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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兼答任史识先生（200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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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兼答任史识先生（2000年10月）
黄安年文 发表：
写于七年的本文是为了权威的教材出版社对笔者善意批评的无端指责。
文章一开始“笔者主张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需要有求索真理的精神、学术自由的精神、学术平等的精神和学术公正的精神。求索真理的精神要求坚持实事求是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学术领域“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学术自由的精神要求在学术领域中开展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避免学术评论中的非学术因素，扩大学术自由讨论的空间。学术问题有其相对独立性，学术不等于政治，学术问题不能政治化。文革中的棍子和文革大批判遗风给学术界带来的浩劫、‘批判’名声的败坏迄今仍令人们记忆犹新。学术平等要求有学术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权利，批评者和反批评者都不能以势压人。学术公正指的是学术的法律保护，不能允许学术上的欺诈行径横行霸道。”“我之所以在这里重申开展学术评论的基本态度，是希望改进中学世界现代史教材编写的讨论能够健康地得到发展。”
文章最后写道“笔者的第三段提出了改革教材编写的机制、拓宽教材编写的路子的建议。主张引入竞争机制，改变独家垄断教材编写的局面；主张真正培育‘一纲多本’的良性机制；主张运动员和裁判员脱钩，改变出版社‘自产自销’的‘惯例’等。有何不对？对于笔者的上述主张，任文即使不同意，也大可不必指责‘对教材编辑流露出轻视的心态和口吻。’ 倒是要请任文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了。”“勿庸讳言我国人教社长期以来独家垄断教材编写的‘自产自销’模式为世界罕见、中国独有。其利弊得失自有公论。打破教材编写独家垄断，引入竞争机制终将成为适应面向21世纪需求的发展潮流。这个潮流迟早是要来到的，独占“蛋糕”的情况可能成为历史，力保‘蛋糕’的优势的龙头老大、仍有很强大的实力，机遇和挑战并存。如果采取拒批评于‘社门’之外的心态，恐怕难保中国第一了。”
七年过去了，如何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依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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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兼答任史识先生[1]
黄安年文 发表:《学术界》2000年第6期、2001年第1期；《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10期；学术交流网/中学历史教材/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9年第7、8、9期连载了我的文章《评人教社〈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新教材----130例质疑引发的思考》,随后该刊2000年第3期发表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署名任史识的回应文章《评黄安年先生〈评人教社<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新教材〉一文---也谈“130例”质疑引发的思考》[2]，这两篇意见相左的文章，在中学历史教学界已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3]，受到了教育界、学术界同行的关注。笔者相信围绕教材编写评论的健康开展，对于积极改进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大力推动中学历史教学的改革、努力促进学术界重视和参与普通教育教材质量的提高是很有益的。人们会通过讨论得到多方面的启迪，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要有健康的学术批评态度。
1999年10月下旬-2000年7月上旬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直到离京前夕我还没有看到《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9年第9期[ 4]上刊登笔者的续载文章。回国后我先从一位研究生给我的一份复印件中拜读了任史识先生[5]的答辩文章。7月底，我收到了《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社寄来的包括任文在内的相关各期文章。笔者研究了任文，发现尽管他口头上宣称“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绝不意味着中学历史教材和教材编写者拒绝批评，也不是强调现行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完美无缺。”然而对黄文“130例”的批评和建议几乎没有一条是接受的。笔者联想到一些富有魄力和远见的单位，能公开宣布用重金来奖励对自己的批评意见是多么的不易。现在有人免费为人教社的教材“挑错”，理应被看成求之不得的好事才是。[6]看来我们在辩论时有必要切实注意对待学术评论的态度了。
笔者主张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需要有求索真理的精神、学术自由的精神、学术平等的精神和学术公正的精神。求索真理的精神要求坚持实事求是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学术领域“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学术自由的精神要求在学术领域中开展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避免学术评论中的非学术因素，扩大学术自由讨论的空间。学术问题有其相对独立性，学术不等于政治，学术问题不能政治化。文革中的棍子和文革大批判遗风给学术界带来的浩劫、“批判”名声的败坏迄今仍令人们记忆犹新。学术平等要求有学术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权利，批评者和反批评者都不能以势压人。学术公正指的是学术的法律保护，不能允许学术上的欺诈行径横行霸道。
学术问题的争议只能通过学术讨论和争鸣来解决，不应诉诸司法部门或行政管理的裁决，否则只能把问题复杂化，在司法和行政裁决下，往往学术因素退居次要地位，而非学术因素上升为主要地位，这样既无助于学术问题的解决，又有背于学术公正。我还以为开展学术批评,应当改善和营造健康的批评氛围，在学术批评中切忌揪辫子、打棍子、扣帽子；切忌以势压人。我之所以在这里重申开展学术评论的基本态度，是希望改进中学世界现代史教材编写的讨论能够健康地得到发展。
（一）
任文一开始就说：“黄教授对现行教材提出的一百多项质疑比较散乱,为读者阅读的方便”,“简单的归纳,‘分门别类',就以下五方面的问题谈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其实黄文已经申明：“为读者便于查对起见，按新教材课文顺序，逐一择要列举百余例与编著者和读者坦诚切磋。”“可谓’眉毛胡子一把抓'”“对于列举的各项，也没有分别主次大小和分门别类，请读者自行鉴别”。笔者本意是按照教材顺序平实提出质疑实例和具体建议,这样既便于中学教师查阅，也有利于编辑修订教材时参考。[7]笔者并不想写得“散乱”，如果编辑真的觉得“比较散乱”，是由于问题“散乱”在整个教材中，而非笔者刻意“散乱”。应该思考的倒是，现行教材怎么还有那么多“散乱”的问题？正如《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编辑部所说：“一版再版，一印再印多次印行，多年使用，为什么还会在全国如此多的省市自治区引起如此多的普通的中学老师前来进行如此多的‘商榷与正误'？”[8]看来“散乱”的背后倒是值得深思的。
当然问题不在按教材顺序还是按“分门别类”归纳来叙述，重要的是任文回应笔者“130例”的文章，是否基本涵盖黄文提出的问题。任文将黄文“130例”归纳为：中学教科书要不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如何符合中学教学的实际?如何反映史学界仍存在争议观点和问题?试验教材是否已经对现行教材做了修订?和对“质疑”的几点质疑五方面问题。任文在这五方面直接回应“130例”的，共35条左右。[9]就数量而言，只占黄文“130例”的27%左右。由于任文用“举例说明”、“此类例子”、“还可以举出多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等等，均属于这样的例子”、“篇幅有限，就不在此一一重复”等词句来表述，究竟多少例难以说清。但任文认定五方面问题涵盖了黄文涉及到的主要问题了。
