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排球赛中，除了有发球员之外，二传手的作用也值得重视。如果二传手没有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就难以形成有效的进攻，进而扣杀得分。

科学传播是一项集体“活动”，它涉及到方方面面，也涉及到各行各业，特别是在媒体多元化的时代，媒体已经不再单纯地是科学传播的介质，它已经演化为了科学传播的一个参与者。公民在完成正规教育、离开学校之后，媒体就成为了他们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成为了非正规教育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如果说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家是“第一发球员”，那么科学新闻记者就应该是“二传手”。科学新闻记者从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中获得相关的信息，在对信息进行加工编辑之后传递给目标受众。在这个过程中，“第一发球员”的作用需要重视，以确保信息源头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可靠性，谢小军等人以及包永红等人分别于2012年和2013年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探讨科学传播“第一发球员”的作用和相关问题。当前，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相关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重视，同时已经有地方已经对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做法进行试点。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如何在科学传播中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和探讨，但是对于科学新闻记者这个“二传手”的探讨还有待深入，研究也需要跟上。

作为科学传播“二传手”的科学新闻记者是记者这个行业的一个分支，甚至可以说科学新闻记者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建制”。因为从国内外的相关数据来看，从事科学新闻报道的记者还对其他议题进行报道。学术界和业界一直以来也对科学新闻记者需要专才还是通才方面存在着持续的争论。因为媒体高层管理者认为在一个方面能够工作出色的记者一定能够报道其他方面的议题，因而科学新闻记者应该是通才而非专才。甚至从近几年相关的一些调查来看，这个争论也一直持续着。同时也有一些新闻机构对记者进行轮岗，这是为了避免某些记者与新闻渠道之间形成过去“亲密”的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培养专才设置了某些障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科学新闻记者这个职业近年来也面临着各种挑战：由于经济利益的压力，一些新闻媒体开始压缩科学报道的数量和板块，压缩了科学新闻报道的空间。比如1989年美国每周有科学报道的媒体达到95家，但是仅仅3年之后，这个数量下降到了44家，随着出现的是科学板块的减少和压缩，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体现在篇幅上，特别是那些小报，到了2005年，仅存24家。国内也有一些致力于科技传播的媒体或者改版，或者并入其他媒体（比如《大众科技报》）。

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家是信源，是渠道，是“第一发球员”，没有了科学家，科学传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作为“二传手”的科学新闻记者如何看到或者找到科学家发出的“球”至关重要。只有“发球”和“传球”衔接到位，科学传播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传统上，科学新闻记者们获取科学新闻素材的渠道主要是新闻发布会，当然也包括各自所在媒体的提出相关的选题，然后联系科学家进行相关的采访。在收集完材料之后，记者们对相关的信息进行编辑和加工。同时还有一些针对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的科学报道，比如H7N9,转基因食品，雾霾等。当这些话题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和焦点时，新闻媒体记者敏锐的触角也会第一时间发现相关的话题，从而着手进行报道。

如果说上述方式是科学新闻记者主动看到了“球”，那么科学家自身和科学家所在的组织也会通过某种方式提醒科学新闻记者注意某些“球”（即话题）。

国外较成熟的组织和机构都设有公共关系部门（PR）来协助科学家开展科学传播活动，公共信息官（PIO）也会和科学家一起对相关材料进行完善并定期地发给科学新闻记者，提醒他们近期本组织和机构的一些科学研究进展，从而增加组织、机构和科学家的媒体“可见性”，这也有助于科学新闻记者接近和获取新闻渠道。比如英国皇家学会（the English Royal Society），法国科学院(the FrenchAcademie des Science)，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the Australian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以及美国科促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都要求其成员（同公众）探讨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这些机构中的一些，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American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英国研究理事会（the British Research Council）已经出台了传播之南，还有一些成立了新闻办公室或者聘用了从事传播的工作人员，提升各种类型的活动，包括具有教育功能的网站，纪录片，科学表演和研究中的志愿服务。还有一些，比如美国神经科学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甚至组建了专业团队来致力于帮助科学家同普通公众进行交流。

另外还有一种主动获取找“球”的途径，那就是专业期刊。有些科学新闻记者会定期浏览专业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通过这些论文也可以找到很好的报道话题。另外一方面，论文的作者有时候也会准备一篇科普性的材料发给记者，当然这些材料上会有“embargo”的标记。记者们也会在专业期刊对论文进行正式发表之前整理报道的材料，但是不会提前发布相关的消息，在这方面贾鹤鹏曾近撰文论及此事。

不论通过什么途径获取的信息，科学新闻记者都要对信息进行加工和处理。媒介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换句话说，它不能决定人们想什么，但是却可以决定人们怎么想。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公众接收到的科学信息并不是科学家直接传递过来的，而是经过媒体加工过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加工和处理方式会影响着公众对科学信息的获取。

在学术论文的发表过程中，同行评议是一个成熟的论文评审模式。经过评议，论文中的一些错误和偏差可以得到修正，从而确保文章的可靠性。科学新闻记者在处理新闻信息的过程中也应该借鉴这个模式，他们就某个话题采访而来的材料，可以邀请其他本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进行补充和完善，从而佐证采访而来的材料的科学性；另外一方面，通过引用与被采访专家的观点相左的观点和看法，也能够给公众呈现出整个问题的全貌。

在科学新闻处理过程中，客观性和平衡性是科学新闻记者们践行的两个准则。在一个科学新闻记者无法决定什么是真实的世界里，客观性就要求这个记者进入“中立的传播者”模式，并且不仅聚焦于正确性，而且要关注精确性。也就是说，不是去判断一个真实主张的正确性，科学记者应该专注于报道中对这种主张进行精确地再现。这个议题不再是该主张是否得到证据的支持，而是新闻渠道所说的和科学新闻记者所呈现的之间的契合度。类似的是，当一个科学新闻记者无法判断谁说的是真相的时候，平衡性规范就建议他应该在报道中尽可能多地呈现真实的主张。换句话说，当正确性无法实现的时候，最好的退路就是综合性。实际上，科学新闻记者在告诉读者们“真相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科学传播需要科学家、科学新闻记者、公众之间的积极配合。科学新闻记者这个“二传手”的作用十分重要，它衔接起了科学家和广大公众，是二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因而必须重视科技新闻媒体和科学新闻记者的科学传播能力，在科学新闻记者获取科学新闻素材方面有多种途径，然而现行的实践并不完全与相关的理论和研究相一致。笔者在与部分媒体记者沟通中发现，很少有记者会定期查阅科学期刊中新发表的科研论文，同时也很少有记者是专职的科学新闻记者，另外一方面，虽然国内已经有科研机构开始了相关的实践工作，但是科学家所属的机构和组织还很少主动联系媒体，或者帮助科学家完善用于科学报道的材料。理论上一般认为科学新闻记者应该具有一定的理工科背景，但是目前国内的科学新闻记者大多数并非理工科专业出身，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做出优秀的科学报道，但是让科学新闻记者知道并理解一些基本的科学还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二传手”才能真正地发挥出承前启后的作用。

（注：本文原载于果壳网，原题目名称为：如何做好传播科学的“二传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