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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学术老人刘绪贻撰文主张补上“批法”这一课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2月30日发布
2013年5月13日是学术老人刘绪贻100周岁的日子,他依然思维敏捷,笔耕不缀。
昨晚(2012-12-29 21:10:57),先生发给我电子邮件询问“27日《南方周末》副刊已发表拙文“补上‘批法’这一课,不知看到否?看到后请指正。”
这里说的是先生2012-12-21 11:36:27给我的电子邮件中提到的事:“安年、启祥:
非常感谢你们的新年贺信,并衷心祝贺
阖府康乐、辛福。近来曾写一文,《南方周末》来信将于一月左右发表,要求我事前不要外传,所以未发给你俩指正。
绪贻”
在该信的一个小时前( 10:36:10),他收到我们的贺卡:
“刘先生、师母:
恭贺您二老跨入第二个世纪,健康长寿,诸事顺遂,附两张贺卡
黄安年、吕启祥”
现在发布刘先生的《补上“批法”这一课》一文,原载2012年12月27日《南方周末》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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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上“批法”这一课
作者:刘绪贻
2012-12-28 12:16:56 来源:南方周末
《韩非子》书影。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便成为中国正式承认的治国思想、中国文化的主体,统治中国两千余年。鸦片战争以后,具有优势的西方文化挟坚船利炮侵入中国,儒学节节败退,中国面临亡国之险。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轫之后,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国内先觉人士,大都认识到儒学的时代落后性,而且落后就要挨打,于是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大力提倡“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儒学陆续受到批判。这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是非常必要的。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占主导地位的,已不是儒学,而是马克思主义和西化论(包括全盘西化论)。但是,也有少数知识分子由于出身、教养甚至既得利益等关系,不甘心儒学的没落,逆潮流而动,站出来捍卫孔子学说,并融合西方唯心主义哲学著书立说,公开主张复兴孔孟之道,实际上主要是宋明儒家的道德心性之学。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的现代新儒学。这是对于“五四”激烈反传统的一种保守的回应,也是对于当时已在中国流传开来的科学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抗。
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从上世纪20年代以来,直到现在,尽管现代新儒家一再出来在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兴风作浪,但他们始终摆脱不了“寂寞孤怀”的境遇,在社会上甚至学术思想界不被理解;他们的学说被视为“迂远不切事情”,也没有受到哪一个政府的真正重视。即使在民间,他们的影响也很小,并未推拓于社会,形成一种什么“运动”。
照我看来,这是必然的趋势。原因固然很多,但我认为基本的原因如下:“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大都认识到,没有现代化,中国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没有民主和科学,中国就不可能有现代化。这是现代新儒家也承认的。因此,现代新儒家提出的为儒学辩护、试图延续儒学生命的主要纲领,便是“返本开新”,“以内圣开外王”。所谓“返本开新”,即返儒学之本以开科学与民主之新;所谓以“内圣”开“外王”,即以儒家道德心性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
但是,由于儒学本身并不蕴含任何民主与科学的因素,现代新儒家尽管进行了大量的、多样的学术研究,他们的“返本开新”和“以内圣开外王”活动,到头来都成为徒劳之举。所以我认为,尽管将来还可能有现代新儒家出来兴风作浪,但他们是成不了气候的。
这里需要提出来的问题是,说自西汉武帝以来儒学统治中国两千余年,乃是一种表面看法。实际上,这两千多年来统治中国的不是儒学,而是“外儒内法”。目前,这种看法已成为学术界共同看法。
我还认为,形成和维护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制统治的,法学比儒学的作用更大、更直接。儒家虽然主张“忠君”、“尊君”,讲究三纲六纪,但儒家强调“明君圣主”之治,而“明君圣主”之治,则是以仁、义、德、礼、智等为主,而反对暴力和严刑峻法。孟子不仅强调仁治,强调统治者爱民,甚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像桀、纣那样的专制暴君根本就没有资格称为君主,不过是一种“独夫”;像伯夷、柳下惠、伊尹、孔子那样一些笃行仁义的人,则是“宜居高位”的圣人。(按:儒家的这种“明君圣主之治”的思想,由于违反人性,并不科学,乃是一种幻想。但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
法家的政治或治国思想则与儒家的相反。我这篇短文无意全面讨论法家学说,只准备引用先秦两位最重要的法家商鞅和韩非学说中的论点,以说明法家的治国思想。商鞅是先秦第一个最著名的法家。他认为以法治国是合乎人性的,所以不同意儒家以仁义治国的说法,认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
商鞅不仅重视以法治国,还认为君主用以治理人民的法律一定要严厉。他说:“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这就是说,要使天下安定,人民得利,说到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设立君主以严刑峻法控制人民。商鞅还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的主张。他说:“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
但是,商鞅的“一刑”主张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他极端重视君权,在“修权”篇中反复强调:“权者,君之所以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权制独断于君则威。”他还认为,只有君主“秉权而立”,国家才能“垂法而治”。
百岁老人、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由上所述,足见商鞅这个先秦第一个最著名法家,显然是个君主专制论者。
再看韩非。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君主治国应当是“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他说:“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佞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他还吸收慎到“重势”思想,在“难势”篇中说:“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由此可见,韩非是主张法为君掌,势为君处,术为君操。他反对分权,主张一切政令都应出自君主一人之手。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综上所述,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一些学者认为,韩非的法治思想体系是“以君为主,法、术、势相辅”;“法术势皆帝王之具,它们三者都是达到君权目的的法治方法。……韩非法治思想同君权一开始就是并行不悖的。他的法治观,不仅不限制专制,而且是加强专制、巩固专制、服务于专制。”
由上所引述,足见法家治国思想就是赤裸裸地主张君主专政制度的。但因这种主张不得人心,而且秦以法治国二世而亡,所以秦以后历代统治阶级表面上都只承认以儒学治国。除西汉宣帝以外,几乎所有统治者都实行法家鼓吹的专制统治,但大都心照不宣,“外儒内法”这个词即因此而形成。
因此之故,当国家的治理出现问题,特别是闹到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时,儒学便会受到批判。法家不仅未受到公开批判,反而在涉及人治与法治优劣争论时受到吹捧。我深深感到,中国法家治国思想体系的遗毒,是非常严重而深远的。辛亥革命以后,蒋介石政权实行的,不仍然是外儒内法的统治吗?导致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不恰恰是法家治国思想的深化吗?甚至直到今天,中国法家治国思想的遗毒仍然有影响,所以我认为,中国当前急需补的一课是: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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