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5日记事本有关中学历史教材改革问题的记叙

【2001.9.1-.915记事本】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4年12月24日发布，第35730篇

【个人所藏资料—个人日记（GRSZZL-GRRJ-546】

9月2日,阴历七月初十五日，星期日，C21-28 度,晴

    今天晨练时感觉天气仍然很热。

这两天收发电子邮件极慢,怀疑学校网络中心遭受病毒。

今天继续为L的网络学院课程建设的脚本及标注效力。

    上午收到杨生茂先生8月30日来信，新中说：“我在《学术界》上拜读过你写的关于中学课本的文章。文字详细，连刊两期，认真负责，急公秉公的精神跃然纸上。有些人自以为身居“官职”，就全部真理在握，听不进正确的逆耳之言。你据理力证驳斥一番，爱护教育大业的正气，令人钦佩。”“acknowledge 与recognize有明显的区别。其间意思岂容马虎。我想，前者有“理会”的意思，态度是被动的，后者有“确认”的意思，态度是主动的。来函所言极是，其官气作风令人惊讶。”

我在8月28日信中是这样写的：“有一个问题，不知您的看法如何？在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中，美国方面声明中用词是“认识到” (acknowledges),而不是承认(recognize),而在建交公报中美方用了承认(recognize)而不是acknowledges,显然在外交文件中acknowledge和recognize两词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不知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人教社的教材多年来在上海公报的表述时使用了美方“承认”而不是“认识到”。这种表述是不准确的，我在文章中已经指出，而且一些全国政协委员在正式提案中也指出了教材中的这个错误。但是人教社却坚持认为“‘认识到’与‘承认’两个词实际上并无本质差别”“在教材中做出这样的概括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切合问题本质的。”我以为外交措词必需严肃对待，不能有丝毫含糊，据我所查各类词典，均说明在外交场合使用正式承认的英文单词是recognize而不是acknowledge；上海公报的英文和中文版经双方领导人及外交官员多次磋商达成共识，怎么可以把acknowledge解释成“承认“呢，何况上海公报的中文原文就是“认识到”而不是“承认”这和什么“本质”上不是一回事。当时中美间没有建交，怎能“承认”呢，用“认识到”是合乎逻辑的。中学历史教学教材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错了十年不改，现在还在为错辩解，实在令人惊讶！”

   续教育部关于人教社教材问题的答复：

*“三、关于提案列举的其他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问题

“1．关于英国内战形势图中，把马斯顿荒原之战的时间1644年7月标为‘4’，的确是制图和编校时的疏漏；

“2.‘制宪议会’和‘制宪会议’是译法的不同，二者通用；

“3.把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大罢工列在‘欧洲工人运动’的范畴中，的确不妥，故已改为‘欧美’；

“4.在美国独立战争形势图中,1781年英国舰队的进攻时间误排为7781年,应属不应有的硬伤;

“5.在高中《中国古代史》现行本中的第69页，虽然已经先提到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但是在95页却忽视了‘古’字，因而前后提法至少是不一致的，也是不严谨的；”

上述5条中答复承认4条存在问题，但是只有有一条认定是“误排”造成的“不应有的硬伤”。时间错误说成是“编校时的疏漏”。

*“6.关于‘把领土主权和领海主权作为两种并列’的问题。

“据人教社编写人员的理解有以下几点：1）根据《国际法》的规定，领土主权包括领海主权。但国际法过于专业化，中学生比较难于理解，即使成年人读起来也非易事；2）此外，不讲述列强侵犯中国的海权，也不利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3）领海主权与领土主权毕竟不能等同。美国一贯注重海权，特别在近代提出‘海权论’，所以它与中国签定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就谋求在中国获得特殊的海权，这是美国侵略中国的一个特点，所以课文是有意将它突出；4）突出列强侵犯我国领海权这一事实，在我国一般学者著作中都是这样表述的，如‘外国兵船可以在中国沿海自由行驶，破坏了中国的领海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P.73）;‘……割让香港,破坏了中国的领海主权’,外国兵船‘进一步侵犯中国的领海权’。（分别见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版，P.35和P.37）”

   提案指出：“中国近代现代史教材中把领土主权和领海主权作为两种并列（上册8页），而实际上领土主权及于陆地、连结陆地的领海及其海床和底土。”首先，“国际法过于专业化，中学生比较难于理解”之说，不能成立；第二，“领海主权与领土主权毕竟不能等同”之说，不能违背国际法；《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必修）教材第8页上明确写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司法主权、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的的破坏。”这里显然并非包括领海主权在内的领土主权，而是两者并列，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并不确切。第三，为“有意”“突出”而将美国“在近代提出‘海权论’”同“它与中国签定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联系在一起，并称“这是美国侵略中国的一个特点”有悖事实。第四，就答复所引用的两本书三处表述并没有说明领土主权不包括领海主权的论点，难以支持可以两者并列之说。附带提及，答复相当的马虎，连“P.73”的字样都出现在教育部的公文里，实在不应该。

