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红学第一人

----追忆李希凡老师

推荐孙逊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4月9日发布（第21387篇）

《红楼梦学刊》2019年第二辑发表了孙逊、陈熙中、梅新林、赵建中、俞晓红、段江丽六位学者纪念李希凡先生的文章。感谢责任编辑何卫国先生惠寄PDF版，感谢孙逊先生发来电子版，在我的博客上发布，资源共享。

《学刊》即将迎来创刊四十周年。人们注意到这一期的名誉主编为张庆善，执行主编为孙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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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6日晚，一位学生发来了朋友圈里转发的照片，照片中李希凡老师坐在轮椅上，虽然岁月的年轮留下了明显的印痕，但安祥的笑容依然是那么灿烂。他边上坐着刘世德老师，也是一脸的淡定和从容。这是在京部分学界老友于北京植物园内的曹雪芹学会共度重阳佳节。一起赴会的吕启祥老师的爱人黄安年老师10月17日一早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了《92岁李希凡先生与在京学界老友共度重阳节》的博文。看了照片和博文，真心为希凡老师和其他老先生的健康而由衷高兴。

谁料两个星期不到，10月29日清晨，就收到了黄安年老师发来的微信：接李希凡女儿李芹电话，李希凡先生于今天凌晨1点52分左右在家中去世。真所谓天妒才人，不久前，我们刚刚痛失了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而今又有一位重量级人物离我们而去，短短一年多时间，红学界连折了两员帅才级人物，上苍何以不佑我红学如此也！

一、

两年前，我们沉痛追思冯其庸先生，当时张庆善先生称“冯其庸是新时期红学第一人，他对新时期红学发展作出的贡献无人能比”。他这里所说的“新时期”，无疑是指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年。今天，我们纪念李希凡老师，是否可以说，希凡老师是“新中国红学第一人”，他对新中国红学发展作出的贡献也是无人能比。

试想：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思想文化领域同样面临了革故鼎新的艰巨使命。在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希凡老师作为两个“小人物”之一，全然凭借自己的学术敏感，以及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情况下，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向长期存在于《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了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迅即得到最高领袖的首肯和支持，进而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虽然学术理论问题的争论采用这样一种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在今天广受诟病，虽然希凡老师本人对于当年所写的批评文章也有所反思，但这场风暴的骤然而起还是有其历史的必然，其在新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更不可一笔抹煞：从大的方面讲，它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后，执政的共产党人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开展和推进思想文化领域革故鼎新工作的开始，其影响之深远，远远超出了《红楼梦》研究的范围。

希凡老师在收入《李希凡文集》第六卷的《遥远的记忆——毛主席和我二三事》一文中曾透露了最高领袖对两位“小人物”文章的三条批语：一是在《评<红楼梦研究>》的第二节，对贾氏衰败的原因的分析，毛主席在文章旁做了细密的圈点，并加了一条批语说：“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二是在文章同一节里，在谈到官僚地主阶级覆灭的原因时，认为抄家“是个别的、偶然的原因，并不是官僚地主阶级覆灭的根本原因”，对此毛主席在旁边做了疑问的标记后指出：“这一点讲得有缺点。”三是在文章的第三节，在批评俞平伯先生认为文学批评没有什么客观标准时，批示说：“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由此可见，最高领袖当年确是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关注《红楼梦》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而并不仅仅是就事论事。又，同文写到当年政协春节团拜时，他正好和聂荣臻元帅同桌，聂帅看到他名字后立即用力地握着他的手说：“文武两条战线，现在仗已打完了，要看你们文化战线的了。”这里，聂帅的话无疑也反映了当时领导层对这场运动的普遍看法。可见这一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争论，其初衷确是新中国建立后，在思想文化战线发动的一场革故鼎新的运动。虽然最高领袖对两个“小人物”的文章还有不尽满意之处，所谓“这一点讲得有缺点”，但这可贵的第一次认真开火，无疑将载入新中国史册。