本文主要不对任文涉及的学术是非作出评论，[10]笔者按任文“以冷静的心态打量”，仔细对照黄文“130例”和任文35条，并没有解决“许多疑问恐怕就不存在了”的问题，相反疑问有增无减。[11]任文有一段感谢黄文的话：“应该首先感谢黄教授对中学历史现行教材及历史教学问题的关心，另外也应该感谢黄教授在文章中谈到的对教材重要性的认识、对现行教材作出的某些肯定性评价以及对于编写中学教科书中遇到的种种困难的理解。”任文在文章里用了90多字来三次感谢“关心”、“认识”和“理解”，但不提感谢黄文哪些质疑可以在编写教材修改时考虑的，事实上任文并无一例接受了黄文的质疑。例如史实失真问题显然是任文所概括不了的。史实失真属于“硬伤”，无论任文怎么强调“国情”、“学情”、“学术情”、“编辑情”、“教材情”，“硬伤”就是“硬伤”，通常在教材编辑中人们最忌讳的是“硬伤”，出版部门和编著者一旦发现应尽快纠正，特别是中学教材，不能不加订正地一次又一次印刷，一直等到五、六年后新版时再来统一修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他们明明知道存在某些“硬伤”，还是等到再版时才来一次性修改。结果等于耽误好几届中学生对真知掌握，这岂不误人子弟？[12]
谁也没有要求中学教材一年一个新版本，但“硬伤”有错必纠，有错快改，总不至于太难吧？人所共知教材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量发行给人教社带来了十分巨大的经济效益，以至人们用“财大气粗”来形容人教社，但是总不能不顾精神食粮的社会效益吧。现在你的教材中有“硬伤”，怎能以皇帝女儿不愁嫁的霸气不予理睬呢？难道高考也得按照你们错误的叙述来作标准答案不成。再说是否就不可能在下一次印刷时立即改去“硬伤”呢？例如挖改“硬伤”的字词，这在目前电脑排版的时代并无多大困难，或印制勘误表等等，总是有办法的，当然这可能要人教社多花些排版费或者有碍“形象”，这对人教社历史室来说也算是一个重大抉择的考验了。
笔者看到《西安晚报》
现行教材中究竟有没有史实失真的问题？本来黄文中已经列举了大量例证，但是任文对此避而不谈。本文在这里不得不用些篇幅举出黄文在“130例”中已经提到的一些例子：[14]
17.“教材第23页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联名存实亡。”这里期间说显然有误。
18.“教材第23页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经济实力膨胀，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15]这里一战期间才是第一经济强国说也与事实不符。
29.教材第35页写道：“1932年，法国经济也开始萧条。各国不得不相继宣布放弃金本位。”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始于1932年说与事实不符。
51.“教材第61页写道:德黑兰‘会议决定于1944年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尽快打败纳粹德国。'”“1944年内”说显然与事实不符。请查对苏联学者编辑的《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中收录的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首脑会议第三次会议于德黑兰
53.“教材第65页在第四章‘世界两极格局的形成'的引言中写道”“几十个亚洲和非洲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枷锁，获得了民族的独立。”[17]说 “几十个”是绝对的硬伤。
57.教材第72页写道：“苏联文艺界和学术界开展了广泛的批判运动，取得了成效，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偏向”。学术问题中的是非，不能用开展批判运动的方法来解决，这是基本的经验教训，教材显然以基本肯定的口吻来叙述的。
81.“教材第102-103页写道:在中美发表的上海公报中，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查对原文，上海公报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
88.“教材第104页写道: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非洲大陆诞生了32个新独立国家。”这里又是一个绝对的硬伤，教材想当然地把37个写成了32个。[20]
118.“教材第123页称‘1989年建立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在‘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联合自强，也在加强各种共同体和一体化组织'中’最为活跃'。”这里把亚太经合组织的性质搞错了。[21]只要研究一下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的组成，这个该是一目了然的“常识性”问题。
（二）
黄文“130例”质疑中，还包括“有材料处理存疑的，有编辑体例不一的”。对此任文也未回应。为此还得再引“130例”中的一些例子:
19.“教材第25-26页在‘20年代的英国、法国'子目下，写‘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案'”。任文说：“20世纪的头20年（一般是指1900年或1901年直到1919年），从1920年开始才能称为‘20世纪20年代'”照此推算，20年代应指1920-1929年间，那么1931年的事情怎么能按到20年代的子目下写呢？
21.“教材第26-27页叙述法国20年代社会经济状况时写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为缓解社会和阶级矛盾，采取了一些社会福利措施，如实行失业救济金法、对低收入职工养老金制等。'教材这段概述，如果细心核对一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世界史·现代史编》上卷，不难看出，这是从该高教版教材第135页中摘编下来的。”1994年高教版《世界史》教材是这么写的：“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政府为缓解社会和阶级矛盾，还实施了一些社会福利措施，如1926年第一次实行了失业补助金法，1928年对低工资职工实行养老金制，对疫病、残废的工人、孕妇实行津贴，等等”。[22]这两段文字何其相似。我国目前相当多数高等学校的历史系本科教学中也很少专门讲授20年代法国的社会福利。任文说有些问题“就是大学教材也不见得都能涉及或做出较为全面的阐述，黄教授以此要求中学教材，是不够实事求是的。”第21例说明“下载”的恰恰是教材编辑。任文说“现行教材（下册）在一学期的学习中只安排了26课时”，“字数极其有限，因此容量很小。”既然如此明白,那就更不宜将上述内容放入中学教材。
26.教材第30-33页“叙述20年代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节中却根本没有涉及德国国内状况”，显然安排不当，“同时也反映了将1918-1929年间的资本主义国家细分为1918-1923年和20年代两段来叙述的明显弊端。”笔者本意在指出教材的体系和叙述明显欠妥，而任文对于教材编写体系中的弊端并没有涉及，教材编者基本上以苏联教学体系的分期分段用来框住中学20世纪世界历史的教学。
27.教材第34页“开始叙述第二章第四节，标题是‘资本主义国家世界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但该节内容含有许多政府的反危机措施”。各国政府如何应对大危机是应该着重叙述的问题，所以笔者主张标题改为“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大危机和反危机措施”更好些。
30.“教材第35页对于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的‘明显特征'概括为‘来势之猛烈、范围特别广、持续时间特别长、破坏性特别大，等等'。然而教材在叙述大危机的影响时，忽视了它对各国的影响并不相同和各国的承受力也不一致这个重要特点。”
60.“教材第75页第三节第一个子目写‘美国的冷战政策'，而不是写美国的全球战略。把‘在经济上，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统治地位'也放在冷战政策里来阐述是不大妥当的。”“在‘世界历史大事年表'（第143-144页）中也没有提到像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大事”。我国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及其后的世界贸易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关系重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任文称“对这个小问题，试验教材在第153页的注释中已经讲明”。其实这并非小问题，是大事，现在连1998年的试验教材正文和大事年表中都没有列入，可见编者眼里真把它当作“小问题”了。笔者评的是现行教材而不是试验教材。不能要求人们非要去看试验教材。而且新华书店教材供应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在北京地区很少出售试验教材，怎能要求学生和教师去核对试验教材？笔者提出教材“连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都没有很好涉及”。任文却指责黄文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之间是什么关系”“不屑于解释”。真是令人困惑之极。
