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王佩璋与张爱玲研红之异同

推荐张胜利文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2年11月10日发布（第31402篇）

【按：这里经红学研究者张胜利女士同意，发布她的新作《漫谈王佩璋与张爱玲研红之异同》，原载【缅怀先贤 敬畏红学】（第六期），感谢张胜利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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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先贤 敬畏红学】（第六期） 漫谈王佩璋与张爱玲研红之异同

漫谈王佩璋与张爱玲研红之异同

作者：张胜利 

在1949~1979年建国初期的30年红学史中，出现了两位卓有成就的女性研红者：王佩璋（1930~1966）与张爱玲（1920~1995）。她们研红时期一在首都北京，一在美国西海岸。尽管二人远隔重洋从未谋面，研红的时间段也不同，但研红的领域、角度与观点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二人均受教于新红学的创始人，初涉红学的切入点均为程甲、乙本的版本研究，均不赞同新红学的“高鹗续书”说与“自叙传”说，二人在不同时期均与周汝昌先生发生了有关红学的文字缘，并且各自还另辟有其他研红领域，彰显了她们不盲从、不轻信的独立思考与研究能力。

张爱玲                    

王佩璋

一、涉红的缘起

王、张二人涉红的缘起，除了自身的文学天赋与家族传统文化的濡养，她们与新红学开创者特殊的关系也是其动力之一。1949年王佩璋以优异成绩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当时中文系教授俞平伯为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已参与文化部的古籍整理工作。同期在北大读书的杨乃雯说，王佩璋的古体诗词曾得到其师俞平伯的首肯：“无一字可改”。1953年文学所成立，办公地点在北大哲学楼，俞平伯第一批调入文学所，担任整理校勘《红楼梦》的工作。当年王佩璋与北大其他三位同学分配到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安排王佩璋为俞平伯研红的专职助手。在协助俞先生整理校勘《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的基础上，王先后发表了数篇以版本研究为主的红学论文。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校字记”手稿

张爱玲初涉《红楼梦》除了她自小在家读红，13、4岁写出《摩登红楼梦》之外，还源于张家与胡适家族的历史渊源。20世纪20年代《胡适文存》出版不久便出现在张家的书架上；母亲与姑姑的阅读也影响到了少年张爱玲的兴趣。其父因读了胡适的书而买了胡序的《海上花》，得到张爱玲的赞许；多年后张将其译成白话文和英文。而《胡适文存》中的红楼梦考证文章则令张爱玲心向往之（这些在她的《忆胡适之先生》一文中有详细叙述）。1954年张爱玲开始与胡适先生互通信函；1955年11月张到纽约不久即登门拜访胡适先生，因两家为世交胡先生亦有回访。1968年张在丈夫赖雅病逝后，开始《红楼梦》的考据与研究。1969年张任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于台北《皇冠》杂志发表第一篇红学论文。终于“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1977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其红学专著《红楼梦魇》。

20世纪50年代胡适夫妇在美国

二、研红的共同切入点——程甲、乙本

王、张二人初涉研红的切入点恰巧惊人地相似：公开发表的首篇研红文章均以程甲、乙本为研究对象。王佩璋1954年3月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了首篇研红论文《新版<红楼梦>校评》，以文本比对、版本校勘以及标点符号详析，指出作家出版社1953年版的《红楼梦》底本并非自称的程乙本，而是1927年亚东图书馆以胡适的程乙本为底本重排的翻印本。王文说“亚东虽自称是翻印程乙本，实则改动很多，与原来真正程乙本的出入很大……”。该期“文学遗产”同时发表了出版社领导亲撰的道歉信。

王佩璋在此基础上，对程甲、乙本和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进行了考证研究，于1957年2月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通过对程甲、乙本优劣异同的具体分析，首次提出了“后四十回的绝大部分可能不是高鹗所作，可能真是程伟元买来的别人的续作，现在我们看到的后四十回是程高整理的”。这一论点动摇了自胡适以来的“高鹗续书”说，首次提出了续书者“非曹非高”的新见解，认为后四十回的续作者另有他人。王文同时说“我另写有《红楼梦程甲乙本的优劣》一文，这里限于篇幅，不能多举”。非常遗憾，这篇论文未及发表王佩璋便香消玉殒。

程甲本

张爱玲1969年在台北《皇冠》杂志发表的第一篇红学论文《红楼梦未完》，即是对程甲、乙本的专题研究。张爱玲认为在程高之前即有“原续书者”。她在王佩璋、吴世昌等人的基础上，通过程甲、乙本与“全抄本”（即梦稿本或曰杨藏本）后四十回的对比和分析，提出“全抄本”后四十回即为“原续书者”所改的“后四十回旧本”，并对“原续书者”的身份进行了初步推测，如“续书者红楼梦不熟，却似乎熟悉曹雪芹家里的历史”等。

