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拙文发表于今日《科普时报》“科星熠熠”栏目。该栏目为该报新近开辟，刊载百年来知名的科学人物。

1933年，杨钟健在协和医学院娄公楼前展示恐龙化石

1941年1月6-8日，在重庆北碚的文星湾，中央地质调查所公开展览了第一具由中国人发现、挖掘、研究和装架的恐龙——许氏禄丰龙。这是许氏禄丰龙首次公开亮相，在山城引发了不小的轰动，一时观者云集，每日达四五百人之众。

说起许氏禄丰龙，不得不提到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杨钟健。全面抗战爆发后，众多科研机构辏集大西南。1938年7月，杨钟健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主任，随即组织开展了对云南地质及古生物化石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了躲避日军的空袭，他们在昆明城外十里的瓦窑村找到一处破旧的关帝庙，简单收拾后就在那里办公、研究。当年冬天，调查所的卞美年、王存义在昆明西北的禄丰盆地发现了大量脊椎动物化石。一年后，杨钟健、卞美年带领人员再次前往禄丰进行科学发掘，所发现的化石动物群后来被命名为“禄丰蜥龙动物群”，其中发掘最完整的一具便是许氏禄丰龙。正是在这一时期，杨钟健的研究领域从哺乳类化石、新生代地质转向了爬行动物，并发表了一系列与禄丰龙相关的论著，1941年出版的《许氏禄丰龙》成为我国第一部研究恐龙的专著。他写有一首诗《关帝庙即景》，生动诙谐地描写了当时困窘的研究条件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三间矮屋藏神龙，闷对枯骨究异同。且忍半月地上垢，姑敲一日份内钟。起接屋顶漏雨水，坐当脚底空穴风。人生到此何足论，频对残篇泣路穷。”[按：这首诗有一些文献把“矮屋”作“倭屋”，尽管倭有矮的意思，但从平仄看，应是矮屋；泣路穷，也有作注路穷——误]

新中国成立后，杨钟健先是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后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1956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朋友给他贺信，他向家人谦虚地说道：“说我思想先进，愧不敢当；只是大丈夫只能向前，哪有退后之理！”

杨钟健不但是一流的科学家，在教育、培养人才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早在建国前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时，为了培养、训练贾兰坡（当时还是练习生，后成为中科院院士），要他辨识发掘出的动物牙齿，并归类到属和种，然后杨钟健亲自核验。有学生问他面对不同古生物分类学教材的抵牾之处时该怎么办，杨钟健不给他明确答案，而是建议他们择其“善”者而从之，在学习中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甚至可以提出自己的分类标准。

在科学问题上，杨钟健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从不含糊。有一次，青年科研人员刘后一翻译一本苏联的《脊椎动物学》，原文有一句讲到原始马只有猫那么大。杨钟健审阅时发现此处不对，便问刘后一，得知原文如此后便说，不要迷信原文。这样，刘后一才在该处加了一个译注。但是每当别人对杨钟健的工作提出批评时，他又乐于虚心接受。1952年，还是清华大学学生的龚育之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了《科学通报》脱离实际的倾向。由于《科学通报》是中科院编译局主办的刊物之一，杨钟健便亲自找到龚育之，征求他的意见。

杨钟健曾长期担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特别重视博物馆的“后台”工作，强调不但在展陈中要注意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内容的介绍，同时要对标本的保管、保护等进行研究。他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博物馆的同事，“不能老当采集队，不能总依靠别人，要学会自己搞科研。”现在愈品这些话，愈能体会到他的真知灼见。加强博物馆的科研工作，绝不能视为对博物馆工作范畴的简单拓展，而是博物馆长远发展的立基之本。

杨钟健是我国现代科学史上罕见的高产科学家，他一生共发表科研著述670余篇（部）；涉及领域又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从鱼类到人类的所有主要类群。他还留下了2000多首诗歌，其中许多是其从事科研工作的即兴抒怀或心得体会，别具一格。如此丰厚的科学遗产，一方面源于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得益于他卓越的工作效率。他时常告诫青年研究人员，任何情况下都不该停止进行科研工作。杨钟健为此践行了一生，正如他说的：大丈夫只能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