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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寻觅意义

【 作 者 】王德峰

【 ISBN 】978-7-5329-6725-4

【 出版社 】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10

笔记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向西方学习的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的领域里边，我们向西方也学习了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对中国的进步有很大的意义。

  这个进步，它的标准是西方设定的，因为我们是被迫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就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前提，就是必须引入市场原则，引入资本的逻辑。

  中国人努力地学习资本的逻辑，我们以为，通过进一步地让市场经济健康、正常和完善，就会带来中国的进步。但是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今天的中国社会，并没有由于资本逻辑的引进而形成了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独立的个人，彼此之间按照以理性做基础的契约原则打交道。这一点，直到今天没做成。将来会不会成？。

  以前中国人有句话：“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就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但是这个“门”是家门，它还是家。家在内部有它的伦理法则，有它的道德价值。今天这个以家庭或者家族为单位的“沙”也已经分解了。今天的沙粒，是利己主义的个人。于是，信任危机发生了，导致不良社会现象层出不穷。

  由资本的逻辑所要求的社会关系的主导原则是什么呢？是在独立的个人之间建立以理性为基础的契约。于是，人权的原则和人道主义的原则被广泛地接受。

  我相信，资本的全球化不可能夷平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假如夷平的话，全世界的人类只有一种文化精神，只有一种思想，只有一种智慧，而这绝不是我们可以期待的美好的远景。

  我们无论是怎样在西方的知识体系和学问体系当中成长，我们的业余生活无论是怎样地欣赏好莱坞大片，读西方的书，吃麦当劳、肯德基，西服革履，我们变成了西方人没有？我们还是中国人。

  越是到海外去留学的人，越是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西方国家生活，一定会遇到cultural shock（文化震荡），他们意识到自己还是中国人。

  为什么向西方学习了一百多年的这个民族，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曾经崇拜西方、向往西方，我们却始终学不成西方人？其根源在汉语。

  “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海德格尔。

  人类对世界的基本经验，是在语言中的经验；人对世界的基本理解，是在语言中的理解；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所形成起来的最基本的生存情感，也是在语言中形成起来的。人的基本的人生态度，也是在他所在其中的母语给他的。所以，只要汉语存在一天，我们就仍然在中国思想中，我们因此仍然是中国人。

  佛家三句义：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佛教最基本的原理是四个字：“缘起性空”。这是佛教的各种宗派共同承认的，不承认这一条，就不能算佛教的宗派。

  中国思想，主要是儒家、道家和佛家三家，这三家没有一家有实体观念。

  在中国一个自然村落里，人与人的关系都有血缘关系可以追溯，可以用亲族关系做基础来奠定其社会秩序。

  西方民族杂居，构建社会秩序的方法是契约。但契约是人定的，也可以被人破坏，所以要让契约神圣，其方法就是构造一个神的世界。用神与神之间的秩序、道德，来规定人间的秩序。让人间的秩序有神圣性，这就是西方在哲学之前的宗教的基本任务。

  在西方哲学起步之前，西方的宗教思想已经区分出两个世界了：一个现实世界，一个神的世界；一个此岸，一个彼岸。

  柏拉图不再用宗教的语言说话。他凭理性说话，要用理性的语言同样构造出一个彼岸的世界来，这个世界就是理念世界。由柏拉图的理念论产生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现实世界是不完善的。因为现实世界由感性事物构成，而感性事物都是对理念的不完善的模仿。

  所以，西方一定提出历史进步论：世界应当被改造，因为它只是不完善地模仿了理念，要克服它的缺陷，而每一次克服都带来一次进步。

  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精神当中，永远发展不出西方的技术来。我们改变自然物的方法不是处理它，不是改造它，而是更好地实现天人合一，其原则是艺术。手工业劳动者的技艺不是技术，这是两种不同的关于自然的态度。