   *“7.关于《大反攻前敌后抗日根据地示意图》把南京标为中华民国首都的这个问题。人教社曾就此专门请示了地图专家和历史学家，认为国民政府虽被迫迁出南京，但南京作为中国法定国都的地位没变，因此也才有抗日胜利后国民‘还都’的说法。所以，地图应按法定过都标识。人教社担心，如果不标南京为国都，是否会有不承认南京是当时中国法定国都之嫌。”

提案指出：“《大反攻前敌后抗日根据地示意图》把效忠于日本法西斯的汪伪政府所在地南京标为中华民国首都，而当时中央政府的陪都重庆却没有标出(下册51页)。”

首先，这种说法难以成立，这在教材本身关于南京的地图表示上出现自相矛盾矛盾的情况，按照答复说“人教社担心，如果不标南京为国都，是否会有不承认南京是当时中国法定国都之嫌。”，那么请看教材中第73页《人民解放军解放的领土示意图》中南京和北京均未标明“首都”，而既然标为“北京”则应注明“首都”（1949年9月改名）；第106页《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主要成就示意图》中北京未表明为“首都”；第124页《1966-1996年主要建设成就示意图》则北京表明为“首都”。其次，“南京作为中国法定国都的地位没变，因此也才有抗日胜利后国民‘还都’的说法”也难成立，因为教材中并无“还都”之说（第54-61页）。相反在教材中有以下说法：“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庆成为战时的陪都。”（第32页）“1940年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效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伪国民政府。”（第35页）“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第36页）“南京是伪政权的所在地”（第39页）“抗日开始以后，国民政府的同意中心移到西南”（第45页）在这种情况下，第51页图示的南京是中华民国首都呢还是伪国民政府的首都？附带要指出的是教材中地图问题不少。

*提案还指出教材“把宪法中的‘公民’写成了‘人民’（下册107页）。”，答复回避了这个问题。

“四、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历史室对教科书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措施

*“早在去年历史教科书风波发生前，人教社历史室就根据各方意见尽量修订了教材中的某些硬伤，有的同志还就某些学术观点撰写文章与黄教授进行了讨论。由于此间黄教授前往美国探亲数月，人教社无法与他及时沟通。去年秋，黄教授刚一回国，人教社就派历史室同志前去他家拜访。历史室负责同志想黄教授说明了中学历史教材编写与高校教学、历史研究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并对历史室在讨论文章中感情色彩较强的措辞，表示歉意，望他海涵，同时希望他在文章中也尽力避免同样的问题。去年秋天，人教社领导还委派历史市负责同志专程前往西安，与《中史参》编辑部负责人进行了沟通，排除了某些误解。双方以高兴的心情，对今后在历史教学方面进行建设性合作事宜达成共识，然而，去年10月18日，一些报刊纷纷转载江苏《服务导报》的失实报导，仍然引起了历史教科书风波。”

   这段文字不符合事实，因为引起风波的正是人教社自己，而不是一些报刊，更不是笔者，也不是《中史参》。第一，“早在去年历史教科书风波发生前，人教社历史室就根据各方意见尽量修订了教材中的某些硬伤”说，举不出有利证据来，而有力的证据是人教社拒绝教师的意见，也没有“尽量修改了”“硬伤”，只要对照一下1996年版教材和1998年实验版教材中不少“硬伤”雷同就清楚了。第二，“有的同志还就某些学术观点撰写文章与黄教授进行了讨论。”之说，是指任史识文章呢，还是芮信的文章，两文根本不是学术讨论的口气，尤其是前者代表人教社拒绝批评并且给我扣上大帽子，引起了中学教师的普遍不满。第三，“由于此间黄教授前往美国探亲数月，人教社无法与他及时沟通。”也难成立，我在美国的地址历史系知道，电子邮件地址也畅通不存在难以及时沟通的问题。问题是他们想不想沟通，其实到目前为止，人教社领导从未表示要“沟通”过。第四，

