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1991年10月4日 卡迪夫，晴

        今天是星期二，Civic Design的老师带我们到威尔士大学参加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是英国老师自己开车来卡迪夫的，我们几个学生凑钱付汽油费。这里是英国，没有免费的午餐。同行的还有一位前苏联的访问学者。

        “老大哥”是列宁格勒来的，在这里也是一年，由B.C.提供经费，和我的钱一样多，不过，他是由政府提供路费的，在苏联到此约2000卢布，而不象中国政府对得到B.C.资助的不出一毛(据说有的单位给路费)。

        他很健谈，聊苏联的政策和改变。我们还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知道“早请示、晚汇报”。谈到这里，他站起来，把帽子摘下来，毕恭毕敬地向我鞠躬，问我是不是那个样子像毛主席表衷心。他的样子很滑稽，我们大笑。说老实话，我的年龄还没有见到文革中的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只在文革后期随大人在村里唱过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

        他也是个生态学者，有生态学硕士学位，现在改行学经济。两个外国人在一起，可以练习英语，他的外语讲得很流利。我们可以在一起9个多月。

        我现在的身份是访问学者。苏联人也是，现在这个系里约有5~6个访问学者。同时我还可能去环境系也找个地方或联系一个老师。

        我的苏联“老大哥”室友工资比工人能高近10倍，还是受重视的，这一点想起来就可叹！

        在British Council 报了289英镑的书报费，通过银行寄过来了。钱是按照他们的管理规定出的，我写信去落实，他们在曼彻斯特有个分部，把信写到那里，来回仅用三天，可见他们的办事效率是很高的。

        Civic Design 系主任Batey教授给我找了一个办公室，和一个苏联来的访问学者共用。房间很大，靠窗子，非常明亮。暖气烧得很热（已开放暖气）。我比小金小秋他们运气好，他们来了快一年了还没有办公室，到处打游击。我想他们格外照顾我的原因可能是与我的自我介绍有关，我把我的背景和计划用激光打印机打印整齐交给了Batey，于是就起了作用。因为苏联人也是个博士、讲师，我的地位同他一样。在这里，人们是很注重身份的，如教授是很神气的，配有私人秘书，掌握经济和人事大权，不象国内教授只是虚名。

        现在的英国导师是个女士，约40岁，是系长得最漂亮的，很热心，是个讲师，博士学位，带博士生。英国每个系只一个教授，其次是高级讲师，然后是讲师，这些都是有身份层的（白领层），工资很高，而秘书尽管很幸苦，工资却不高，象清洁工等蓝领层挣钱均不高。这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重视知识层的突出表现。在英国有个博士帽找工作很容易。当然对于外国学生来说，我们的最大愿望还是国去为国家效力，这不是喊口号，毕竟有在这里一种异样的感受，尽管物质生活很好。这就是我想念自己的家和亲人。

        日子有些难过，最近有了办公室会好些。我也开始了自己的计划：提高外语和准备博士论文。但晚上的时间就难熬，除了看电视就是看书，中国人际交流较少，好在与我同住的两个人较随和，可以神侃，晚上很晚不能入睡，而早上起得则更晚。这里9:30上班，但我近几天却经常在11:00以后才起，今早已睡到12:00了。

        这里还是夏令时，实际已是初冬，晚7：00就黑了，等到冬天可能4：00就黑天。

        时间过得真快。现在是10月份了，小秋、小金他们的生活费现在就停了，但他们是想待足一年，待一年和待10个月到11月半月不一样，待遇和经历也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延长，许多人找各种理由延长。我的签证刚好是一年，但我不想延长。我回去还有许多事要做，且我很想念妻子和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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