67.教材在整个下册中，不提美国的两党制度，“教材写上了杜鲁门（第62页）、尼克松（第102页）和里根总统（第103页）的名字，但是没有交代他们是代表哪个政党，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这里涉及到，不交代所代表的政党，就难以理解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府一致的连续性政策的体现”。任文批评黄文忽略了“有一些历史常识的人都不会忘记”的事实，这里为什么教材反而没有交代清楚这样的“历史常识”？
68.“教材第81页在‘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子目中写道:‘战后初期,亚洲、非洲出现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比较突出的事件有'，‘以色列的建立'。这里应为‘以色列国的建立'。此外‘非洲'两字在这里似应删去”。这类问题来自第一线的中学历史教师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6期中，列举的还很多，难道他们也“不了解”“中学实际情况”，“离中学实际太远了”，“匆忙得出了不符合实际的结论”?这样的问题任文归纳入哪一类呢？
69.教材第82页写道:“分治给印巴两国人民带来长期的不利影响，为它们以后矛盾和冲突埋下了种子。”但是教材“没有交代例如克什米尔地区冲突这样一个不应回避的历史问题。”克什米尔问题已经困扰了印巴关系半个多世纪,难道笔者建议教材中对克什米尔问题应有必要的叙述也是“求全责备”，是“对学生的负担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难道教材就这样体现了“三个面向”？
71.教材第89-95页叙述“50至8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提及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的演变，既没有涉及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也没有提及像美国1950-1954年间的麦卡锡主义法西斯思潮的泛滥、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日本80年代以来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右转倾向等重大事件。”任文强调中学历史教材的政治性如何的“强”，意识形态上如何的“敏感”，可是像水门事件这样的史实，在强调中国“国情”和“素质教育”以及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中学历史教材中没有反映，真让人不好理解。任文说了编教材有那么多原则和方方面面，使人感到高深莫测。要知道“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教育”这可是上头有明确指示的。[23]难道教材写上了水门事件就是“继续增加头绪”，就是把大学教材“‘下载'于中学历史教学”？就不符合“学情”？
77.教材第95页“对于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以反‘滞胀'为中心的新的一轮经济改革和调整政策根本没有涉及”，“教材甚至没有出现执政11年之久的英国女首相撒切尔的名字。这对于意在面向21世纪、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学教材来说，是不应该发生的问题”。难道我们的教材就该像任文所说那样的受制于“教科书的相对'滞后性'”，难道教材中出现了撒切尔的名字，就“超越学生的接受能力”？没有新的知识点，谈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呢？
78.教材第95页20世纪70年代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束了稳定发展时期'的结论，仍然存在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的准确的整体定位问题。”就主要西方国家来说，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政策强调的已经开始转向主要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稳定增长，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单以经济快速增长或低速发展来概括并不全面。
79.教材第95页的练习题2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70年代经济滞胀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它的直接导火线是什么？'这里说70年代，而课本正文讲的是70年代后期以来，本身存在时间上的矛盾。”任文对此并未回应。
80.教材第102页写道:“1969年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后”，“对外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教材有杜鲁门主义一词（第76页），但是没有对于尼克松主义的明确叙述，甚至连尼克松主义一词也没有出现。”教材提到杜鲁门主义而没有尼克松主义。教材的责编出现这样的疏忽令人费解。
82.“教材第103页写道”1978年，“中美发表建交联合公报”，“第二年初，中美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里教材应紧接着‘1978年'后面加上一个‘底'字才对。”“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对于用于中国普及教育的世界历史课本，在叙述中美关系这个既关系中国又影响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时，却没有直接引用处理中美两国关系原则基础的中美三个公报双边关系文件，我们从现行课本引用120多条文献资料上，竟然看不到这样的文献资料。”任文指责黄文的第130例选了两个珍珠港事件的插图“有重复之处”是什么“强词夺理”。任文回避了黄文在该例前面的一句话“不少重大事件的插图尚待补充”。无论就任文说的编写中学教科书要遵循的四个必须来说，还是任文强调的“是一个政治性很强、意识形态上十分敏感的问题”而论，或任文要求“相对于基础历史知识而言，对学生品质和气质的培养，都必须提到相应的高度”来衡量，甚至上升到迄今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来讲，黄文建议教材编者在现行课本的文献资料中不要忽略中美三个公报文件的选用，都无可挑剔的。编者是怎么考虑“方方面面”的？任文给黄文上纲，这里该给自己上什么纲呢？我是坚决反对上纲上线的，只希望爱上纲上线者以后改一改这种毛病。
83.“教材第103页写道:1981年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后，开始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这里使用‘开始'一词，值得商榷”。笔者以为教材编写要一丝不苟，表述准确，经得起挑剔才行。
85.“教材第104页在‘80年代的美苏关系'子目下叙述中美关系时写道”“‘特别是1979年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违反了中美建交公报。'”“应改为‘特别是1979年卡特总统签署了美国国会两院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为好。”在材料处理上，把《与台湾关系法》放在‘80年代的美苏关系’子目里来叙述显然是不妥的。时间对不上。
86.“教材第104页写道:‘
91.“教材第105页列出‘非洲国家独立形势图'，但图中并没有列出全部独立的非洲国家。而图示‘1960年前独立的国家'，则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三个独立国家计算在内，这是不妥的。应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独立国家。”[24]
92.“教材第104-109页叙述第四节‘殖民体系的崩溃和第三世界兴起',这里没有概括说明战后出现了多少个新兴的独立国家，如大洋地区新兴的独立国家，美洲地区也有一批新兴的独立国家出现。教材用非洲的独立浪潮来重点阐述，显得有点无面，使学生对全局难以有整体的把握。学了现代世界史的学生并不清楚迄今全球有多少个主权国家？”写明当今世界有多少主权国家这个“历史常识”也是“求全责备”吗？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召开时，联合国已经拥有189个会员国，想来这样的“历史常识”在教材里写上总不至被看成是“求全责备”吧，让学生感到教材和当前实际更贴近不很好吗？为什么非要“滞后”呢？