而从红学研究史来说，这场争论继新、旧红学之后，开辟了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研究《红楼梦》的新阶段。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受到过庸俗社会学的干扰，也有着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但它提供了我们阅读和理解《红楼梦》的多个新维度，揭橥了以前被新、旧红学所遮蔽了的诸多新视角，使红学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即便在红学研究呈多元化趋势的今天，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研究《红楼梦》依然是最重要的“一家之言”，而这最重要的“一家之言”，正是以两位“小人物”的文章为开端的。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希凡老师是“新中国红学第一人”。这里所说的“第一人”，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从时间上说，他俩是新中国成立后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二是从空间上说，他俩是影响和贡献最大的一个。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希凡老师成为我和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偶像。

二、

我近距离接触李希凡老师是在1975年初借调至北京参加《红楼梦》校勘注释小组以后，在我原来的想象中，他应该是那种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器宇轩昂、活力四射的人，但第一次见到他，却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大汉形象：大高个儿，身材健硕，推了个平头，显得敦厚而朴实；言语不多，性格沉稳而内向；眉宇间憨厚的笑容，透出他内心的仁厚。与他的外貌相得益彰，他每天都骑了一辆旧自行车——我们戏称为“老坦克”——来上下班，冬天套件老棉袄，夏天穿条短裤衩，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因为他的平易近人，一写子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组里晚一辈的人都习惯称他为“希凡老师”，而其他同辈人或比他年龄大的人则称他为“希凡同志”。我本人也从对他的仰视变为平视，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兄长和老师。

工作伊始，我们——尤其是我——对如何开展校勘心中并不是很有数。希凡老师和冯先生是小组的主心骨，他俩学有专攻，配合得特别默契：冯先生精于版本校勘，具体负责确定底本和参校本，以及撰写有关校勘凡例；希凡老师擅长理论分析，对早期脂本和程本的高下优劣洞若观火，一语中的。记得校勘甫一开始，希凡老师就率先对程本第一回没有厘清原作意思，将石头和神瑛侍者混为一人进行了揭举：本来，在早期脂本中，石头是石头，神瑛侍者是神瑛侍者，前者为女娲炼石补天时丢弃在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后者为赤霞宫里的一位侍者，他日以甘露灌溉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仙草，使其修成为一个女体。后石头灵性已通，想去红尘中走一遭，被一僧一道大展幻术，缩成一块扇坠大小可佩可拿的晶莹美玉；神瑛侍者也因凡心偶炽，意欲下凡历劫，而受其甘露之恩的绛珠仙草也欲下世为人，但把一生的眼泪还他。于是神瑛侍者下凡投胎为贾宝玉，绛珠仙草下世成为林黛玉，石头则成为贾宝玉出生时嘴里所銜的通灵宝玉。这里，石头——通灵宝玉构成的是“通灵神话”，而神瑛侍者——贾宝玉和绛珠仙草——林黛玉构成的是“木石前盟”，这是两个同样浪漫、实却有着不同内涵的古老神话。但到了程本里边，石头即为神瑛侍者，所谓“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娲皇未用，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中，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云云（程甲本和程乙本文字稍有不同，此处依据程乙本），这就把石头和神瑛侍者混成了一人，而且莫名其妙地删去了神瑛侍者“凡心偶炽”、意欲下凡历劫一段文字，使得绛珠仙草“还泪”之说没有了由头。记得希凡老师当时笑着对程本没有厘清原著意图就肆意妄改的做派表示了讥笑与不屑，从而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对校勘质量的信心。