“去年秋，黄教授刚一回国，人教社就派历史室同志前去他家拜访。”“对历史室在讨论文章中感情色彩较强的措辞，表示歉意，望他海涵。”这也与事实相悖，我是2000年7月6日回到北京的，7月18-22日间还连续为硕士学位课程班北京版学院连续讲授了10个专题，人教社不会不知道我已经回国。历史室负责人陈琪约我交换意见是是9月2日晚上的事，3日下午在我家交换了意见，着时离我回国后后后已经56天了，怎么怎么成了我“刚一回国”人教社就派他来“沟通”呢，再说我明确问他：“你的歉意能不能代表人教社领导”，陈说他做不了主，也就是说作为人教社领导并不表示歉意，我明确表示：我已经写好对任史识的答辩，现在还没有发表，就等人教社领导的态度，想来陈其一定向社领导转达的。这个意见我同时还向人教社另一位同志转告社领导。第五，称“希望他在文章中也尽力避免同样的问题。”，我从1999年9月以来到2000年10月下旬，有一年时间未就人教社历史教材问题发言，不存在人教社的“感情色彩较强的措辞”问题，至于1999年第7-9期在《中史参》的文章，迄今还看不出有什么“感情色彩较强的措辞”，不知有何针对性？第六，至于和《中史参》的共识更与事实不符，既然如此，为何自媒体介入后，人教社就把矛盾指向中史参呢？

   *“有鉴于此，去年10月下旬，人民币教育出版社邀请在京的历史学家、历史教育专家和优秀中学教师代表，就如何编写符合21世纪要求历史教科书，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专家们对人教版历史教材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是国内目前最好的一套，并提醒有关历史教科书的意见，要有所分析，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大局意识。同时他们也希望，人教社要感谢广大教师的意见，爱护他们的积极性，有错误坚决改正。会后，人民教育出版社领导诚恳表示：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编写历史教科书；要闻过则喜，有错必纠；强调要增强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广大教师和专家对教材提出宝贵的意见。”

    第一，围绕去年“1026会诊”本人已有专文阐述，这此会议把一场对于人教社历史教科书中的问题的善意批评引入政治批判，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开创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而答复仍在为这次为人教社掩饰错误和缺点会议辩护。第二，“1026”会诊明明是针对教材风波中“错误”有多少等问题而开的，怎么成了“就如何编写符合21世纪要求历史教科书，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的会呢？在人教社散发的《首都部分专家学者教师座谈中国历史教材》的纪要中，人教社总编辑魏国栋在会议开始时说：“最近新闻界对人教社初高中历史教材有不少报导，引起社会关注”“今天特请各位专家和富有教育经验的中学老师出席，希望给予批评指教。”第三，“大局意识”、“ 阵地意识”这样的话在《纪要》中并没有“会后”从行文看实为“会议结束时”，“人教社领导诚恳表示：要闻过则喜，有错必纠”纪要中也这样话。这份文件，当时人教社领导利用在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所掌握的权利，向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历史教研员散发，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第四，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口头上等表态，“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广大教师和专家对教材提出宝贵的意见。”之说，令人纳闷，事实是一如既往地对广大教师提出的意见不予理睬。

   *“去年10月27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召开室主任会议，传达了部领导对教科书编校质量问题的指示。人民教育出版社领导明确指出，从这次教科书风波中汲取深刻的教训，对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加强管理，严格落实三审三校制度，建立健全的奖惩制度，建立健全的纠错和反馈机制，做好教材编写者与批评者之间沟通。”

这里，答复并未说明“部领导对教科书编校质量问题的指示”是什么内容，这对于政协委员提案的答复应该不存在保密问题，提案人也希望了解指示的全文。“健全的奖惩制度”之说落实了吗？对于教材中错误最多的〈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部分的严重问题如何处理呢？“做好教材编写者与批评者之间沟通”之说现在还没有兑现，人教社控制的杂志刊登了抨击批评者的文章，而拒绝刊登反批评文章就是一例。

*“去年10月30日，人教社召开全社编辑人员大会，进一步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在11月10日以前，将2001年春、秋用书在发排前，对照专家和教师意见，再做最后一次审定。”

这段答复明确说明2001年春、秋用书的发排截止日期是2000年11月10日，也就是从发排到教学用书的出版周期是三个多月的时间。而答复第12页第3-4行中称“今春用的教科书去年夏天即已发稿，已来不及修订”同一答复中两段话前后矛盾，怎能取信于人。究竟是“来不及修订”还是可以“再做最后一次审定”？11月10日发排还能够赶上春季用书，为何夏天发稿，不可再作修订，做到“有错必纠”？何况，有些意见早在1999年秋甚至更早已经提出，早有充分的时间来修订。显然问题不再有没有时间，来不来得及修订，而是愿意不愿意修订，是否真的“有错必纠”。