94.“教材第108页谈到不结盟运动的三个特点,但是没有提到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最主要特点是它的不结盟、非集团性质。教材第107页引用了《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宣言(
96.“教材第110页写新加坡、韩国经济发展时说:‘从60年代开始，新加坡、韩国’‘发展外向型经济'，‘70年代，它们的经济出现了高速度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一跃而实现了工业化，引起世界瞩目。'教材没有如实地写上这个‘地区'还包括不是主权国家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人们通称的亚洲或东亚‘四小龙'似乎在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似的。”“此外这段话使人误解为，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只需不到20年时间即可。”邓小平在1992年1-2月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就明确提到了亚洲“四小龙”，[26]至于香港、台湾地区近三十年来经济的发展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你回避能解决问题吗？
98.“教材第112页写道:1990年‘韩国已步入先进国家行列'。这一结论言之过早。”
99.“教材第112页写道:‘80年代以来，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异军突起。'教材没有使用人们通常提到的东盟国家，在教材第123-124页叙述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时，也没有提到东盟这样一个重要的集团组织。而在论述当代世界历史时，我们对东盟是不应忽视的。”教材中的这类问题确实“还可以举出多条”来。
102.“教材第104-114页两节叙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时,没有涉及两伊战争,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革命'，越南统一后侵略柬埔寨战争和柬埔寨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二战结束后，一方面局部战争不断，另一方面半个世纪来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防止局部战争演变世界大战是维护和平重要方面。任文不是强调要突出重点吗？战争与和平问题不是当代世界的重点之一吗？
103.“教材第113-114页在叙述西亚石油致富类型国家时写道:‘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国石油财富丰裕、人口较少，已经迈入世界富国行列。而伊拉克和伊朗虽然也是石油生产大国，但人口多，消耗大，富裕程度相对较低。'文中小字写道”“西亚穷国和富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引人瞩目。”难道两伊矛盾也是“穷国和富国之间的矛盾”吗？
105.“教材第116页在叙述波兰政局动荡时写道：80年代初波兰‘团结工会得到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不断挑起罢工，导致局势动荡。'这与事实不完全相符。”任文不是说不要“只强调了事例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吗？那么对于导致波兰局势动荡的原因的叙述，教材编者是否也该注意这一问题呢？
124.“教材第132页在‘现代'的时间概念下列出'学术'子目中，叙述了‘当代学术的整体化发展趋势'，然而，对于现代时期的学术状况丝毫没有涉及。”笔者以为教材概述20世纪学术文化思想发展趋势缺乏总体性把握,不只是内容的多少和取材问题。
以上二、三两个部分的这里列举共37例，这些实例在任文的五个问题35例中显然没有涉及到，难道这些问题一无可取之处吗？任文为何回避这些问题呢？任文批评黄文的“130例”有“凑足‘130例'”“之感”。任文显然自我陶醉于编写教材成绩的赞扬声中，大大低估了现行教材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读者仔细研究笔者的“130例”中的内容，例子其实并非只有130处，仅仅黄文中列出供查的教材页码处就有160处左右。如果真要凑数，笔者岂不可以质疑160例吗？笔者的“130例”成稿于
“130例”中没有涉及的还有一些。如在北京师大和浙江教育学院联合举办的浙江硕士学位课程班期间，来自中学教学第一线的浙江部分高级教师就对先行教材提出了30多条中肯的批评意见。1999年10月，许多学员向我反映，现行教材比1990年版教材确有许多改进，但又指出，还有许多问题。《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6期刊登近40名中学教师的意见，就现行《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教材提出了65条质疑意见，其中不少是“130例”中没有涉及到的。这些条合计有43条左右[27]，尽管其中个别意见我不一定同意，但是他们是否也在为“挑错”而“凑”数呢？对待“130例”还是65条也好，应取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编辑部所持的态度：“集思广益，取开放而不是固步自封的态度，有错必纠，必能日益进步。”[28]
李瑞环代表中共中央
笔者最近从同行手里看到人教社芮信先生在
任文的发表和芮文的提交，说明芮信责编显然与任文关系密切，如果芮信责编没有参与任文岂不有抄袭剽窃任文之嫌了。如果任文并不出自芮信责编一人之手，那么芮文怎可未经任文同意擅自将大量内容用芮信的名义提交论文呢？顺便说一句，按照学术规范的要求，既然在2000年3月任文已经公开发表，2000年7月提交年会怎么能一点不加说明呢？而且涉及不同见解的重要观点的引文没有一条注明出处。相信芮文不会不注意到1999年底《世界历史》等七家杂志社有关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31]
（三）
限于篇幅，笔者在这篇文章中主要不涉及任文提出五方面问题的学术是非，只就任文的某些高论稍加评论。
1.任文的“要不要符合中国的国情”观
任文批评笔者对“中国的国情”“不一定十分了解”。任文的“国情”观究竟是什么？我们只能从任文这部分举例的立论来判断。
第一,任文“国情”观第一段为“教科书的相对的‘滞后性'”辩护。笔者不主张把“符合中国的国情”当作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任文在解释“滞后性”时还和教材的“稳定性”划等号。把保持学术观点的“稳定性”和“教科书不可能年年改动”相等同。这样不仅不适当的学术观点不能及时改正，而且连明显的硬伤也在“稳定性”的名义下不能及早更正。芮文甚至说得更明白：“为了维持教科书的相对稳定性，在很多情况下，在学术观点问题上，宁可‘滞后'或‘保守'一些，也不见得去赶‘时髦'。等史学界多数人都赞同某些观点之后，中学教科书再去修改，也不见得太迟。”[32]芮文的如意算盘跃然纸上，所谓符合“国情”说不成了包装词了吗？而实事求是进行理论创新探索的人们被芮文讽刺挖苦为“赶时髦”的人。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面对新的形势，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相对滞后，影响了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不能适应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33]这里讲的是相对滞后影响了国民素质的提高，急需改变；而任文却给人们滞后有理，可以慢慢来等等看的回答，这是负责的态度吗？《决定》指出滞后有主观和客观等方面原因，而任文的教材滞后观通篇讲的是客观原因，没有一点出版社方面的主观原因。自我批评精神到那里去了呢？
第二,任文说：“在我国的理论界，‘五种社会形态'说流行已久。与‘五种社会形态'说相适应，中学历史教科书将......1917年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这种论述无疑告诉读者采用“‘五种社会形态'说”“符合中国的国情”。请问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究竟属于“五种社会形态”中的哪一种形态？[34]任文在谈及采用“‘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前面还强调“在我国普遍认同的指导思想”，言下之意采用五种社会形态说与“普遍认同的指导思想”相一致。如果这样，请问这种推论是否和我们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相一致呢，是否和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相一致呢？其实，这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大可不必上纲上线。
