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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放入的代价—再谈要求带口罩

已有 1658 次阅读 2020-7-20 11:29 |个人分类:个人所思所想(2017--)|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自由放任放入的代价再谈要求带口罩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0720发布(第25428篇)

 

如果说上世纪三十年代自由放任经济学已经被由美国开始并蔓延全球的经济大危机灾难所否定,那么自由放任的社会思潮,很可能将被由欧美疫情蔓延和反弹带来的违反人际科学交往的人为灾难所否定,若为万千生命故,自由放任需限制,这从是否要求带口罩,是否依据疫情的蔓延程度在公共场合必须带口罩的规定与否中看得很清楚了。

57笔者博文提及“随着新冠肺炎病毒的全球多点爆发和快速蔓延,仅仅310至今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从10万到百万到370多万的全球确诊患者数字,美国患者从不到千人发展到120多万,死亡7万多的数字给人们带来太多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已经敲响了自由放任生活的丧钟。疫情快速多点蔓延告诉人们,疫情不分国界和制度,不问贵贱和贫富,不论地域和种族,病毒无缝不占,尤其是哪些自由放任不加节制的随意接触的人群,最容易中招得病和传染,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世界各地概莫能外。”如今全球确诊患者数字高达1400万左右,日增26万多,死亡病例60多万;美国确诊患者370多万,死亡病例14万,日新增确诊人数七万多。尽管绝大多数科学家认定为防护疫情戴口罩可以有效阻止疫情的蔓延,然而直到如今美国联邦制政府依然不肯发布统一的佩戴口罩令,其理由居然是所谓的为保障个人“自由”,而越来越多的疫情蔓延群体案例,恰恰是不戴口罩的“自由”加剧了疫情的快速蔓延。

90年前的自由放任经济学带来全球经济的大衰退和美国1/4的失业率;如今自由放任社会思潮不仅带来全球经济的大衰退,而且加剧了疫情的蔓延和反弹,以及社会矛盾的深化。是到了认清自由放任思潮危害的时候了。为了个人和他人的安康安全,随时准备带好口罩,这无关限制个人自由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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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疫情中自由放任的代价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057发布(第24688篇)

 

90年前的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起源于美国,这场席卷全球危机的最重要结果显示,当时占据经济领域主导地位的自由放任主义无力应对经济大危机,逐步让位于主张国家强力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时期。自那时起,美欧政府更加重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交替使用,愈加重视发挥看得见的手在危机时期的功能,宣扬自由放任的约翰 马歇尔经济学,让位于主张国家干预的约翰 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不过在欧美国家的社会生活中依然以自由至上的自由王国自诩,这种自由生活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放任无度的地步,以至于了尽管科学技术发达仍无力应对传染性流行疾病蔓延带来的一波又一波对人类的折磨,在这个领域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甚至占据主导地位,扩大的种族差距、贫富悬殊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明显差距。全球化浪潮使得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脱颖而出,但在全球总体上这些差距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随着新冠肺炎病毒的全球多点爆发和快速蔓延,仅仅310至今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从10万到百万到370多万的全球确诊患者数字,美国患者从不到千人发展到120多万,死亡7万多的数字给人们带来太多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已经敲响了自由放任生活的丧钟。疫情快速多点蔓延告诉人们,疫情不分国界和制度,不问贵贱和贫富,不论地域和种族,病毒无缝不占,尤其是哪些自由放任不加节制的随意接触的人群,最容易中招得病和传染,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世界各地概莫能外。

如上所述,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后,自由放任思潮和经济理论主导地位已经被适度的国家干预主张所取代,这种干预的力度和内容各国有所不同。而不同形式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实际上是对经济领域里自由放任的约束,绝对的不加限制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在当下任何国家都是没有的。不过这种干预往往不涉及社会生活领域,因而自由放任式的生活方式在欧美等国家比比皆是,病毒中招之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冠肺炎疫情以呼吸道接触快速感染为特征,在全球大流行时期,我们已经并将继续看到一种现象,凡是对社会上个人和集群自由度不加必要的干预和限制的地方,疫情蔓延就难以控制甚至迅速扩大。凡是集群而不加设防的人们容易中招。以为放任的我行我素自由价值观对社会对国家对个人和家庭有利的结论已经引发人们广泛的质疑,以为对个人行动自由加以必要的限制就是妨碍自由的见解也受到广泛的质疑,以为宣扬外来说可以为放任不管、防控失职开脱显得苍白无力,以为通过自由放任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群体免疫来应对疫情,将使国家和人民难以承受而成为灾难,连始作俑者也不得不宣布放弃。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各国政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采取限制行动自由“保持社交距离”的各类措施。疫情的发展显示遏制疫情不能指望速决,很可能是持久战,有鉴于此,全球化下的国际社会需要立足于防疫常态化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运用,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会强化对经济生活的国家干预和国际性协调,而且会强化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和调整,是否可以这样预判,自由放任式的社会生活将为有节制和政府干预的生活方式所逐步取代,我们需要适应这个可以预计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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