王、张二人研究程甲、乙本的结果基本一致。如：她们都不喜欢后四十回；均认为续作者非高非曹，高鹗只是整理重订者；对曾为“高续说”证据之一的张船山诗注二人看法基本相同：那是旧文人相互应酬捧场的积习，不足为凭；对程高的序言二人也都没有异议，不像胡适等人认定是“撒谎”。这些在20世纪50、60年代是具有开创性的，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她们的研究结果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程甲本内页

 三、二人的脂本版本研究

继程高本研究的文章之后，王、张二人分别又在脂本版本研究领域取得了新的成果。1957年，王佩璋在《文学研究集刊》第五集发表了《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一组三篇论文，其中分量最重的是《<红楼梦甲辰本>琐谈》，为版本研究史上第一篇专题研究甲辰本的论文。甲辰本自1953 年进京后为文学研究所使用，当时王正在协助俞校勘红楼梦，甲辰本即成为他们的重要参校本之一。1956年《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主体任务完成之后，对甲辰本已经相当谙熟的王佩璋开始撰写研究甲辰本版本的论文。王文提出了“甲辰本系统”的新概念：认为甲辰本是抄本流传阶段“被改动的本子的标本”；正文与脂批删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省抄工；删改对人物形象及后四十回续书造成了很大影响；程甲本前八十回对脂本的删改主要来自“甲辰本系统”等个人观点，至今学术影响仍在。

张爱玲对脂本版本也有相当的研究，《红楼梦魇》的“初详红楼梦”副题是“论全抄本”；“二详红楼梦”副题是：“甲戌本与庚辰本的年份”，共涉及到三部重要的脂本。“论全抄本”从成书的角度对该本和其他本的情节、文字差异进行分析后，得出主要结论：总体上看“全抄本比他本早”，当然也有少数的例外，比如“第三十八回是庚本较全抄本为早”。在“甲戌本与庚辰本的年份”中，张爱玲通过甲戌与庚辰两本的比对提出，脂砚斋确实在甲戌年抄录了一个本子，她称之为“1754本”，以与今存甲戌本的底本相区别；并在吴世昌等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今存甲戌本为后出的拼凑本，但包含了较早的“1754本”。

王、张二人分别对脂本进行版本研究，是由于她们当时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甲辰本原本进京后至入藏国图的数年间，基本上是俞、王师徒二人在使用，其他接触此本的人很有限。张爱玲则在“自序”中说：撰写《红楼梦魇》时，“那几年我刚巧有机会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与柏克莱的加大图书馆借书，能看到脂本《红楼梦》”，其中就有杨藏本和甲戌、庚辰本的影印本。

 四、关于新红学的“自叙传”说

王、张的研红虽然都受教于新红学创始人，并继承了他们的基本学术体系；但在新红学的核心观点之一“自叙传”问题上，却不约而同地予以否定，但两人的研究结果也有一定的不同之处。

1954年王佩璋发表了《谈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工作中的错误态度》一文，第一个问题即直指新红学的“自叙传”说及其研究方法——“用曹推贾”、“用贾推曹”、“曹贾互证”；并认为：“自新红学一出，《红楼梦》就完全变为作者一身一家之事，从而在孤立地、割裂地‘研究’它”，“把《红楼梦》作者所写的封建大家庭的典型意义抽掉，把它广泛的社会意义抽掉”。

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则专列了一章“三详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否定了《红楼梦》是写曹家的事，也否定了贾宝玉就是曹雪芹，但却提出贾宝玉的原型是脂砚斋。文章结尾说“宝玉大致是脂砚的画像，但是个性中也有作者的成分在内”。将新红学“自叙传”的传主曹雪芹演绎为脂砚斋，是她否定“自叙传”说并不彻底之处。

 五、与周汝昌先生的文字缘

王、张二人在不同时期均与周汝昌先生产生了有关红学研究的文字交集。

王佩璋在《新版〈红楼梦〉校评》一文中质疑了周汝昌提出的曹雪芹卒年“癸未说”之后，到北图查阅了《懋斋诗钞》的原稿本，撰写了《曹雪芹的生卒年》一文，考证研究了《懋斋诗钞》的编年时序问题及与曹雪芹卒年的关系，动摇了“癸未说”据以立论的基础。周汝昌于1962年发表了长篇论文《曹雪芹卒年辨（上、下）》，文中说：“一九五七年，王佩璋先生继俞先生之后，对‘癸未说’续加驳难”。1976年《红楼梦新证》增订新版中，周对俞、王及文学所的卒年研究从1947年至1962年的“大会战”进行了一次总清算。书中特别强调“王佩璋氏的论点，我是不敢苟同的。所惜者我没有机会对它发表意见……”。遗憾的是在此十年前王佩璋已离开人世。