第三,任文接着指出：“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后，在史学界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有意无意地企图贬低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对与苏联有关的事物和文件多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在某些人看来，似乎由于苏联的解体，苏联在历史上的一切作为都属批判之列,不仅十月革命已经无足轻重,而且似乎当欧亚战争策源地形成以后,力争制止侵略的苏联与代表侵略扩张的法西斯势力之间已经不存在本质的区别。黄教授的文章似乎也有这种倾向。”任文在这里显然将主张20世纪开端说及批评苏联外交政策中的某些错误做法和“一种倾向”直接挂钩。任文毫无根据地把我说成了这种“倾向”的代表，芮文说“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是十分有害的。”[35]无怪乎前不久不少中学教师对我说：任文中“嗅到了文革遗风”。请任文解释：根据什么说我有“这种倾向”呢？
我要说明的是其一，黄文第3例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在俄国条件下的产物，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第4例批评教材“把《世界近代现代史》分成了上下两册，教材称‘上册自14、15世纪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下册自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起，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见教材《说明》）这就造成近代和现代历史分期时间上的混乱和矛盾。近代和现代分期的界标究竟是1917年还是1918年？”“何况教材实际上也没有完全遵循十月革命开端说，教材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采取十月革命开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说，而在现代科技和文化领域则采取世纪初开端说。”从这里怎么得出任文说的“倾向”呢？[36]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其实芮文自己也承认教材采取近代和现代的分期标准是“将两者相互交叉，就显得不伦不类了。”“如果我们能在采取‘20世纪初'说时对十月革命及其历史意义作出恰当和积极的评价，那么采用‘20世纪初'说也不见得会导致贬低和否认十月革命作用结果。”[37]既然如此，任文为什么采取双重标准？
其二，持20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开端的学术主张，并非任文所说“我国史学界的一些学者”的主张，而是多数学者的看法。任文明明知道学术界的这一情况为何讲违心的话呢？任文声称教材吸收的学术成果“必须受到史学界的广泛认可”，而违背这个原则的就是任文。吴于廑、齐世荣教授主编的《世界史》现代编上卷主张的就是20世纪初开端说[38]。他们是否也有这种“倾向”呢。任文想必注意到《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发表一篇有关世界现代史的书评文章说：“目前我国史学界几近一致的看法是，世界现代史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历史。”[39]任文是否也怀疑该文的作者也有这种“倾向”呢？笔者世界现代史20世纪初开端的见解与该文类似，怎么就变成了任文笔下的“少数”、“不成熟” 的见解了呢？再说芮文和任文自相矛盾，芮文称“目前史学界多数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把20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40]
在笔者看来，说学术界是“几近一致的看法”不一定符合实际，目前主张十月革命开端说并非个别。只是无需给主张20世纪初开端说的学者扣上政治帽子，以势压人，无需“上告”或将学术问题政治化。而是要对于20世纪的历史进程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定位。附带说明，任文称“在碰到史学界仍然存在有争议的问题时，教材一般采取吸收其中一种观点或同时说明另外观点的做法。”但是我们从教材中并没有发现教材介绍关于现代史开端的世纪初说。
其三，黄文不仅指出教材在分期标准和断线时间上的矛盾，而且指出教材叙述的内容本身也没有严格遵循分期标准。任文根本没有回应我的这个问题，却用“倾向”的帽子来抵挡，这样做能解决问题吗？教材的矛盾不是还存在吗？
其四，任文将黄文第44、46例中提出教材对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东方战线”叙述上的不同学术见解，也和这种“倾向”连在一起。对此已有成健文章说了公道话。[41]黄文说：“教材在对待‘慕尼黑协定'的签订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两者，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影响上，没有使用同一标准，似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世界大战爆发的影响，没有慕尼黑协定那么消极。一个是祸水东指，另一个是祸水西引，都称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而为之的。”任文据此给我扣上了“似乎”苏联和法西斯势力之间“已经不存在本质差别”的帽子。
请任文仔细读一读他推崇的吴于廑、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史 现代史编》上卷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评论：“这一条约杜绝了英法德结成了反苏阵线的任何可能，使苏联不致首先与德单独作战，并赢得了一段喘息时间，以加强战备。但条约的签订也使德国得以按既定计划发动对波兰的进攻，并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根据秘密议定书，苏联同纳粹德国划分了势力范围，宰割弱小国家，这玷污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尤其错误和可耻的。”[42]至于东方战线吴、齐本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道防线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相反，在法西斯进行侵略的二战之初，苏联政府的军事行动和武力威胁扩大疆界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行为，损害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43]任文是否也该给吴、齐本扣上“倾向”和“历史虚无主义”“十分有害”的帽子呢？在苏东解体前的1985年，笔者在《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文已经阐明了自己学术观点[44]这里不再赘述。现在想起文革时代还心有余悸，如在那时还不被扣上“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其五，笔者不解的是主张20世纪说就真的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吗？就不符合发展中的活生生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吗？主张十月革命开端说真的就符合“中国的国情”？就一定符合20世纪的现实？对这个问题的学术是非本可以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大可不必加上“倾向”和“国情”之类的措词。我们应该认真汲取苏联和中国当代历史上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严重教训。
2.任文“如何符合中学实际”的“学情”观
第一,任文指责黄文要求“增加教材容量和篇幅”，“往往要求中学教科书像大学教科书那样”“要求面面俱到，这给人以‘求全责备'感觉。”任文所指绝非笔者原意。笔者只要求在中学教材所容许的有限篇幅内实事求是地体现整个20世纪世界历史的实际。设想如果中学世界历史教材编写的体系不加改革，不动大的手术，不是着力于20世纪世界多样化统一历史整体进程的阐述，仍然固守于历史阶段（甚至包括1918-1923年，20年代这样束缚编写的细小阶段）加国别地区（主要大国及第三世界）和国际关系等（例如科技和学术文化）传统编辑体例，则很容易把笔者从全球史框架出发提出的意见和“要求面面俱到”和“人为地拔高教科书的难度”相等同。
目前教育界正在紧锣密鼓酝酿的中学世界历史教材改革思路，已经试图在打破传统框架体系上进行着可喜的尝试。人教社不是也在参与从事这项改革尝试吗？笔者最近看到人教社芮信先生在《历史教学》2000年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史学研究的进步与世界历史教科书的现代化》一文，认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将整体史学思想作为初高中历史教科书在学术上贯穿始终的基本原则”；“从整体史学思想出发，注意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注意加强与各相关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争取走好综合化之路。”[45]但是令人纳闷的是署名任史识的史观和实名芮信的史观竟如此的相悖。