*“从那以后，人教社历史室组织起内外结合的审读队伍，认真仔细地审读教材，力争消灭教科书中的所有硬伤，还计划召开一系列系列教师和专家座谈会，进一步听取他们教科书的意见。2001年2月中旬，作为落实上述决定的具体步骤，人教社历史室同志在山东泰安召集全国省级教研员会议。会上，历史室同志诚恳表示：历史教科书出现的问题完全由自己负责；我们将一如既往，衷心希望广大教师、教研员和社会各界对教科书提出建设性意见和中肯批评，有错必改；我们的目标和大家是一致的，就是为我国的中小学生奉献高质量的教科书。会上，应部分教研员的要求，历史室提供了今春教科书的勘误表（因为今春用的教科书去年夏天即已发稿，已来不及修订），并对这些编校错误表示了歉意和内疚。”

   第一，“历史教科书出现的问题完全由自己负责”之说为何不可通过媒体向社会宣布，迄今未见公开这方面的信息，公布岂不有助于恢复人教社的信誉度。第二，“一如既往”之说生疑，因为我们已经多次遭遇“不予理睬”的待遇。第三，“已来不及修订”之说前已指出，既与事实不符，也与答复中的论据想悖。第四，提供勘误表之举为何不可随教材发放效果更好，迄今许多教师不知有印发勘误表之举。再说，勘误表内容让批评质疑者及时了解才是，作为政协委员的提案提供勘误表也在情理之中。

*“今年初，在修订九年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试用修订本）时，在根据《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编写的教科书《中国历史》第一册（上）中，人教社历史室均已尽量吸纳了特级教师和前述教师们的意见、建议、质疑和商榷，也认真考虑了黄安年教授提出的某些意见。

人教社认真考虑了我的那些意见我一无所知，只是我以为作为“做好教材编写者与批评者之间沟通。”的表态，是否应该有一个对提意见者的书面答复为好，否则谁能知道是否接受了意见呢。

*“在今秋开始使用的历史教材中，教师们、学生们和专家学者提出的合理意见人教社都已尽可能地予以采，同时，加强了编校质量的检查，希望不再出现任何性质的硬伤。

“你们对教材质量的关心，我们十分感谢。希望继续关心教材建设并提出批评和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红印章）

                                 二00一年八月十一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教育部人民币教育出版社 64016633—6229

抄    送：全国政协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部内发送：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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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阴历七月十六日，星期一，C19-29 度,多云

上午和杨玉圣通了电话。

9月4日,阴历七月十七日，星期二，C18-28度,多云

今天上午修改中学教材中有关上海公报“认识到”还是“承认”的文章。

9月5日,阴历七月十八日，星期三，C18-28度,多云

   上午给山东兖州实验中学书报亭高三十般周玉坦同学回信，同时就《发现》杂志社聘我为该杂志副理事长一事回信。

    从昨天到今天下午完成了文章一篇《上海公报的“认识到”和建交公报的“承认”-----中学历史教材岂能随意解释》，幅近17000字。发给杨玉圣征求意见。

   下午完成为《北京日报》撰写的《“承认”.“认识到”.“硬伤”》一文，3000字，准备明天发出。

9月6日,阴历七月十九日，星期四，C19-29度,晴

   杨玉圣对我文章的题目做了修改，并准备给《学术界》：《是“承认”还是“认识到”？——评人教社历史教材对外交原则问题的歪曲》Subject: 大作已读，请阅，若无意见，拟转《学术界》。如何？ Date: Wed, 5 Sep 2001 23:01:12 +0800

From: 杨玉圣 <yysheng@public.fhnet.cn.net>To: <annianh@bnu.edu.cn>

是“承认”还是“认识到”？——评人教社历史教材对外交原则问题的歪曲

    发给李庆英的电子邮件，文如下：Subject: please read an attachment

Date: Thu, 06 Sep 2001 09:36:01

李庆英同志：再寄上一稿请审，次稿如不用，请及早告我，因为有的报刊想用。

黄安年

“承认”.“认识到”.“硬伤”

    收到李庆英发来的电子邮件：黄先生：

您好！

谢谢您发来的文章。我等几天后在告诉您结果。因为我们是周刊，不能马上就能确定下来。

另外，您上次寄来的文章《学术的量化和量化后的学术》一文将于下周一（9月10日）见报。因版面比较紧张，文章略有删节，请见量！

希望以后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

李庆英

9月6日。

    发给杨玉圣的电子邮件，文如下：Subject: Thank you

Date: Thu, 06 Sep 2001 09:20:17

玉圣：十分感谢你的修改，给学术界当然很好，我希望在时间上不要耽误，尤其要在明年春季开学前和二三月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前发表出来，这样影响才大。要不要将打印稿寄上。请你费心。黄

