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上以明确的证据否定了Cd核是球形核的可能性。那么好奇的人就会问了，别的原子核就不可能有球形的么？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只是实验上的确没有明确的证据，证实球形核是存在的。

    所以即使存在，也是一个很稀有的例子。而这就已经和以前的核结构形状演化的观念相冲突了。

    证明一个结论，可能要考虑很多可能。否定一个结论，只需要一个证据。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新的激发模式，究竟是什么？Wood等人做了一些猜想，但是也没有足够的胆量，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激发模式。

    因为这个结论，实在是不可思议，不敢想象。

    做核结构研究的，每一个研究者都有一个模型，几乎都是用程序算的，而且算出来很费力气。有些时候，实际上是算不出来的。一些壳模型的研究者，认为主要的问题是算不出来，如果能算出来问题就会都解决了。

    我觉得算不出来是他们的幸运，如果算出来了，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可能就是胡扯了。这里边的问题就是，一些模型和真实的情况，只是在最低的能级的时候是相似的，而到了高能级，会出现系统性的偏移。我现在可以完全确定这个结果。

    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我一直编制的模型，似乎就是专门为解决Cd疑难而设计的。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情。我的确没有放弃这个模型，虽然它给我的感觉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不好。我做的研究方向是相互作用玻色子模型。由于把质子和中子的体系，简化为相互作用的玻色子，所以低能激发就都能算，而且能算更复杂的情况。

    只是在以前，这种更复杂的情况看不出来有什么意义。而且这个模型，以前已经有了一个程序，所以我在硕士的时候，又编了一个，让人看不出有什么价值。

    虽然这个样子，但是我还是继续编了这个程序。我觉得能做点文章也是好的。当然实际的情况是，我从读硕士的时候，就感觉一些拟合有些怪怪的。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新的想法，关于高阶作用的，主要是Isacker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我老师觉得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也应该很重要。

    只是最后没有想到，会如此重要，成为了重建核结构的出发点。

    所以发现的类球谱，这纯属一个巧合。我知道，我老师也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程序会解释Cd疑难，因为我们编制程序的时候，Cd疑难还没有出现呢。

    于是在2019年的十月份，我发现了类球谱。但是这个文章发表出来，已经是2022年七月份了。

    关键是观念的转变，然后你得有解释的模型，所以都很巧合。当我看到Cd疑难的实验结果后，我的观念不知不觉中就转变了。而重要的是，我的确有模型，还是我自己编的。这种巧合，这几年越来越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甚至是对于命运的畏惧。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无法解释。

    从实验数据能看出来，和球形核的能谱的区别就是三声子激发附近没有0⁺态。这个不是真的消失了。由于有U(6)对称性，能级的数量是不变的，任何的情况都是一样。所以IBM是一个强有力的模型。

    这样一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这个0⁺态上去了，去了更高的能级的位置。

    而以前的所有的模型，都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在SU3-IBM中，非常容易。

    于是我就发现了它，一切水到渠成，超级简单，就是发表的时候很费劲。

    当然，我发现的模式，也许只是在最低的能级处是一样的，整个激发模式，也许不一致。（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已经非常小了，但是排除掉却很重要）所以我需要进一步的证实，我发现的激发模式，就是原子核中实际的运动模式。

    我从两个方面开始。一是用SU3-IBM，解释更多的核结构能谱。从而来证明，这个哈密顿量的确能够更好的描述所有原子核的激发行为。（普适性）二是寻找这个类球核存在的更多的证据。（因为差别不是太大，所以细节非常重要）这个其实非常不容易，原因就是和前边说的一样，由于存在形状共存，确定能级是不是正常态，是一个困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