第二,任文批评黄文“离中学实际太远”。和人教社历史室编辑相比，笔者对中学的接触和了解当然自愧不如。然而说笔者“离中学实际太远”却没有事实根据。请不要忘了人们常言旁观者清的道理。况且既然任史识非常了解中学实际，那就更不应该对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了。
第三,任文批评黄文“没有考虑到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基础教育阶段”。这种说法更加令人难以捉摸，在发展中国家中有中学教材高水平的，在发达国家中也有中学教材低水平的，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如果任文这里指的是地区发展不平衡，那么这种情况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正要求在教材编写时适应多样化的需求，更要求打破一本教材、一家垄断的局面。这正是教材编写者自己要注意的，怎么反过来指责读者“离中学实际太远”呢？再说基础教育阶段更得注意提高教材的编写质量，更不能任其“滞后”。
3.任文的中学教材“学术”观
任文主张对待教材中的学术问题要“平心静气地对待不同的意见和见解”。然而我们难以从任文中看出对黄文采取了“平心静气”的态度。这里笔者要指出任文学术观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
第一,任文的“多数”、“少数”学术观点说。任文强调黄文中的学术观点“只反映了一部分学者或少部分学者的意见”。黄文的学术观点并不强加于人，任文可以不同意。但以“部分学者的意见”（任文第48页）、“广泛认可”（任文第46页）、“学术界的一些传统做法”（任文第50页）、或“多数人”“少数人的学术观点”（任文第50页）来论学术是非的见解是不妥的。一种学术观点被广泛接受往往需要一个过程，此前往往是少数。我不是说持少数观点一定正确。但是学术是非不能用“多数”、“少数”、“传统”来判断。事实上史学界多数认同的观点，任文不同意的，照样会被说成是“一些学者”的观点，并有“倾向”问题的。
第二, 任文的“外来”学术观。任文说：笔者“把一些外来的或不成熟的观点放入中学历史教材”。[46]所谓“不成熟的观点”和前面所列提法相连，指的是非传统的、少数人的学术见解。而外来观点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的。难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产的不是外来的？苏联的学术观点不是外来的？难道外来只是指西方、而西方又和“倾向”一定相连？芮信在《历史教学》发表的文章宣扬借鉴国外史学研究成果，并说：“学术研究是没有国界的”。[47]是不是这篇文章中的观点也有“外来”观点或什么“倾向”之嫌呢？
第三，任文的“以偏概全”观。说黄文的意见“显得过于以偏概全”，举出的例子是黄文的第40条，黄文是这样写的：“教材第45页在写绥靖政策时,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说起的，而绥靖政策主要是30年代的事。教材说美国的‘中立'，‘实质上也是一种绥靖。'在这里没有交代清楚。因为美国的‘中立'政策是不能和绥靖政策完全相等同的，美国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过四个中立法，并非所有的‘中立'政策都具有绥靖性质。”任文则反过来批评说：黄文“为了给教材挑错，只强调了事例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而且是3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方面。”“占主导地位”并不等于全部这是不言而喻的，任文自己的解释也等于说这第四个中立法不能和“绥靖”全部划等号。真理越过雷池一步有可能变成谬误的。
第四，芮文还冒出一个“宁可‘滞后'或‘保守'”的学术观，这种心态也许正是造成现行教材“滞后”或“保守”主观原因的自白。
第五，芮文又冒出了一个“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学术观点”“自成体系”说。芮文称：“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学术观点，是在综合了史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编写者的吸收和‘消化'而成的。其学术观点需要‘自成体系'、‘自圆其说'”。还说：“经过‘消化'、‘吸收'、‘磨合'，最终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48]
笔者不解的是现行中学世界现代史教材“自成”了什么体系呢？只是“综合”、“吸收和消化”、“磨合”，就能够形成“、‘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学术观点”吗？有那么容易形成的“一家之言”？我们一般说某某人的、某某学派的、某某著作的学术观点，怎么能说大学的学术观点、“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学术观点”呢？能说有什么高等教育界的学术观点和普通教育界的学术观点的区别吗？芮文自己也承认“在若干年前，在中学历史教材改革探索方面一直走在前面的上海市高中历史教科书已经开始采用”“世界现代史开端的‘20世纪初'说”。这本身就否定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学术观点”说，上海中学教材的“学术”观点不同于北京的人教社的观点，不是不攻自破吗？
4.任文的教材版本观
任文指责黄文评错了教材的版本，认为“1998年6月出版的试验教材，而非早于它3年（笔者以为实际上只有两年）的现行教材，最能反映人教版历史教材的最近状况。”主张试验教材应当是“评点人教社历史教材短长的主要依据”。对于试验教材，笔者有另文专门评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第一,黄文在前言中已经声明评的是1996年版的新教材而不是1998版二省一市试用的试验教材。人教社历史教材有不同版本，笔者专评1996年版的《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有何不可，难道只许评王婆卖瓜的教材？
第二,笔者所以集中评论1996年版的教材原因很简单，他是目前全国多数地区采用的、参加1999年全国文科高考多数学生使用的教材。黄文说：“由于目前全国绝大部分省市和自治区使用的是这部具有被称为是反映‘国家水平'的教材，而且又与1999年全国普通高校新生录取统一考试历史科目所依据的新教材直接相联系，也和为适应1999年高考,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类型的‘高考指南'和‘冲刺'、‘研讨'的应考、‘强化训练'和‘模拟测试'依托的知识点以至‘标准答案'相关联。因而，人教社的教材质量就格外引人瞩目了，不仅仅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关心，而且涉及社会各阶层有关人士，也引起高等学校从事世界现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同行们的关注。正是因为新教材目前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广泛影响，笔者......不得不给以悉心的研读。”人教社自己也不否认现行教材对全国影响最大，既然如此，黄文评它犯了哪家的忌呢？
第三,即便新教材中的某些问题试验教材已经作了修改，提出来又何妨。再说试验教材果真完全吸纳了教师们的意见，不正说明教师们的意见提对了？何况任文自己也承认“试验教材的某些部分已经对现行教材作了某些调整”。这里任文用了“某些”中的“某些”的措词，如果词意没有理解错的话，调整的内容应该不会太多，即调整了“某些”中的“某些”。
第四,黄文说：“二省一市试点编写的1998年版修订的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的下册”，“与现行1996年版相比较，发现除个别内容有所增加和修改外，并无体系、章节和基本内容方面的重大变化。”任文列举8例子说明黄文“匆忙得出了不符合实际的结论”。黄文说的是体系、章节和基本内容。而任文根本没有涉及体系、章节，仅涉及“有关内容”。笔者以为如果教材的编写体系和章节的变化基本不大，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试验教材表示担忧。任文要求读者学习发表在《历史学习》上的文章《高中试验本世界近代现代史教材的新提法》一文，说该文“对现行教材与试验教材的上下册均作了全面的比较和评价，可供教师教学时参考”[49]。经笔者研究，发现作者比较了两部教材的不同提法和改进之处，但是对于现行教材中的问题，试验教材有没有改动部分的问题并未涉及。
第五,任文说试验教材“得到当地教师学生的认可和教育部的基本肯定”，既然是“基本肯定”，也还有可议可商之处。至于任文说的教育部则没有具体说明是部领导集体还是主管的职能司。是什么时候？是不是现在还如此？何况认定教材的长短的最终依据是经得起反复检验的实践，而不是行政领导部门以至最高负责人的拍板。这在苏联历史界是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的。长期以来在世界史学界的一个传统说法是,1870年后资本主义在总体发展上开始了下降时期。我国1990年出版的中学教科书《世界近现代史》上册都持这一见解。[50]
