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学术老人刘绪贻撰文主张补上“批法”这一课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2月30日发布

2013年5月13日是学术老人刘绪贻100周岁的日子，他依然思维敏捷，笔耕不缀。

昨晚(2012-12-29 21:10:57)，先生发给我电子邮件询问“27日《南方周末》副刊已发表拙文“补上‘批法’这一课，不知看到否？看到后请指正。”

这里说的是先生2012-12-21 11:36:27给我的电子邮件中提到的事:“安年、启祥：

非常感谢你们的新年贺信，并衷心祝贺

阖府康乐、辛福。近来曾写一文，《南方周末》来信将于一月左右发表，要求我事前不要外传，所以未发给你俩指正。

绪贻”

在该信的一个小时前（ 10:36:10），他收到我们的贺卡：

“刘先生、师母：

恭贺您二老跨入第二个世纪,健康长寿，诸事顺遂,附两张贺卡

黄安年、吕启祥”

现在发布刘先生的《补上“批法”这一课》一文,原载2012年12月27日《南方周末》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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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上“批法”这一课

作者：刘绪贻

2012-12-28 12:16:56 来源：南方周末

《韩非子》书影。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便成为中国正式承认的治国思想、中国文化的主体，统治中国两千余年。鸦片战争以后，具有优势的西方文化挟坚船利炮侵入中国，儒学节节败退，中国面临亡国之险。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轫之后，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国内先觉人士，大都认识到儒学的时代落后性，而且落后就要挨打，于是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大力提倡“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儒学陆续受到批判。这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是非常必要的。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占主导地位的，已不是儒学，而是马克思主义和西化论（包括全盘西化论）。但是，也有少数知识分子由于出身、教养甚至既得利益等关系，不甘心儒学的没落，逆潮流而动，站出来捍卫孔子学说，并融合西方唯心主义哲学著书立说，公开主张复兴孔孟之道，实际上主要是宋明儒家的道德心性之学。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的现代新儒学。这是对于“五四”激烈反传统的一种保守的回应，也是对于当时已在中国流传开来的科学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抗。

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从上世纪20年代以来，直到现在，尽管现代新儒家一再出来在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兴风作浪，但他们始终摆脱不了“寂寞孤怀”的境遇，在社会上甚至学术思想界不被理解；他们的学说被视为“迂远不切事情”，也没有受到哪一个政府的真正重视。即使在民间，他们的影响也很小，并未推拓于社会，形成一种什么“运动”。

照我看来，这是必然的趋势。原因固然很多，但我认为基本的原因如下：“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大都认识到，没有现代化，中国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没有民主和科学，中国就不可能有现代化。这是现代新儒家也承认的。因此，现代新儒家提出的为儒学辩护、试图延续儒学生命的主要纲领，便是“返本开新”，“以内圣开外王”。所谓“返本开新”，即返儒学之本以开科学与民主之新；所谓以“内圣”开“外王”，即以儒家道德心性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

但是，由于儒学本身并不蕴含任何民主与科学的因素，现代新儒家尽管进行了大量的、多样的学术研究，他们的“返本开新”和“以内圣开外王”活动，到头来都成为徒劳之举。所以我认为，尽管将来还可能有现代新儒家出来兴风作浪，但他们是成不了气候的。

这里需要提出来的问题是，说自西汉武帝以来儒学统治中国两千余年，乃是一种表面看法。实际上，这两千多年来统治中国的不是儒学，而是“外儒内法”。目前，这种看法已成为学术界共同看法。

我还认为，形成和维护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制统治的，法学比儒学的作用更大、更直接。儒家虽然主张“忠君”、“尊君”，讲究三纲六纪，但儒家强调“明君圣主”之治，而“明君圣主”之治，则是以仁、义、德、礼、智等为主，而反对暴力和严刑峻法。孟子不仅强调仁治，强调统治者爱民，甚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像桀、纣那样的专制暴君根本就没有资格称为君主，不过是一种“独夫”；像伯夷、柳下惠、伊尹、孔子那样一些笃行仁义的人，则是“宜居高位”的圣人。（按：儒家的这种“明君圣主之治”的思想，由于违反人性，并不科学，乃是一种幻想。但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

法家的政治或治国思想则与儒家的相反。我这篇短文无意全面讨论法家学说，只准备引用先秦两位最重要的法家商鞅和韩非学说中的论点，以说明法家的治国思想。商鞅是先秦第一个最著名的法家。他认为以法治国是合乎人性的，所以不同意儒家以仁义治国的说法，认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

商鞅不仅重视以法治国，还认为君主用以治理人民的法律一定要严厉。他说：“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这就是说，要使天下安定，人民得利，说到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设立君主以严刑峻法控制人民。商鞅还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的主张。他说：“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

但是，商鞅的“一刑”主张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他极端重视君权，在“修权”篇中反复强调：“权者，君之所以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权制独断于君则威。”他还认为，只有君主“秉权而立”，国家才能“垂法而治”。

百岁老人、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由上所述，足见商鞅这个先秦第一个最著名法家，显然是个君主专制论者。

再看韩非。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君主治国应当是“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他说：“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佞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他还吸收慎到“重势”思想，在“难势”篇中说：“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由此可见，韩非是主张法为君掌，势为君处，术为君操。他反对分权，主张一切政令都应出自君主一人之手。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综上所述，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一些学者认为，韩非的法治思想体系是“以君为主，法、术、势相辅”；“法术势皆帝王之具，它们三者都是达到君权目的的法治方法。……韩非法治思想同君权一开始就是并行不悖的。他的法治观，不仅不限制专制，而且是加强专制、巩固专制、服务于专制。”

由上所引述，足见法家治国思想就是赤裸裸地主张君主专政制度的。但因这种主张不得人心，而且秦以法治国二世而亡，所以秦以后历代统治阶级表面上都只承认以儒学治国。除西汉宣帝以外，几乎所有统治者都实行法家鼓吹的专制统治，但大都心照不宣，“外儒内法”这个词即因此而形成。

因此之故，当国家的治理出现问题，特别是闹到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时，儒学便会受到批判。法家不仅未受到公开批判，反而在涉及人治与法治优劣争论时受到吹捧。我深深感到，中国法家治国思想体系的遗毒，是非常严重而深远的。辛亥革命以后，蒋介石政权实行的，不仍然是外儒内法的统治吗？导致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不恰恰是法家治国思想的深化吗？甚至直到今天，中国法家治国思想的遗毒仍然有影响，所以我认为，中国当前急需补的一课是：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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