  佛不是神。Buddha这个梵文单词被翻译成佛，它的本意是觉悟者。所以，佛就是觉悟者。佛性不是神性。众生是佛，众生是尚未觉悟的佛，佛是已经觉悟了的众生。

  去读中国的经典，儒家的也罢，道家的也罢，佛家的也罢，一定不要如读西方科学或者西方哲学那样去读，去梳理概念，讨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包含或者不包含关系，或者逻辑上的推演，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读中国哲学典籍的方法，若你这样读，就会误读了它。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个一个范畴推演的，每一步的推演，在逻辑上都没有漏洞，而我们读的时候也必须一环一环地跟上去，不能有任何脱节。这就是西方哲学的著作，它是锻炼我们的头脑的，把我们的理性思考训练得十分彻底和周密，效果跟学数学差不多。

  中国的人生哲学，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教科书，是人生的教科书，而不是理论的书。中国哲学的典籍，是滋养我们的心灵的，你读得懂这一段，是因为你有过这一份生命感受；你读不懂那一段，是因为你的人生还没有那份感受。

  中国哲学的著作，它的文字表达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充满了形象、比喻、例证、暗喻，有文学的价值。中国古代的圣人把他直接所见的说出来，这叫直觉的真理。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是老子讲的。

  这一点，让中华民族有了一种智慧，是其他民族无法跟我们比的。在最黑暗的时候，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中华民族对未来始终保持着它的信心。为什么？黑暗终会过去，因为它一定走向自己的反面，光明一定在前面。同时，它又让我们这个民族在最辉煌的时候、最得意的时候，保持必要的警觉，为什么？事情正在走向反面。

  在这个前提下，你可以推出道家为人处事的两条通则。如果你要得到一个事物，你就要从它的反面开始。你要强大，必须从弱开始；你要高，必须从低开始。因此开始做事时一定低调，低调到让你觉得他不存在。

  第二条，若你要比较长久地保持一个事物，就须让这个事物包含它的对立面。因为一个事物如果没有能力包容自己的对立面，它很快要结束。

  中国的哲学就是人生哲学。西方哲学的主题是知识的问题：人如何获得关于外部世界可靠的知识，它的前提，它的方法，它的基础是什么？这向来是西方哲学的主题。西方哲学不是不谈论人生，但是人生并不是西方哲学的主题。

  西方哲学产生了它的重要成果，就是今天我们都在学习的西方的自然科学。中国哲学并不很关注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中国哲学的主题是人生问题的解决。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

  约，表示贫贱的生活处境；乐，表示富贵的生活处境。什么是不仁者？不是指坏人，是指心没有安顿好的人。何谓心没有安顿好？心中没有仁之常体。

  大多数人都属于不仁者。因为心中无仁之常体，所以贫贱难耐凄凉，富贵不能乐业，左也不安，右也不安。

  我们的心的无限的一面，是无法安顿在现实事物上的，因为现实事物毕竟是个有限的事物。

  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行走，有时候失败，有时候成功，每一项具体的成功都不足以安顿我们心的无限的一面。

  心无法安顿在现实世界里。因为组成这个现实世界的所有事物，无一不是有限的事物。因此解决的方法一定是超越现实世界。

  中国人则不用宗教的方式来安顿，而是用哲学。中国人在哲学中出世。

  中国哲学一定首先提出出世的原则，即提出一条超越现实的路，然后再回到世界中来，那叫“入世”。

  儒道佛三家是中国哲学的主干。

  儒家：无所为而为。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它是达到一个功利目的的手段，而是这件事情本应当做。做事并不是手段，它自己就是自己的目的，它自己就是自己的价值，它自己就是自己的意义。不做，就错了。什么是无所为而为的做事境界？投资开店，有明确的利润目标。这无可非议。但是“童叟无欺”，这就表达了商业行为的自身价值。开商店，开医院，开民办学校，这些事情本身并不是通向资本利润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目的和意义。