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如上所述，希凡老师擅长思想艺术分析，所以他眼光非常厉害，对程本削弱原作批判锋芒之处特别敏感。如第二回写贾雨村被罢官以后，听说林如海欲聘一西宾，“便相托友力谋了进来”，程本却改为两个旧友知道后，“遂将雨村荐进衙门去”，一“谋”一“荐”，弱化了贾雨村钻营的性格；第四回回目原作“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程本改为“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磨平了原著的批判精神；同回内写薛蟠打死人命，“自谓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程本却删去这个“臭”字，抹平了原著的愤激之情；第八回形容宝钗原是“罕言寡语，人谓藏愚”，这里“藏愚”为谦词，程本却改为“罕言寡语，人谓装愚”，与原作表现宝钗的巧伪性格风马牛不相及；第十三回写薛蟠店中有一付樯木棺板，是原义忠亲王老千岁的，因他“坏了事”，一直封在店内；贾珍为秦可卿丧事执意要寻付好板，可巧薛蟠来吊问，便说起这付樯木板“也没有人出价敢买，你若要，就抬来使罢”，这里“没有人出价敢买”是对“坏了事”的老亲王的含蓄表达，程本却改为“也没有人买得起，你若要，就抬来看看”，遮蔽了这付樯木棺板所蕴涵的政治忌讳；诸如此类，希凡老师可谓目光如炬，每次讨论，他总是引导大家一起，及时发现并指出程本的谬误之处，显示了一个文艺评论家敏锐的艺术判断力。

三、

希凡老师是以《红楼梦》研究闻名于世的，在小组工作期间，接触最多的也是《红楼梦》版本校勘方面的问题，但他的兴趣并不局限于《红楼梦》，而是包含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和鲁迅研究。他于1961年出版的《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一书，是我大学时代就开始关注的一本著作。这本书特别受到青年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青睐，出版后希凡老师不时收到青年读者的来信，于是1962年又修订再版，前后印了六次之多。我也不例外，买来后一直放在案头，不时翻阅。我于1981年出版了第一本著作《红楼梦脂评初探》以后，便在继续关注《红楼梦》研究的同时，将视野拓展至其他古典小说领域，先后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儒林外史》、《岐路灯》、《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并结集为《明清小说论稿》出版。这一研究轨迹，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希凡老师《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的影响。

除了中国古典小说，希凡老师对鲁迅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据《李希凡文集》第三卷《论鲁迅的“五种创作”》“写在书后面”所说，他于50年代末就开始有研究鲁迅的愿望，只是因为一直忙于报纸编辑部工作，始终处于“运动”和“赶任务”的旋涡之中，无法静下心来思考和写作。1976年发生的地震，使他研究鲁迅的念头重又萌发，而1978年的重新靠边去干校劳动，则使他研究鲁迅的写作计划最终得以完成。

我1975年借调到北京《红楼梦》校勘注释小组工作，1976年便因家庭困难返回上海。在这以后，我和希凡老师的通信前后有数年之久，信件达十数封之多。这些来往信件自然都会谈到《红楼梦》和校勘小组的工作，但有关鲁迅的写作计划占去了相当的篇幅。他于1979年9月20日的来信中说起：“去年还住了半年的干校，成果之一，就是你目前看到的陆续在刊物上发的这些文章，那是干校劳动产品的一种。……这次是很自在的，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或者也可以说下半天包括晚上都是自己的时间，……于是，久已想写的《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涌上心头。这也可以说是逃避’运动’的妙着吧！在干校，是两个人一间房子。和我一起的，是一位保卫干部，他很照顾我：一个是他很会升火，把一间房子从白天到黑夜，都搞得温暖如春，不管外面怎样北风怒吼，屋里总是很暖。一个是他把一张特大的桌子都让给了我，使得我有充裕的地盘摆书阵。那是怎样安静的夜晚呵！现在一想起，还不免有金圣叹的岂可得乎的感慨！”

此后，他又于另两封信中先后谈到：“关于红学，我也并非完全有意回避，一是无新见解，也未进一步研究；二是想集中时间搞搞鲁迅，这也是多年来的愿望。所谓专著也者，无非是一本论文集，对《呐喊》《彷徨》诸篇谈点一得之见，并非全面研究，何况写文章的地方是在干校，所以写了近一年，也改了半年多。”

