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中的政治经济学(连载之五)：新政权与上海粮商的斗争(三)

蒋高明

夺回金融话语权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资本家与国民党是一条心的，国民党代表的就是大资本家大地主大军阀的利益，在共产党的困难时期，他们天然地走在一起是非常自然不过的事情。于是，国民党利用潜伏在金融机构和工商界里的经济特务，暗中操纵市场,制造混乱。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乘机囤积居奇，有粮不卖，哄抬物价，造成市场混乱。物价恶性上涨，市场的剧烈波动，猛烈冲击着生产秩序，威胁着群众生活，使原本已经严峻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针对这样的严重局面，考验共产党治理智慧的时机到来了。中央命令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率军攻克南京的陈毅，率先到达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市长。几乎同时，毛主席将陈云从东北调进北京，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国经济的重振与规划。

陈毅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就是从上海离国的。抗战期间长期在华东一带坚持游击战，战争间隙还能写出一手豪情四溢的古体诗，是共产党内的儒将；陈云是上海青浦人，早年在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做过学徒，期间练出了一手叮当作响的打算盘功夫，号称党内第一算盘手。会写诗的陈毅与会打算盘的陈云，毅云联手，最终赢得了上海解放初的“粮食战争”。

先夺回金融话语权。买粮食需要钱，然而新生的人民政府恰恰没有钱，资金短缺是很严重的。长期的战争破坏与国民党溃逃前的疯狂洗劫，使新政权面临着极大的财政经济困难。没有钱在乡村，善良的农民还能够支援革命力量，而在城市里，没有钱就很难办事了。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首先就是打击不法资本家的金融投机，展开“银元之战”。

上海解放当日，陈毅就颁发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在6月5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因为金圆券已成废纸，兑换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到6月3日，收兑的金圆券已堆满了所有的银行库房，装运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排到了四川路。可是，金圆券收上来了，人民币却花不下去。

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市民对纸币失去了信心，投机商乘机炒作“黄白绿”——黄金、银元和美钞。银元，俗称“袁大头”或“孙大头”，指民国期间铸造的两种银元，分别因印有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头像而得名。在5月底和6月初的10天里，银元价格暴涨了将近两倍，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随之上涨两倍多，大米和棉纱涨了一倍多，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

解放军进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一开始，军事管制委员会采取了抛售银元办法，可是，10万银元抛出去，马上被投机商吃进，如泥牛入海。坐镇北京的陈云意识到，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他判断，如果用正常的抛售办法对抗，势必牵动全国的货币市场，造成全国游资围攻上海，形成决战态势，我方没有那么多的银元可以攻防，即便足量抛售，局面也是大乱。所以，他与陈毅商量，决定采取断然的军事手段。

6月8日，军管会通过报纸、电台进行阵前喊话，敦促投机商停止对银元的炒卖，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10日上午，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亲自出动，带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围了设在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吴晓波著《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对该事件有生动的描述：

早在9日，公安局已派人化装进入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并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商家的名单。10日上午8点，200多名便衣警察按预定部署进入证券大楼，随后分五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两个小时后，一个营的警卫部队乘十辆大卡车到达大楼，对整个建筑物实行军事包围。同时，分布在楼内各场所的公安人员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刻停止交易活动，就地接受检查。当时大楼内共2100多人，从上午到午夜12点，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每一个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会后，当场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

 在人民政府强有力的打击下，第二天银元便从2000元猛跌至1200元，大米价格也跌了一成。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用油价格跌一成半。“银元之战”成了人民政府与上海旧经济势力交锋中取胜的第一个回合，初步稳定了人民币的地位，为控制市场，打赢粮食战争创造了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