  道家：无为而无不为。不是不做事，而是指不人为地做事。人为，这两个汉字合起来，又是一个汉字：伪，是造作。儒家的重点在人，道家的重点在天。在天人关系当中，道家的原则一定是做减法，即尽可能地减少来自人自己的因素。

  佛家：无心而为。佛家认为，我们人生在世做事情，做这样的事而不是做那样的事，能做那样的事而做不了这样的事，都是因各自有自己的业要消。有了结果，可能会旧业未消，新业又来，因此没结果是最好的。要让这个结果与自己无关。在做事时，心从未牵挂到结果上去，这样的话，事情的结果就不是我们所造的业了。做事情就去做吧，不要怨天尤人，这是你本应当消的业。

  儒道佛三家合起来，中国哲学解决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如何实现出世与入世的统一。

  儒家的天命观、道家的天命观是一致的，那就是人生在世，人与人之间的富贵穷通的差别，其实是命。在富贵穷通这件事情上，我们如果去奋斗，那叫谋虚逐妄，假如我们这一辈子是为富贵而奔忙的，那是消极的人生。君子可以面对不同的生活处境而仍然活得有意义。

  中国哲学的主题，就是人如何安排好自己这个最难安排的生命。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趋向于生命，生命趋向于情感，情感的最高状态是人心。

  那么鸟兽的哀鸣，我们听到了会起不忍之心。瓦石无端地被毁坏，我们也会生顾惜之心。

  人跟宇宙是一体的，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仁心感通万物，所以是“一体之仁”。

  西方思想理解的宇宙是物质的，物质的宇宙，是有待人类用概念和技术去处理的对象。西方哲学只能走那一条开启科学的道路，西方哲学终结在它今天的科学里了。

  人人都应该有哲学的修养，但不是人人都应当成为哲学家，如果大家都仰望星空，就没有人去挖井了。有句话说“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这是我们民族的实践的精神。但是，我们经常不得不坐而论道。

  一个民族，仅仅在两种场所里建立起它的精神中心。一个场所是宗教的圣殿：基督教的殿堂，佛教的庙宇，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中心。另一个场所就是大学。

  前面一种场所即宗教的圣殿，它所营造的精神世界逐渐地下放到私人生活的领域，成为私人的事情，它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开始分离。于是，后一种场所就显得愈益重要。后一种场所，成了一个民族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塑造者，这就是大学。

  把大学的学习生涯指向一个非常具体的就业，一个谋得更好的职业这样一种目标，我觉得是莫大的遗憾。

  我们人生几十年，可以拥有多少个安静的四年，远离着整个社会的功利体系、利害得失的体系，可以不带任何功利心地去追求一种真理，去探讨一种学问，去获得精神上的重大经验？

  若把一个伟大的民族的所有大学都降格为职业培训所，不再成为精神中心的话，这个民族的精神还会在，但这个民族精神在民间了。这是在精神上的自我放逐，让这个民族的思想的事业取决于偶然性，取决于少数偶然出现的具备着天下关怀的奇人。

  大学守护着一个民族的人文思想、学问和真理的事业，守护追求真理的那个方式和尺度，守护某种传统，那叫传承。

  什么是大学之精神？

• 追求真理，发展学问。

• 诊断时代，引领社会。

• 关怀天下，直面命运。

  倘若我们谈论一个民族的精神中心，就是在说它是一个体会民族命运的地方。在对命运的感悟中去领会真理，这是天下关怀。

  只要文化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就在，它靠谁守护？中国历史上向来是靠在野的士大夫来守护。这是中国人以一种中国哲学的方式来直面自己民族的命运。

  读非必读的书，是人生的一种宝贵的经验。这种经验，有与没有，人生会大不相同。

  为什么“与君一席谈”很重要呢？因为人的生命要有意义。人的生命，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始终要求诠释。在生命中，我们会遇到挫折、苦难、成功、欢乐，无论是什么，我们的心灵都自然地要求诠释。