但是实事求是地考察历史，这一说法显然是与历史实际不符。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是
第六,任文说：试验教材“最能反映人教版历史教材的最近状况”。笔者再次翻阅人教社1998年6月第1版，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的试验本《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该书由史明迅、芮信主持编写。审阅人芮信，责任编辑许斌。限于篇幅和本文论述重点，这里不可能全面评价试验教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仅就教材内容来说，1996年现行教材中的硬伤，试验教材没有改动的部分仍然存在。例如黄文第33例指出：“教材一直没有明确叙述
任文说，对于滞胀的表述已经在试验教材中做了修改。事实不完全如此，仅就时间来说就仍然存在硬伤。例如黄文78例说：“教材第88页第五章‘美苏争霸第三世界的兴起'，引言中写道：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继陷入‘滞胀状态'”。这个“70年代后期”的提法在试验教材中并未作任何修改。
再就本文第二部分列举现行教材9例“硬伤”中，试验教材中有4条未改。试验教材仍然写“1932年，法国经济也开始萧条。各国不得不相继放弃金本位。”[54]
试验教材在第四章“世界两极格局的形成”的引言中仍然写道：“几十个亚洲和非洲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枷锁，获得了民族独立。”[55]
试验教材对于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的表述仍然把“美国认识到”写成“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56]
试验教材仍然说：“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联合自强，也在加强各种共同体和一体化组织，其中1989年建立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最为活跃。”[57]
试验教材“最近状况”给我的印象是还有不少“硬伤”。笔者最近以“130例”比较试验教材不变处共有90例之多，占了“130例”的69%。可见笔者评现行教材中的某些质疑基本上也适合于试验教材。[58]
第七,笔者发现,在试验教材中还有将现行教材中正确的地方改错了的。这里仅举一例：现行教材第62页写道波茨坦会议期间，“以中、美、英三国的名义发表了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试验教材的第77页，竟改为波茨坦宣言。请问有什么根据随意地改动众所周知的《波茨坦公告》的名字呢？再说《波茨坦公告》是中、美、英三国的文件，苏联并没有参加，怎么成了波茨坦宣言？教材编辑是不是太少些责任心了。笔者在即将发表的专评试验教材的文章指出，试验教材中的问题除“130例”中的90例外还有60多例，问题并不少。
5.任文“几点质疑”的质疑
第一,任文的“贬低”说,称黄文“有意无意贬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恐怕就不仅仅是常识性错误了”。根据是黄文第47例中提到1940年英国在抗击希特勒法西斯侵略中的突出作用，“在这里恰恰忘记了中国”，紧接着任文列举中国战场的两次战役，指责笔者“不仅仅是常识性错误。”
笔者怎么也没有想到任文竟如此联想和上纲，令人十分惊讶。黄文说：“教材第53页写道：1940年秋开始‘丘吉尔首相领导英国军民坚持抗战，粉碎了希特勒图谋。'但是教材似乎没有提到，1940年在世界反对法西斯大国中，英国是唯一正面抗击的国家，因为当时美国保持中立，法国已经覆灭，苏联和德国间又‘互不侵犯'。”[59]如果仔细研究黄文第47例，不难发现这里讲的是欧洲战场，是对付希特勒法西斯的战场，而没有包括中国战场。该例还专门列出小注说明请参见笔者1985年论述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章，而这篇文章中明确说：“1940年7月开始的不列颠之战，使英国实际上成了当时抗击德国侵略的主要国家。”[60]任文回避了黄文重点讲的是如何看待英国在1940年欧洲反法西斯战争作用的评价问题，因为教材的问题正在这里，对于现行教材叙述上的问题已有文章指出。[61]然而任文反过来给黄文扣上政治帽子。作者在这里讲的就是欧洲战场，丝毫没有贬低中国战场之意。至于中国战场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的许多文章已有明确的肯定评价。[62]任文和芮文居然就这个问题大做文章,使人想起文革中“批判运动”,真是不寒而栗!
设想如果按照任文的逻辑来挑人教社试验教材的毛病，那么只要翻开教材末页的《世界现代历史大事图表》就明显地发现在30年代的大事栏目中，有西班牙内战、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就是没有中国的抗日局部战争，那岂不是教材编者自己在“有意无意贬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戴上这样的帽子你们能够接受吗？问题又解决了吗？这里还要提醒任史识先生，想必你们没有忘记笔者1994年的一篇评论人教社1990年版《世界历史》课本的文章。那篇文章中已经明确地说：“正是在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一年内，在欧洲战场是英国作为唯一的主力顶住了德国的压力。”[63]黄文的观点和1994年的看法完全一致，人教社的教材在这个问题上从1990年版到1996年版也没有变化，然而那么一顶大帽子扣了上来，令人惊讶。任史识先生“帽子”推销的活动到了可以收场的时候了。
第二,任文心目中的理论阐述。任文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同资产民主革命的原则区别“如果看一下新版的《辞海》，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任文把《辞海》解释当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权威解释。请问《辞海》的根据又是哪家经典？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的有关理论阐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当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通俗解释，现在任文是否以为《辞海》的解释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解释的通俗化呢？任文说“教材只是遵循了学术界的一些传统做法”。可是在我国过去“学术界的一些传统做法”恰恰是遵循了斯大林的某些理论而现在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了的。
第三,任文的“理解性错误”。任文说：黄文第75例“又将教材中说的‘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误解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按照任文的解释“最严重”可以不止一次的。那不要“最”和“一次”，就称“严重危机”岂不更清晰。再说，1973-1975年是最严重的一次，比1973-1975年还严重的1990-1992年间也是最严重的一次，要不要表述为1990-1992年间是最最严重的一次更确切呢，否则学生还是搞不清楚这两次中哪一次是最中之最。这在高考选择题判断中关系到单选还是多选，请问任文选哪一个才最合教材标准呢。是谁犯了“理解性错误”呢？顺便提到人教社的试验教材仍然写1973年底开始的经济危机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64]
任文还批评黄文第74例没有把“到1986年”理解为“指的是到1986年为止”，也是犯了“理解性错误”。编辑自己的文字表述不准确却反过来指责笔者，公理何在？教材编辑时如果加上“为止”两字不可以让人们少犯“理解性错误”吗？事实上现行教材第91页小注2里写道：“简称‘欧共体'，起初，只有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个成员国。后来，又有一些国家加入。到1986年，又有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六国加入欧洲共同体。”这段话和试验教材小注1的行文一字不差，都用了“后来，又有一些”、“到1986年，又有”，请问任文：究竟是谁犯了“理解性错误”？显然教材表述有明显的语病，问题还在于，英国在1973年而不是1986年加入欧共体，在欧共体发展史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我要感谢任文仔细查对了我在第9例中引述《列宁选集》第四卷一篇文章中引文上的疏漏，笔者在每一稿修改时没有都仔细核对原文，从而造成引文准确性上的失误。这和责任编辑无关，发表时笔者没有再次核对，这是我要表示歉意的。为汲取这样的教训，笔者也请读者在引文时务必查对原文（译文）无误才是。笔者在第9例中引用列宁的话，本意是想引起人们对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实质论述的认真研究。既然任文花了那么多时间核对新旧版译文和笔者标点等引文上的疏漏，笔者建议任文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要在此基础上同样认真地研究列宁文意的基本精神，以便在教材中更加确切地表述新经济政策的实质，这才是更为重要的。同时教材编辑在编写试验教材和现行教材时也该认真负责地对待所引的材料原文才好。遗憾的是教材编辑似乎对此还没有给予高度重视。[65]
