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会心”在《会心》（全文搞）

             ——读《红楼梦会心录》有感

受权发布厚艳芬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6年2月16日发布

这里受权发布的是厚艳芬女史的书评全文版，她是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出版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的责任编辑，限于篇幅该文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16年2月24日第19版（图书推荐版）时文字压缩了一千多字。

三年多前，当吕启祥先生跟我提起她的《红楼梦会心录》时，我直觉到这是一本沉甸甸的好书。

所以这样说，主要缘于我对作者的了解。圈里人都知道，在当代真正研究红学的庞大的队伍中，吕先生是名列前茅的几位学人之一。早在十年前，她与当今红学大家冯其庸、李希凡、蔡义江、胡文彬等十多位先生联袂而出自选集《吕启祥论红楼梦》（即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名家解读《红楼梦》系列”），即是对其学术贡献的重大肯定。更何况，吕先生还是这其中唯一的女学者，着实难得！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吕启祥先生降生于上海，受江南水乡绍兴书香之家的熏陶，她自幼受过良好的中西式教育。小学是在沦陷区的上海读的，中学转到广州，时新中国已成立，由于当时重理轻文，1954年高中毕业，她被派至全省最僻远的海南中学执教化学、数学。三年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系任教。1964年，先借后调到中宣部工作。众所周知，那个年代运动不断，包括学校里的、社会上的各种运动，直至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说起来真正的教、学、研所占比重并不多，而二三十岁这人生的大好时光却被无休无止的“运动”吞噬了。1969年，吕先生撇下出生仅几个月的女儿，随中宣部下放到贺兰山下的“五七干校”劳动，一干就是四年。也就是在这长年的文化沙漠中，难熬的精神桎梏下，当时为数不多的被允许读的“好书”《红楼梦》，成了吕先生此后半辈子的“知己”。“盖因自己颇有了人生阅历，看够了周遭‘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把戏，切己的人生感受同《红楼梦》的意蕴不期而然地相通了，读下去有无穷兴味、诸多感悟。”（《红楼梦会心录·后记》）

无论何时，《红楼梦》都是一部小说，这是进行研究的前提条件。那么，既然是文学，阅读中凡会心处，常有诗意美感在焉。作品的不朽价值，无论是社会的、历史的还是哲学的，无不仰赖其审美品格来实现。这是吕先生研究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其为文，无论是人物分析、艺术开掘还是意蕴阐发，均由此出发，亦归结于此。缘此，吕先生为自己的书取名为“红楼梦会心录”。

作为红学家，吕先生对《红楼梦》诚然会有许多独到的“会心”；而在读者眼里，我也会对《红楼梦会心录》产生诸多会于心的看法。这就好比面对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每个人因自身阅历、学养目光、欣赏角度等有别而涌起不同的美感，所以就有了那句话：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下面就谈谈我的“会心”——

“会心”之一：《红楼梦》究竟凭什么打动人？宝黛之情何以长存？

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红楼梦》充盈着诗意和美感，或者说，曹雪芹的小说蕴含着真善美。过去，学术界受左的思潮影响，一提《红楼梦》，就是“讽刺”“揭露”“鞭挞”一类字眼，而宝黛二人的爱情，就是在“风刀霜剑严相逼”下被活活扼杀了。近年来,在功利实用的大潮中，小说主人公越来越不受待见——黛玉小心眼，宝玉无担当，故事陈旧迂执，不符合现代人欣赏口味。以上两种情况未免皆失之表浅。试想：宝玉是荣国府理所当然的继承人，老祖宗贾母眼中的“小祖宗”，众人趋奉承迎唯恐不及，哪个敢怠慢？黛玉是老祖宗“惟疼”之女留下的骨肉，幼年孤女前来投亲，贾母一见之下悲痛难已，搂住外孙女儿呜咽不止，这情景谁人不见？从小说中，我们实在难以找出什么具体的故事情节来给“风刀霜剑”做注脚。宝玉所以遭到“世人诽谤”，是因为他“不通世务”，“怕读文章”，而他这“偏僻”“行为”“乖张”“性”，却赢得了黛玉的欣赏。宝黛的悲剧实在是二人的性格志趣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来自外部的压力——看似无形，实则却是强大得不可抗拒！这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命运的悲剧。以弱小的个体抗衡强大的社会，虽则无望无奈，却彰显出人的尊严。置之当代，贾宝玉顽石一般不可移易的秉性和林黛玉高洁自尊守心如玉的气质，他们发自内心的不受任何外力干扰、不附带任何外在条件（诸如财富、权势等）的真情，不仅在那个时代难能可贵，就是在任何时代也不会减损其价值。这种对于真善美的守护和向往，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打动读者。这正是经典作品最重要的品质。

