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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可怜的博士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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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可怜的博士后时代（王德华）
我是1993年6月份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想起来那次答辩也算是一场洗礼，12份评审意见，9位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答辩那一天，65岁高龄的导师一大早就站在楼前的门口，恭候各位委员的到来… …都是为了学生的答辩能顺利些！不管怎样，最后答辩还是通过了。毕业后，我申请到了崇拜已久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人员（这可是真心话！）。说来惭愧，如果不到北京来读书，还真不知道还有博士后这一说呢。又经过了申请、答辩等等手续后，最后也获得动物研究所相关委员会的通过，拿到了入场卷。这样我于1993年的7月搬出当时北师大的13号楼，入住动物研究所提供的位于中关村临时住所。
记得搬迁那一天，动物所教育处还专门派了车去帮我拉行李。一起奋斗了3年的老哥们帮我将那些一直没有扔掉、但差点全部烧掉的文献和书籍一箱箱地从6层楼搬到楼底（当时答辩受到挫折，差点要离开学术圈）。车子停在离楼门口20米左右的地方，兄弟们说你让司机将车再开过点来吧，我当时感觉人家能来帮我拉行李就感激不尽了，哪还敢指令人家再将车开过来呀（当时单位的司机地位高着呢）。我央求大家再辛苦一下，将这些死沉死沉的纸箱子再向前扛20米，放到车上去吧。
坐上车告别了老哥们，告别了师大，一会儿就到了当时闻名全国的电子一条街（那时各个方面都不是很健全，全国人民上当的不少，有苦无处说，这样就有人戏称是“骗子一条街”）。按照教育处的安排，我的临时住处是靠近中关村二小的一个大单元房内的一个小房间。这个小间大概有9平方米左右。记得房内的空间就是一张床的地方，纸箱子只能放在床底下，没有任何活动的余地，在房子里转身都困难。有一个大窗子，窗子外面是中关村第二小学。这样当时幼小的儿子可以透过窗户张望中关村二小的小学生的早操、课间操。他自己每天早上在床上还跟着窗外的小学生们一起做排队和行走练习。当时一个单元房内住了3家住户，厨房和厕所都是公共的。就是这间9平方米的房子，还是强迫当时动物研究所的一位在读博士生给腾出来的呢（现在已经是有名的大教授了）。
不管怎样，当时好兴奋啊，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在祖国的首都北京有个属于自己的天地了。不管空间大小，关上门，在床上铺一张报纸，拿出在中关村夜市上坎价买到的凤爪、螺蛳，全家人海吃一顿，小房子内也充满了欢乐和温馨。由于是单元房，开始我们也没有进门的钥匙，每次只能敲门麻烦同在一个单元房的邻居出来给开门。
说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在这间小房子里安顿好后回山东老家住了一阵子，等再回到北京时，由于替我们保管钥匙的朋友没有联系上，这可坑苦我们了。天色黑下来了，还联系不上（看看现在的信息时代多方便多好），最后决定在临近的一个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好像是微生物所）办的小招待所里住下。一问还有床位，但没有想到的是持北京的身份证不能住招待所，当时他们母子还不是北京的身份证，可以办理住宿。你说好笑不，他们娘俩可以入住招待所休息，我晚上还要被赶出来。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给当时任动物所所长的王先生求救，他给招待所打电话说他以动物研究所所长的名义担保王德华是良民，请协助安排住宿，出任何问题，他都担保，并留下了他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这样我在北京自己“家”的旁边住了一宿的招待所。
再说办公条件吧。在老动物所的二楼的一个拐角处，有一间原内分泌学研究室的小房间，这个小房间是以前由于置放大型离心机的需要而在一个大房间内临时用木板隔开的，没有窗子，只有一个门。面积大概也有6平方米左右吧，可以并排着放2张两斗桌呢。我跟早我一年另一位博士后就被安排在这个小房间里办公。记得就是那张两斗桌，还是在当时的有关处室领导的关怀下解决的，我记不得跑了几趟去询问，最后终于有一天在一位老师的带领下在库房里找到了一张具有革命历史传统、包含革命历史烙印的两斗桌，还找了一把坐上去就“吱吱”叫响、左右晃悠但是用皮革外包的棕色靠背椅（这在当时都是固定资产呢）。在2007年搬迁入新园区时，我的学生还将那个具有革命历史传统的靠背椅搬到了新所呢。很感谢当时的有关领导，在严寒的冬天，那个小间里没有暖气，我们俩博后每天穿着厚重的鸭绒衣办公，领导为此特批准我们买了个电暖气。记得通电暖气的那个下午，脱掉鸭绒衣还感觉到那个温暖啊。那种感激，不说热泪盈眶，也是终生难忘啊。
科研费如何呢？今天说起来实在是可怜的很。我还好，每年有5000元的科研费。合作导师联系了微观生物学的几位老师，组成指导小组，希望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我到青海高原上采集动物组织样品，希望能从电镜、激素含量、生理测定等方面阐述高原动物对高寒极端环境的适应机理。样品取回来了，没有冰箱存放样品，寄放在开放实验室的冰箱内。由于各种原因，主要还是由于自己当时知难而退吧，最终也没有很好完成这项工作。最后只是在博士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些当时尚未完成的后续工作，补充了少许数据，完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现在也感觉惭愧得很！
工资呢？啊，当时最满意的就是工资了，记得第一个月将近600元呢，据说比副教授还高一点。博士期间每月115元的助学金（还是享受讲师待遇呢），转眼到了近600元，天翻地覆啊，真真感觉到了知识的价值！第二年又长了点… …住房也改善了，在五道口的动物饲养场，研究所将以前的平房实验室（16平方左右吧）粉刷了一下，还接了半间“厨房”，接通了自来水。一家人总算在北京有了临时属于自己的“小窝”了，儿子可以自由地在家里高声喊叫了。在这里我倾尽了所有的存款，买了生平第一件大家当－牡丹彩色电视机，那个高兴啊，连我的一个哥们都幸福得天天晚上来看电视，不停得感叹“太好了，这关键是自己挣的钱买的！”。
我感觉，博士后阶段最最重要的是延续了我的科研生涯，锻炼了独立工作的能力和要强的性格。尽管当时没有什么条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但我毕竟在科研这条路上走过来了。当然，那个时候是没有几个海龟回来的。
当时就是这个状态，十来年的功夫，大变样了吧。再补充说一句：我的合作导师当时是动物研究所的所长。一位让我一生敬仰的所长，一位让我一生感谢的导师。
中国科学院后来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别的先不说，单说在稳定科学院科研队伍上的意义就甭说多大了。亲身经历改革开放的岁月，感慨还是蛮多的。一步一步走来，真是不容易，当然这种磨练也是一笔丰厚的财富啊。国家各级部门的（新）领导们是否还记得土八路们的这些艰难历程？海龟们是否也了解这些土鳖们的“苦难史”？当时咱们国家穷，我们理解；现在咱们国家有钱了，我们也知道啊。国家不是倡导“和谐”吗？可怎么个和谐法呀？
（王德华 2008.8写，12.5完善）
（我坐的椅子有历史着呢，还是两所合并前的资产，是人家昆虫所的）
（具有纪念意义的我博士后坐过的椅子，当时这软座靠背椅可不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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