  音乐是对我们所领会到的命运的表达。

  今天，人们对音乐的态度恐怕不是这样。当然，音乐作为娱乐也未尝不可。音乐安慰我们的心灵，宣泄我们的情绪，完成心理上的某种效果。

  巫术并不是人类在没有科学武装之前用愚昧的方法妄图使自然听从自己。巫术原就不是为了呼风唤雨，不是为了降服自然。生活资料的果实必须用劳动的汗水来换取，原始人是懂得这一点的，巫术是原始社会的生命情感的发电机。巫术是原始的艺术，艺术就起源于巫术。

  巫术的作用是形成原始共同体的精神氛围。它激发每个心灵的情感和意志，让生命的目标变得有意义，这就是巫术原来的作用。所以，我说艺术在本质上是巫术。

  今天的人对西方古典音乐已有一种陌生感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一种渴望，即一种把我们个人的心灵的愿望置入一个理想世界中去的渴望。

  我们所处的社会进入了二维平面化的生存方式之中，一维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另一维是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在这种状况中，我们不再拥有一个崇高的、可以让我们向上攀登的目标。

  尼采说“上帝死了”，这个上帝就不仅是指基督教的上帝，而是整整一个超感性的世界。这个超感性世界的崩塌，使得不仅是古典音乐，而且是西方近代的整个审美理想的瓦解。

  我们是孤独的，但我们又不孤独。我们通过哲学、通过艺术而不孤独。我们种下慧根，让这一生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总是活得富于意义。在伟大的音乐作品中，我们得到的是心灵的愉悦，这种愉悦无可名状，它给我们的心灵以充溢和伟大。

  一些生活、活动并且栖身于人文典籍的世界中的人。他们与现实保持着足够的距离。

  人文典籍的作品记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以及这个民族的思想、信念、行动、遭遇、奋斗、苦难。如果你喜欢这种精神体验，并且能够理解这些典籍，难道可以把你判定为“不懂得人生”吗？

  我们不可能把我们今天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看成是由天上掉下来的一整套规则所造成，我们知道，它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套规则在中国的展开方式与西方大不相同。这就构成一对矛盾：一方面，我们不是西方人；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用西方规则。我们在这种矛盾中感到痛苦，才想到要追寻痛苦的来历。这样，我们就进入了思想。

  人文研究的真实任务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守护思想。

  在这个地球上，只有人类是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问题在于，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人总是在盲目中创造生活。所以，人的文明对人来说，既是某种超越性价值的实现，又可能转变为对人性的威胁和危害。

  比如说科学技术，是人类创造的，是在对某种超越性存在的领会中创造的，没有欧洲近代的人文精神，就没有欧洲近代的自然科学。但是今天，科技却同时也成为一种统治的力量，它把人本身也变成了某种可被处理的客体。于是，人文研究就必须再度把科学作为它的研究对象。

  人类生命的尊严，人类生命的幸福感，都是人自己树立的，同时也是由人自己来加以摧毁的。这是人类最大的悖论，人自身的悖论。如何解除这个悖论，是人文研究的基本任务。

  人文研究具有根本上的历史性，它探讨的是真理的历史。它通过探讨真理的历史来守护思想。所以，鲁迅先生的这样一句话是正确的，他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对生命意义的建构，在原始社会阶段是通过巫术。通过巫术，初民们通达了一种超越的境界。在原始部落的祖先崇拜中，原始人实现了怎样的一种愿望呢？他通过对祖先的崇拜，把自己这个小我同不朽的祖先相统一，祖先是这个部落的不朽的自我。每一个人通过与祖先的联系，就与不朽联系起来了。一个有限的生命、一个小我，与不朽联系在一起。祖先代表了原始部落的最高理想，代表了它的自我意义的确认。这种祖先崇拜是通过巫术来展现的。