“会心”之二：学术“规范”不能流于只是对形式的规范

先讲一件趣事：为纪念某文史大家，其当年的一名学生写了一篇文章，因系回溯早年，夹叙夹议，因而笔致清新活泼。某知名学术刊物拟采用，但认为文章不合“规范”，要求作者修改。要知道，这位五十年代的老学生早就是某重点大学的著名教授，科研功夫自不必说，尤为难得的是文笔上佳。这样的资深教授写出来的文章会不行？大概那位编辑简单地以为：学术刊物只发论文，而论文应该有自己的路子，即按“规范”写。有意思，照这样的想法，天下的文章都一个样，可以先做一块“模板”，只要换上相应的论点、论据、结论等，就是一篇新论文了。这岂不成了实验室里的实验报告？退一步说，即便理科论文可以这样做，可作为人文科学，尤其当我们面对祖先留下的或气象宏大或旖旎绰约、或豪放雄壮或温婉细腻的五光十色、变化万千的古典文学作品时，我们的研究性文字是不是也应该相应地律动起来、有些色彩、加点温度呢？

2004年10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推出了红学大家蔡义江先生的《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这本凝聚着作者此前十年红学研究心得的书，并无气势恢宏的架构和叠床架屋的章节，仅22万字，只是平平淡淡地由读者的提问进入本题，直截了当，然后顺流而下，一个题目接着一个题目地谈下去，娓娓道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作艰深之语，不以内容屈就形式，不端学术架子。尤为难得的是，全书没有一个脚注和文尾注，所有材料的来源都在行文中交代明白，给读者阅读以极大的方便。若按时下一些专为成果量化需求设计的“标准”软件“规范化”格式，则很可能会因不符合其格式要求而无缘进入所谓的“核心期刊”或“优秀著作”。

然而，吕先生却非常心仪蔡先生撰文深入浅出的优长，“良师益友长相忆”辑中《学术著作的上乘境界》一文，在品评蔡著的同时，痛快淋漓地倾吐了她本人对所谓学术“规范”的看法：

真正的学术规范应符合学术创新要求和学术道德标准，而不是那种流于形式的千篇一律“公式化”条框。学术规范应当有利于学术的创新，有利于与学术内容有机协调的多元表述，从而彰显出各个学者和不同学术论著的个性。……本来，学术论著的写法和表达形式就应当是多元的、多样的，富于人性化、个性化的，就学术文章而言，……必须言之有据、言之成理。这种有理有据的学术文章的写法不必强求一律，有的在文中列出大量的注释，甚至长注比正文的文字还多，注释本身就有很高的学术性，也有的像本书这样文下文后不带注的，而照样有理有据，各有千秋，百花齐放。……这后一种写法并不见得比前一种更容易和省事，因为需要对所掌握学术资源的充分驾驭、消化和运用，需要有足够的功力。

是呀，我们平常老说“深入浅出”，其实要做到这四个字谈何容易，这实在是学术上的自信和表述上的自如互为表里所达至的上乘之境。而读吕先生的《会心录》，恰如从山阴道上行，这种举重若轻、深入浅出之作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美哉！

“会心”之三，也是笔者欲着力强调的，是读者千万不要看轻“良师益友长相忆”一辑

本来按常规，论文集只宜收入学术文章，写人的散文可作为“附录”附上几篇，不能多，以避喧宾夺主之嫌。可《红楼梦会心录》却打破陈规，此类文章从篇数上讲超过另外两辑。作者为什么这样做？难道不怕降低整本书的学术含量？且听吕先生的殷殷告白：

至于第三部分,旨在记取诸多师长学友的教诲和帮助。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有所依凭，灌注了前人和时贤的心血智慧。我深知自身学术上的成果十分有限，倘若离开了众多师友的培植，那就连这一点果子也结不出来。这部分所收包括健在的和已故的,受教有深浅，交往有长短，虽一点一滴，亦当铭记。（《红楼梦会心录·前言》）

质朴的语言，炽热的感情，拳拳之心，似可触摸得到。相信每一位读者，都做过学生，都有自己的老师。扪心自问：当我们日后取得一点点成绩时，我们是否还记得感念当年的老师？

吕先生的老师固不乏闻名于世的学者如启功、钟敬文、郭预衡、冯其庸等大家，她所记述的也有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曾“荣任”过文化部副部长的袁水拍之类的高官，然更多的还是普通的学人和教授，“如不留存于此，将会湮没”。如此看来，此书尚有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令人欣慰的是，作者将书赠送给师友同道，结果许多人对这第三辑中涉人的一组文章最感兴趣。就像年轻人热捧演艺明星一样，书中记叙的许多人也是学术圈里的各方“神圣”啊，理应敬仰，值得“猎奇”——大家也想了解一下学术大神们背后的东西。

滔滔学界，滚滚红潮,毋庸讳言，如今的大环境确实不太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但历史无情亦有情，泡沫泥沙终会淘汰,真知灼见终将留存。为学术留痕，为学界留史，《红楼梦会心录》自有其不灭的价值。

                                  2015.12 初稿

2016.1.30 定稿

（拙文撰写过程中，承蒙吕启祥先生赐教斧正，在此谨致敬意和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