“我目前仍在继续鲁迅作品的写作，别无计划。红学、古典小说，都不想写。人年纪大了，记忆力非常差，近年来一直在看鲁迅作品方面的材料，有些想法，如不写出来，很快就会忘掉。我想在五年内，写三本关于鲁迅的书，当然是涉及到各方面的。”

一直到1980年底，他还在一封信里说起：“现在出书时间似甚长，我的《<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清样已排出，初校已看过，但出书恐怕还得到明年六七月间。”惦念着鲁迅研究著作出版的拳拳之忱，让人感动不已。

这些信件，真实记录了希凡老师当时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出入红学、古典小说研究和鲁迅研究诸个领域的内心纠结。这些信件和《李希凡文集》第三卷“写在书后面”对看，反映了他在最负盛名的红学研究之外，在鲁迅研究领域的计划及其所取得的累累硕果。

四、

如上所述，希凡老师作为“新中国红学第一人”，不仅在红学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作为一个时代标记的重要成果，而且在古典小说研究、鲁迅研究和当代文艺评论等方面也都有突出的表现。希凡老师作为一位涉足多个领域的学者，他始终坚守学术的本位，不仅在以上领域留下了探索的足迹，而且在波谲云詭的政治风浪中，得以全身而退。

希凡老师在《红楼梦》研究领域可贵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是在毫无政治背景的情况下，自觉地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成果，后来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并非他的主观愿望和始料所及。他因此赢得巨大的名声后，也没有在后来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被裹挟或主动卷入到政治旋涡中心，而是坚守一个学者的本色，在对最高领袖终身怀着感恩之心的同时，洁身自好，从事自己所钟爱的学术研究事业。

希凡老师因为《红楼梦》研究的名声，从五十年代中叶开始，便成为一位闻名全国的文艺评论家。在当时的上海，也活跃着一位文艺评论家，就是姚文元，虽然没有得到过最高领袖的首肯，但也慢慢名声鹊起，在当时有着“南姚北李”之称。曾听到过这样一个传说：文革开始时，最早是想找希凡老师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但被他婉拒，不得已到上海找了姚文元。此说当初流传甚广，记得当时传达的内部讲话中确有过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发动不起来，只得到上海去组织云云。与希凡老师相熟以后，出于好奇，曾当面向他求证此事，但希凡老师不愿正面回答，只是笑笑说：我哪有那个水平。近读卜键兄纪念文章，知道他也向希凡老师求证过，而且有“给脸不要脸”之类难听的话（参见卜键《清寂中的坚守——我所了解的晚年的李希凡先生》，《中国文化报》2018年12月11日）。最近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希凡老师写了那篇文章，被文革风暴裹挟进政治旋涡中心，那又该是个什么结果？我稍想又释然了：希凡老师就是希凡老师，他本质上是一位淳厚的学者，他不可能答应写，而且事实上他就是没有写。而写那篇文章的姚文元，虽然因此飞黄腾达，身居高位，并以白衣秀士王伦的心胸，排挤和打压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希凡老师，但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希凡老师则以他在《红楼梦》研究、古典小说研究和鲁迅研究等多个领域的成就，载入红学和其他学术史册。

今年四、五月间，原来同在小组一起工作的吕启祥老师和爱人黄安年老师来上海师范大学开会。启祥老师特意打电话找到我，我们一起谈了好久，谈当年小组的工作，谈已经逝去和渐渐老去的小组同仁，大家不免嘘唏不已。临告别时，启祥老师让我有空多给希凡老师打打电话，并留下了他家里的电话号码。她说希凡老师现在其实是挺寂寞的，她每次打去电话，都要聊上好长时间，多陪他聊聊吧。惭愧的是，这之后我只打去过一次电话，是他在美国的女儿小兰接的，电话很快转到希凡老师手里，他一听说是“上海小孙”，立即呵呵大笑，那亲切而浑厚的声音听上去还是那么熟悉而清晰，不由得一股暖流涌上心田。不料没过多久，就传来了希凡老师去世的恶耗。

今天，希凡老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作为“新中国红学第一人”，必将永远载入红学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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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3张，取自学刊2019年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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