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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三十九：荒谬的“林木市场成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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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
2009年12月15日，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业政策研究所原所长、留法博士侯元兆研究员发来笔者一封信。信中反应到：一家林业媒体强势地推出了一个“重大创新”——“林木市场成熟理论”，还得到一些高级官员的助威呐喊和高级学者们的“高度评价”。侯教授认为，事情出现的姿态本身就有点反常：有更好的主张和经验没人理睬，一个没有多少实质性创新的“理论”，反被以横空出世的姿态推出！他希望笔者能够呼吁一下这件事，因为我在《新京报》、《科学时报》、《第一财经日报》、《中外对话》等开有环保类的专栏，经常发表一些环境保护与自然保护方面的文章。
侯元兆研究员信中指出，近年不少林业上的“重大理论”、“重大突破”，就像是吹起来的皮球，刺破之后就瘪了。这次读了以后，除了同样的感觉之外，还徒增了对中国林学的一份担忧，觉得如果院士们连这样的东西也给予“高度评价”，那中国的林学也太小儿科了。
媒体说该“理论”的核心包括两点：一是以市场价格来确定林木成熟龄，二是以市场需求来确定商品林经营规划；用理论提出人自己的话是“根据市场的需求量和市场价格来确定林木的采伐时间、采伐量、采伐径级和采伐林龄等，实行市场化经营”。这就是说，只要有市场，森林里的小树苗也可以卖，那样的话，我们的森林什么时候才能够长大呢？要是这样，市场成熟了，森林永远没有成熟的机会，因为，市场总是有的。
林业经济界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研究过这个问题。在国外，森林经营就是生产商品材。40年前，欧洲就在埋怨私有林是“时代之外的时代，经济之外的经济”，意思是林主因其对市场不敏感、信息不灵通和过于分散等，难以进入现代市场体系，说的也是市场问题。当然，新“理论”提出人强调的是国有商品性森林资源在一系列现行政策捆绑之下，不能发挥市场机制。可是，他讲的不是森林经营的本义，是影响森林经营的政策问题。那么，去调整政策就行了么，何必创造一个“林木市场成熟理论”再加上“森林经理学的重大创新”
的造势呢？
尽管对森林经营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谁也不能否认，森林经营的核心含义是指一种育林作业体系，它与经济、市场、政策，乃至体制等问题有联系，但毕竟不是经营本身。万事万物都很复杂，研究问题时，不能把对象的边界任意扩大。 “林木市场成熟理论”，就是想把市场和森林经营作业体系捏在一起。其实，因二者属性不同，是不能溶为一体的，另外在经济学上也是无法解释市场决定产品的“成熟”特质的。市场可以引导资源配置，但不能决定产品的“成熟”。作为生物产品，只有工艺成熟了，才可能进入市场。不可能说市场上西红柿涨价了，就可以把又青、又硬的西红柿摘下来上市。它们是相互作用的两个体系，但不可能捏造一个“西红柿市场成熟理论”去指导西红柿培育，再说，有这个必要吗？
在林业上，人们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和行情，决策林木采伐的时机与数量；也根据社会需求，决策林木品种的种植、林木培育目标的选择等。但是，毕竟“根据”不是“经营”本身。再者，无论市场需要如何，森林采伐也应以工艺成熟为基础。近年，我国南方有把桉树轮伐期缩短为3年左右的，其实根据研究，桉树纸浆林的工艺成熟期一般为6年，就是到6年左右桉树纸浆材的出浆率才最高，过早了，就像没有成熟的棉桃，这样的“市场成熟”带来的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话又说回来，就是这个“理论”站得住脚，也谈不上“丰富和发展了森林经理学，开辟了林业经济学的新领域、新方向”，“引领森林经理学创新与发展”，更谈不上“是一部全面贯彻中央林业工作会议精神的力作”、“有利于二期天保工程的调整和完善”，和“构建现代林业三大体系、确保国家木材安全”等。这些评语使得对于一项研究的评价，走向了低俗。
依据新“理论”提出用速生丰产林替代天然商品林，这就更加危险。那就是说，我国要把更多的天然林改为速生林，或许第二期“天保”工程要做这样的调整呢！因为这是高知们肯定和高官们欣赏的。然而，从森林生态功能的发挥看，没有了天然森林，野生动物都很难落脚，宝贵的森林种源都可能在人工速生丰产林改造大潮中丧失殆尽。过去几十年了，我们吃亏就吃在“速”和单一上，经济强调单一的GDP；林业强调速生丰产，北方“杨家将”，南方“沙家浜”；农产品强调产量，动物生长周期从过去的一两年缩短到一两个月；高等教育也要大跃进，并校合校之风盛行，到头来，我们的各行各业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尴尬。如果这样，森林经营也与市场挂钩，那么，有人卖就有人买，那么，中国再也别想见到参天的大树。这正如有人买人体器官，就有人偷小孩，偷死尸，什么都市场化，那么具有最大公益性的森林生态系统何时能够发育起来呢？
什么是林业市场需求？营林生产应当针对的是当期的需求，还是未来的需求？对几十年以后的需求，有谁能够做出准确预测并用于指导采伐时间和采伐量？近二十年来，我国历经“名人”、“大家”咨询后制定的林业政策，失误的不算少。例如“森林分类经营”政策中对森林资源的“一分为二”；“天然林保护”政策中的绝对化保护；森林经营方针中的生态过度优先；多功能森林主体地位的空缺；退化次生林经营的长期边缘化；人工林的过分人工化；“以钢代木”、“以塑代木”政策；以及近年的“均山到户”刚性林改政策等。这些林业政策中，多数都违背对了基本林学原理和客观自然规律。
林业“大家”们也应当知道自己并非什么都懂，他们尤其要对历史负责。类似对于远不成熟的和存有明显漏洞的“林木市场成熟理论”的评价，一下子给予了无以复加的佳评，并且推荐用于国家林业的今后发展，那就缺乏对中国林业的负责精神和对科学的严谨态度了。真是担心老的政策偏误还没有纠正完又添新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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