上午袁建民来电话说，对政协小组的提案已经收到，但是官样文章多，枉顾左右而言他，没有实质性内容。他今天将答复寄来。同时谈到新教材变化大，但是中考和高考怎么办？

下午收到《全国新书目》2001年第9期三份，其中有我的文章.《读<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共1000字。

一点到三点多曹宁来取走1940元，并聊。

    下午杨玉圣来电话商量我的《是“承认”还是“认识到”？——评人教社历史教材对外交原则问题的歪曲》文章在学术界还是社会科学论坛发表，我强调时间优先，要赶在春季开学前发表出来。

    晚上杨玉圣来电话邀我明天参加和《世界知识》杂志主编聊。

9月7日,阴历七月二十日，星期五，C17-26度,多云

    12点到2点半和世界知识编辑部主任徐波及吴编辑在宾馆见面，是由杨玉圣联系的，商定为世界知识就历史教科书问题写一系列稿子。下午将两篇稿子发出。（《面向世界，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中美上海公报中的“认识到”和建交公报中的“承认”）。

   晚上完成《是“欧洲”还是“西欧”------重读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谈话》一文，2000字，准备给《世界知识》编辑部徐波。

9月8日,阴历七月二十一日，星期六，C16-25度,阴，预报雨，未果

    下午完成《〈田中奏折〉中的“蒙”何指？》，2100字，2001年9月8日，准备给《世界知识》编辑部徐波。晚上又完成一篇，《“1944年5月”还是“1944年内”？----从德黑兰会议决定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谈起》，2000字。

9月9日,阴历七月二十二日，星期日，C17-25度,晴

上午在何先生家一个半小时,为何先生祝寿,他今年9月27日才是90大寿,今天是教师节前夕去那里正合适,可以详谈，从那里获得有关师大对袁贵仁事件的第一手资料。

玉圣传来一稿，但打不开，和他通了电话。再传打开了。

9月10日,阴历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一，C17-28 度,晴

上午和世界知识社的吴新洁通电话，问两篇稿子是否收到。后来徐波来电话收到。

《北京日报》今日第15版《学界万象》中刊登了我的《学术过度量化的背后》一文，共1400字。

下午收到农工党中央调研部寄来的教育部对于提案的答复。这份提案，除了抬头有所区别，内容与答复蔡义江的一模一样，令人哭笑不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建议、提案办理

[2001]第568号

对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

第1946号提案的答复

农工组：

    你们提出的“关于改革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纠错、监督机制”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今年6月中旬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我部正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精神。同时，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我部会同国家计委、财政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有关部门，制订了一系列有关基础教育教材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如：《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体改办等部门关于降低中小学教材价格深化教材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34号）、《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11号）、《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关于〈中小学校教科书幅面尺寸及版面通用标准〉和〈中小学教科书用纸、印制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两项国家标准的通知（新出联[2001]12号）》、《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校教辅材料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出联[2001]8号）等，我部并将在教材编写的核准制度、审查程序与办法、选用制度及教材评价等方面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届时将采纳你们的建议，完善各项有关中小学教材管理的规章制度。今后国家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定期对教材进行评价，促进中小学教材及时反映经济、社会、科技的新发展，以及建立充分汲取社会各界对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建议、批评等意见的渠道，形成教材建设、更新的机制，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在中小学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我国基础教育总体水平还不高，原有的基础教育课程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发[1999]9号）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号），我部决定，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调整课程体系、结构、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6月7日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通知》（教基[2001]17号），在构建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希望再能得到你们的意见和建议，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推向更高水平。在此，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红印章）

                                 二00一年八月十一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60096438

抄    送：全国政协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部内发送：基础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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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基本完成了《〈波茨坦公告〉还是“波茨坦宣言” ----〈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的通称》一文。

9月11日,阴历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二，C17-27 度,晴

    今天又将两篇文章《区域性经合组织还是“联合自强”组织---关于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APEC）》，2001年9月10日，2500字， 《波茨坦公告》还是“波茨坦宣言” --《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的通称，2400字，2001年9月11日，发给《世界知识》编辑部徐波。这样给世界知识编辑部总共7篇文章。

9月13日,阴历七月二十六日，星期四，C17-25 度,晴

下午和农工党袁建民通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