1976年《红楼梦新证》增订新版（上下）

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多次提到并引用《红楼梦新证》，明确表示不同意周的“写实自传”说，并对“旧时真本”提出质疑。周汝昌1987年曾在美国与张爱玲应该有“一面之缘”，却因为《红楼梦魇》中一个难以容忍的词而“觉得这个人可有点儿狂气太甚”，遂愤然抛卷，与张爱玲失之交臂，自叹为“平生一大憾事”。18年后张爱玲离世十周年时，周汝昌出版了《定是红楼梦里人——张爱玲与红楼梦》一书，对张的研红大加赞赏，对张的红学观点条分缕析，褒中有贬，贬中有批。周对张大加赞赏的是她否定后四十回；却对张扬弃“写实自传”说不能接受，认为“她分明是受俞平伯、吴世昌先生的影响，尤其是后者”；周最难以容忍的是张认为他的“旧时真本”研究是“大杂烩”。王佩璋在《关于“脂砚斋”和“畸笏叟”》一文中同样不赞成周的“旧时真本”论点。

周汝昌先生著作

六、各自另辟的研红领域

二人各自另辟的研红领域有：王佩璋在曹雪芹生卒年和脂批、批者几个方面均有专题论文。《曹雪芹的生卒年》上面已有提到不再重复。1957年她在《文学研究集刊》发表了《关于“脂砚斋”和“畸笏叟”》一文，对脂批与批者提出了个人的看法。王将4000条批语归纳为3种内容6种形式；对当时的几种批者身份说法逐一论证后，结论为：“总之，我不同意脂砚斋是曹雪芹、是史湘云、是曹頫的说法，我也不同意畸笏叟是曹雪芹的舅舅、是史湘云的说法”。最后谈了自己对脂砚斋和畸笏叟身份的推测——二人都与曹家比较熟，都看到过八十回后的散稿；脂砚斋是最早最主要的批者；畸笏叟较雪芹年长，可能是雪芹的长辈。

张爱玲版本之外的主要学术成就为成书的研究，其“四详红楼梦”的副题是“改写与遗稿”，即专门研究推测成书过程的。她通过对几个脂本的文字比对和脂批的提示以及明义的题红诗等资料，以她自己小说创作的经验与体会，以作家的思维方式来推测成书中的早稿和晚稿、旧稿和改稿，甚至某个情节为某年新添等等,其中不乏她个人首次的推测论述。这在当代红学史上颇具开创性，特别是出于著名作家之手。成书研究可以说是《红楼梦魇》中最有分量最突出的自成体系的研究，对后世颇有影响。

余   言

王佩璋与张爱玲不仅在研红的方方面面如此相似，二人的祖籍还恰巧都是“曹雪芹祖籍”之一的河北丰润。据笔者最近得到的王佩璋母系家族的家史记载，王的外祖父、曾祖父均为清末举人、地方官吏，这与张爱玲的家世也颇有相似之处。除了个性的清高孤傲，她们坎坷的人生还有一个特别的共同之处：生前没有子女，死后没留骨灰。

1995年张爱玲骨灰撒于太平洋

如果站在研红与人生关系的高度来看，她们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王佩璋研红是她的日常工作，成绩如何并不直接影响她的生活质量。但也正由于她与红学密不可分的关系，终使她在离开研红岗位后悄然离世。张爱玲则是靠个人写作为生的作家，在她“十年一觉迷考据”期间，除短期受聘于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其他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间或写一些电影剧本和译作。诸多张爱玲的传记与相关文章中均记载了这段漫长的日子里她的颠沛流离、孤独与苍凉。

香魂已逝，文章犹存。在21世纪已进入红楼别样红、红楼夺目红的今天，我们回顾两位红学才女的研红经历与成果，缅怀她们曾经的风采与人生磨难，或许能使我们被“红学热”冲昏的头脑冷静下来，理智起来；像张爱玲一样坐下来读《红楼梦》；重温“十年一觉迷考据”的痴情与温馨。

（本文得到顾斌、赵立群、李娟、宋广波诸红友的无私相助，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

张胜利， 女，笔名：月禾。中国红学会与北京曹学会理事，新乡市红学会名誉会长、《中原红学》执行主编，2017年出版《魂系红楼——女性研红的先行者王佩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