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研究风格就像人的性格一样，通过其就可识别人或者群”，事实上当拜读某人或者某群体的作品时，某种特定的研究方法或者治学态度深深植入其作品的方方面面，阿基米德是个穷竭法大师，亚里士多德喜欢分类，欧拉擅长归纳；十七八世纪的科学家们好像脑中个个装把刀子，碰见什么都想拆，二十世纪的数学家似乎恋上了梵高，抽象抽象在抽象；柯西是多产的，两天就可整出一篇论文，黎曼论文虽少，但个个是开创的；高斯是狡猾的狐狸，从不留下角手架，海森泊却完整展示发现的背景，娓娓到来；伯努利好斗善辩，牛顿却很内向害羞；笛卡尔说“著作写的让大家看不懂，才是高”，老毕说：“研究的东西越神秘，就越兴奋”；而对于中国的研究风格：自古就喜欢复杂，正如普利高津描述：“这种对复杂性的热爱严重阻滞了古代中国利用数学这个简易的分析工具（近现代科学在某种程度是数学和计算的胜利，即把自然法则表征为符号和数字的形式）推动科学进步的步伐。

    亚里士多德说：“万物皆有目的，幸福是人的最高目的，而介于过度和不足之间的中庸之道的美德即是通往幸福的最短路”，“万物皆聚类，而人是归属于一定社区的是群居动物，个性只有在共性的基础上才能定义和演绎”前者和古代孔子是切合的，后者与当今孔子：“马子”又有一点不同，其又说：“类聚是因人是有差别的，如其对人的分划：大部分是喜欢追求快乐的，少数人是热衷名誉的，极少部分人是热爱沉思的”。

   上述这些内容与其中体现的诸如定义、分析、分类的研究风格对于科学本身而言是同等的权重，撇开内容就其风格而言，如亚里士多德对逻辑、经验以及有其派生的直觉对理解事物重要性的哲学信仰，偏好分析和分类的研究手法，这些东西是内置的，是根深蒂固的，甚者和人是一一对应的，这种决定研究性状的哲学和人格基因，偶尔会有突变但总的是渐变的，即在特定历史氛围以及个人学术生涯内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