  我们从这些原始艺术的事实中体会到了艺术的真实目标：要求达到超越的境界，要求与某种不朽的事物相关联。由于这种关联，我们在现实中的艰苦生活就变得富有意义了。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去奋斗的那种力量，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不是仅仅为了存活下去而奋斗的那种生物的必然性。推动人类生命奋斗的力量是精神，这种精神的最初表达，就在艺术之中。

   追求真理，与学习一条物理学的原理根本不是一回事。真理并不是赤裸裸地写在一本现成的书上的东西，倘若真是这样的话，我们认识真理也就太容易了。

  你究竟是成为一个儒家的信奉者还是道家的信奉者，这是有前提的，而不是任意选择的。这前提就是你自己从命运中发现的东西。你在一定的人生阅历的基础上，体会到一种命运性的因素，然后，你或借助儒家典籍，或借助道家典籍，对这种命运赢得了一种自由的态度。当你在这个态度中时，你就在真理中了。

  凡真正热爱艺术并从事艺术的人，应当坚决地摒弃一切追逐时尚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正在毁坏着我们的艺术的光明的未来，它把艺术降格为生活中的娱乐，或者变成一种猎奇心理的满足。艺术本不是这样的东西。艺术是真理的事业，它进入一个民族的命运。

  学问进展的基本条件是内心的自由以及因为内心的自由而产生的持久不懈的努力。

  不要害怕平凡。硕士也罢，博士也罢，它们并不是标示一个未来的成功者的符号。我们手中掌握的财富之多少，我们所获职位之高低，都不足以充当衡量我们的人生是否成功的尺度。我们可能依旧平凡，但只要我们在平凡的社会角色中所从事的工作，正在真实地积累起我们民族的光明的未来，我们的心灵就是伟大的。

  得失交错，祸福相倚，是人生常态，我们的喜怒哀乐之情往往随之起伏波动，但这不是一种很好的人生状态。比较好的人生，是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上的人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普遍地崇扬理性主义，疏远了本民族的文化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人文学科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了。它有两个方面的“边缘化”。第一方面的边缘化，是指人文学科受到实证科学的排挤。第二方面的边缘化，是人文学者的自我放逐，即把人文研究尽可能地等同于科学研究。

  不要把阅读人文经典看成是同现实脱离的事情。我们读人文典籍时，就在读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人文典籍的帮助，你也在读生活，但是境界比较狭隘，常常流于就事论事。

  在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中，我们才能领会人生的真谛。对人生的领会，当然离不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际，但是，我们光有现实生活的遭际，而不进入伟大的艺术作品，我们的心灵就不会有力量。

  我们不是拒绝学习西方教育理论，但是西方教育理论救不了中国教育，这是必然无疑的。

  我们这个民族的问题，是要通过创新来解决的，这个创新的基础在哪里？创新的基础向来就是传统。你把传统丢掉，说还有创新，这压根儿就是个谎言。

  假若宋明的时候不返回到先秦诸子那里，哪能有宋明这一次思想的高峰？笛卡尔如果不在原则上接受苏格拉底的思想，哪有西方近代哲学？人类在今天面临文明危机的新的关口，只有一个办法来拯救自己，那就是重新去领会这个民族的古代智慧。

  叔本华说，人生总体上是一个悲剧，因为欲望和意志驱使着我们，我们没办法停息下来。有三条道路可以帮助我们解脱。

  第一条道路是艺术，特别是音乐。当我们聆听音乐的时候，在我们身上起作用的那个生存意志平息下来了。

  除了艺术，还有哲学的沉思，因为哲学的沉思不是科学的思考。在哲学中，我们是为了意义阐释而从事认识，从而，我们也暂时地摆脱了欲望和意志对我们的支配。

  此外，还有最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从生存意志那里的解脱，因为那是一种普遍的恻隐之心的发动。

  三种方式可以让我们暂时地摆脱欲望、意志对我们的支配。不过，这些都只是暂时的摆脱，我们还得返回现实世界。彻底的解脱是涅槃。

  理想如星辰，我们永不能触摸到它，但我们可以像航海者一样，借星光的位置而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