着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就此而言，里拉为我们找到了知识分子的软肋和痛点，面对这一思想史上细思极恐的“发现”，更需要刨根问底：今天的你我是否在重复昨天的故事？

文中学到了一个词儿，“感佩”，感谢加佩服。

绩效社会的暴力与自由，余明锋。是有关韩炳哲的书评。

韩裔德国思想家韩炳哲生于首尔（1959），后来德国求学，主攻海德格尔哲学。近年韩发表了一系列对当下社会做出诊断的书籍，称现代社会是“绩效社会”。这篇文章是针对韩思想的讨论。

在我的印象中，绩效来自质量管理的一个术语，绩效考核的好似应该归于德鲁克，在“管理百年”中是有论述的，记得去查一下。但这篇文章所涉及的内容不是质量管理的概念，而是从哲学意义上或者说社会学意义上讨论绩效社会的特点以及意义。

绩效社会：一种过于亢奋的仿佛无止境的物质追求和过于忧郁的仿佛无尽头的倦怠感同时在社会中蔓延。韩的论述总体来说可谓一种社会病理学考察，尤其是对当代西方社会的病理学考察。

绩效社会概念是针对福柯的规训社会概念提出来的。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斗争和暴力统治全然让位于福利社会的景象。具体来说，“规训社会是一个否定性的社会”，相应的情态动词是“不允许”和“应当”。而绩效社会是一个肯定性的社会或积极社会，一个被激励机制所鼓舞的社会，它所对应的情态动词是“能够”。

从规训到激励的转变并非自由的实现和暴力的消失，而是从他者的否定性暴力到自身的肯定性暴力的转变。暴力在当今社会完成了从否定性向肯定性、从他者性向自身性的突转。暴力并未消失，而是伪装成自由的形态隐蔽地出场。于是，绩效社会在一方面风行廉价的“鸡汤”和亢奋的“鸡血”，在另一方面又落入无尽的抑郁。

但是，绩效社会一方面是以绩效考核为导向的工作丧失了解放的潜能，另一方面则是奴隶和奴隶主并未真的消失，而是内化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现代的自由理解以成功的自我主宰为模型，可自我主宰在现实中显现为一种自我奴役。于是，在前现代社会仍然大量存在的非奴役状态下的自由，在现代社会反而被大规模地剥夺了。

韩的论著篇幅都极为短小，论述也呈现出很强的“片段性”，而这也正符绩效社会的阅读习惯，满足了这种“浅阅读”、“快阅读”的需要。韩在这个意义上不但做了诊断，而且还卓有成效地运用了这种诊断。

美国新闻业的“古腾堡时刻”，李思磐。也是一个书评，“真相的商人：新闻的商业与捍卫事实的斗争”。

新闻事件激起公共讨论，舆论压力带来个案解决和政策调整，实在话讲，过去讲如何在揭露真相的同时如何限制无冕之王的权力，避免舆论干扰司法。不料，现在的新闻也是要按照算法的规则来争取流量。“奠定职业地位与尊严的新闻规范今天难以为继，还要面对不同目的的信息操控、阴谋论和公众的不信任”。

不知在新闻专业中，是否将罗马的广场归于新闻领域，估计新闻是应该追溯到那个年代的。我国农村的新闻原始部落则在村口打谷场的大榆树下。而在现代“新闻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履行告知公众、引发公共对话的使命。

而数字新闻的引入，是以实验室的方法对传播进行量化分析。搜索引擎决定了新闻的流量，以至于标题由热搜决定，这也决定了“内容”的文体。既往新闻与娱乐的界限不复存在，编辑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主要通过钓鱼式的标题，在标题中设置的悬念和若有若无承诺的信息，文章中却付诸阙如，几乎是一种欺诈。我喜欢读历史，现在几乎有固定的模式：在普通的人物传记的最后一段找出一个惊世骇俗的事件做为标题，害得你点开读完，而后还要找寻那个标题的内容，当然了，慢慢的也就习惯了，不点开或者点开发现文不对题退出来便是了。还有软文带货的，在我这基本上就是卖书。带来的困惑的是作者有这样的观点而后推荐你读这本书以便支持他的观点，还是为了卖这本书才生造出这样的观点，所以有的时候，那种生拉硬套的带货反倒是好一些，因为你知道观点与货没有关系。

最初的时候遇见这种情况，我才会删了关注，比如那个逻辑公众号，慢慢的发现删不过来了，或者说如果全删了余下的便不多了，也就不那样坚持了。

当然，这种方式也不全错，“信任和信誉来自与观众的对话而非说教”，从而在亚文化、新的世代关注的社会议题上有更出色的表现。“对他人的同情，对性别平等直言不讳的关注，对再现过程中个人和职业利益关系的认识”都是其长处，随着新手段的逐渐成熟，“技术变革不应该席卷道德变革。”， “所有与我同时代的记者都是过渡性人物，都只是在盲人摸象。”。

科学“神刊”是怎样办成的：Nature审稿、发稿、撤稿的故事。作者江晓源。围绕审稿、发稿、撤稿的故事展开，说明这本神刊的炼成并不是靠编审队伍（干脆没有编委会），也不是靠严谨的态度，而是靠如何哗众取宠、赚取流量以博得地位，本质上的一个科普刊物，也不要过于强求。

  英国Nature杂志最初由赫胥黎等人创办于一八六九年，因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敏锐抓住了影响因子游戏的重大机遇，得以快速跻身于世界著名科学期刊之列。（这句话有些剜心不，哈）

  文中举了两个例子，基本上是无底线的骚操作。1988年6月，发表了一篇“水的记忆”文章。同年7月主编亲自下场，“缺乏可靠证据”。该文1986年就已经投给了 Nature ，审稿持续了两年之久，审稿人一致认为“实验一定在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这等于直接否定了论文所报告的实验现象的真实性。然而它居然发表了。因为刊物就是为了钓鱼发文，发出来以便推翻，制造轰动，搏取流量。

  那么 Nature 取舍稿件的依据是什么？读者兴趣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如今的神刊地位便是这一原则的最好证据。

  文章选取的另一个例子是与国人相关，2020年3月发表了一篇恐龙的封面文章，作者是中国地质大学某副教授。不料从次日就开始出现大量争议，认为论文的结论（发现了史上最小恐龙）是荒谬的。当作者提出撤稿时，哈，刊物是不同意的，只数月后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了，才被撤稿。真的是很好笑。

  “神刊”高踞神坛，而神坛需要祭品！更让人感叹的是，这些祭品都是芸芸众生自己送上门去的！“神刊”只需端坐神坛，笑看世人纷纷攘攘前来献祭，间或拣选个把合适的祭品享用一番……

聂会东的未竟之志，写中文翻译名词建立过程的开创者。以医学和眼科名词的翻译为出发点，但是没干过从日本过来的，问题一便是中文的字词之辨。当年讲公文写作时，第一讲就涉及了单字与双字的词的区别，我是自悟的，小小得意一把。

谈徐光启，介绍这位明末的科学达人，在科学史中经常出现的名字，但印象明末清初的钦天监都是洋人了，而且用的也是荷兰历，应该也是读书上的一篇文章读到的，但这段故事再也没遇到过。徐光启也真没有当过钦天监，但入了教，做了很多翻译工作，也在农业方面出过书籍。

好吃不懒做的扶霞，欧洲大陆的人有很好的食物，而英国人有很好的餐桌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