（说明：本文以《评任史识先生的“也谈” ----兼论学术批评的开展》为题发表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10期，第13-24页。经杂志社同意，同时全文在《学术界》2000年第6期第109-119页和2001年第1期第140-1511页连载，题为《如何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兼答任史识先生》。黄安年
又及本文同时发表在《学术批评网》、《学术的境界网》、《历史时空网》和《春秋网》上。黄安年
（四）
任文的结尾部分也大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1.任文的“球情”“下载”观
任文在结尾部分说黄文“想把自己意识中的‘球情'即自己对历史和现状的理解也‘下载'于中学历史教学”。编写世界现代当代史教材没有“球情”观是不可想象的，“球情”观对于高校或中学的教学来说应该是一致的，不存在“下载”的问题。只是这种“球情”观是否符合历史发展实际以及在教材中如何深入浅出地准确阐述。笔者希望引起中学老师对全球性问题研究的关注。[66]遗憾的是我们从现行高中现代世界历史教材中，难以清晰了解“球情”观。
2.任文的编辑“心态”
任文称黄文：“结尾部分对教材编辑流露出轻视的心态和口吻”。对此笔者无法认同。黄文的整个结尾部分有哪一条讲得不妥呢？黄文最后结尾部分说的是“130例”引发的思考，笔者所提的思考在于强调：
第一,笔者在第一段提出评论易,教材编著尤难，编著高质量中学教材更难。笔者还勾画了20世纪世界史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宗旨。有何不妥？
第二,笔者在第二段提出科学性和知识性的统一、学术性和普及性的统一，把求实、求真放在第一位，不要以条条框框分割历史进程，要寓论于史。[67]有何不当？
第三,笔者的第三段提出了改革教材编写的机制、拓宽教材编写的路子的建议。主张引入竞争机制，改变独家垄断教材编写的局面；主张真正培育“一纲多本”的良性机制；主张运动员和裁判员脱钩，改变出版社“自产自销”的“惯例”等。有何不对？对于笔者的上述主张，任文即使不同意，也大可不必指责“对教材编辑流露出轻视的心态和口吻。” 倒是要请任文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了。
勿庸讳言我国人教社长期以来独家垄断教材编写的“自产自销”模式为世界罕见、中国独有。其利弊得失自有公论。打破教材编写独家垄断，引入竞争机制终将成为适应面向21世纪需求的发展潮流。这个潮流迟早是要来到的，独占“蛋糕”的情况可能成为历史，力保“蛋糕”的优势的龙头老大、仍有很强大的实力，机遇和挑战并存。如果采取拒批评于“社门”之外的心态，恐怕难保中国第一了。
笔者还在1994年撰写《20世纪的现实与高中<世界历史>课本》一文[68]时,已经提出了改革教材编写方法,打破独家垄断的建议。历史教学编辑部发表这篇文章时，大概为避免刺激人教社将原稿中的一段话删去了。这段话是：“事实已经表明, 靠一两家来垄断教材的编写, 难以满足时代的要求, 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设想，近些年来如果不是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百花齐放，各显神通，发挥优势, 潜心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那么高校的现代世界史著作和教材水平不可能有较大的提高。当然, 普及教育的基本要求不同于高等教育, 但是, 要提高教材质量, 不实行高校专家教授、中学有经验教师和专门编辑三种力量有机结合, 取长补短, 看来是难以搞得很好的。”[69]现在旧事重提，中学教材独家垄断带来了诸多弊端，已经妨碍了教材质量的提高，到了需要大声疾呼打破独家垄断的时候了。有人说，不是“一纲多本”吗？问题在于，如果高考不是真正考“纲”而是考“一本”，怎么能打破一家垄断呢？何况把大纲看成不可更改的“法律”本身是大可质疑的。
3. 任文的文章究竟针对谁?
任文耐人寻味地在文章最后写道：“不论是编写教科书书也好、出高考命题也好”，“不应该将少数人的学术观点强加多数人头上，不应该搞学术问题上的‘唯我独尊'，不允许别人批评。”芮文不仅重复了上述言论，而且还加上“或者动辄否定他人”的话。任文特别强调“以上意见和质疑”,“更不是针对黄教授个人的。”这使笔者十分纳闷,任文明明抨击笔者，而且在总共5页的文章中，左一个黄教授，右一个黄教授，至少有58次提到了“黄教授”（其中三次称黄先生），怎么还不是针对笔者的呢。既然“更不是针对”笔者的，那么笔者岂不是成了被借题发挥的对象？任文究竟更针对谁呢？
是针对大学教授吗？人们只能这样揣测。任文说“这篇长文是近期在历史教学类刊物上出现少见的由大学教授对中学历史教材作出的评论文章”。其实，大学教师参与中学教科书编写的讨论是件两利的好事，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促进和沟通有何不好？任文对于教育部的态度是很重视的，然而正是教育部强调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要积极参与普通教育的课程标准和教材编写的改革，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已经积极参与普通教育的课程标准的制订和教材编写，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参与中学的教改，对于这一点任史识先生应该是很知情的。
如果任文不是针对大学教授的，那么是针对高考命题的？任文和芮文都从编写中学教科书扯到了高考命题。笔者以为，任文如果对高考命题有意见尽可以向国家考试中心直接提出，我想他们应该是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意见的，再说人教社某些编辑本身就是十分知情者，在情况的沟通上本不应存在问题。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了“积极推行高考制度改革”的要求，这需要大学教师、中学老师、教材出版部门携手并肩。
还有一种分析是以上都不针对，而是针对一种“倾向”，如果真是针对“倾向”，从任文和芮文看，这种“倾向”的代表恰恰是笔者了，而给笔者戴上“倾向”帽子的，又正是任文和芮文。笔者希望人教社有关领导和当事人给我说清楚。
在结束本文时，还是黄文结尾中的一段话：“为了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求实精神的新世纪人才，我们需要提高普通教育的教材质量，而改革教材编写的机制，拓宽教材编写的路子，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本文所及仅是笔者的一点思考，也是一个企盼。”
写于
注释：
[1] 本文全文转载自《学术界》2001年第1期，原题名《如何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兼答任史识先生》，转载时改为现名。此外转载时个别措词有微小变动。
[2] 为了简化起见，本文中涉及我的这篇文章称黄文，任史识先生的文章则称"任文"。
[3] 例如可参见成健：《人教社<<世界近代现代史>>新教材的再质疑再思考》，《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4期，第13-15页。《商榷与正误：敬告读者》，《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6期，第1-64页。《商榷与正误：科学精神》，《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7期，第1-64页。《商榷与正误：正确地了解》、《教材谈丛》，《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8期，第1-22页。井建斌：《如何编写面向新世纪的历史教材》，《中国教育报》，
[4] 感谢任史识先生的“也谈”提出黄文：“只有129例，其中的第121例不知何故没有出现。”我检查了存于我的电脑磁盘中的原稿，发现原稿中的第121例，在发表时成了第120例，缺了原稿中的第120例，我不清楚杂志发表时怎么就缺了原稿中的第120例。我并没有看过文章清样。现在原不动地将原稿中的第120例的内容实录如下：120. 教材第124-125页有关“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子目内容的概述欠全面，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5] 任史识先生的文章用的显然不是实名，人教社并无和身份证实名相符的任史识这个人，人们猜测这是人教社历史编辑室的化名，就是说该文虽有人执笔，但却是该室一些同行精心讨论的成果，并由某人执笔的，当然免不了还可能会有别的什么人指点，因为任先生是以人教社历史编辑室的权威口吻说话的，据说还要《中学历史教材参考》编辑部一定发表这篇文章，可见他们的重视，如果人教社有关领导不予关心，则也太“官僚“点了。解铃还需系铃人，人教社对于这篇文章的内幕自然是最清楚不过的。我要申明的是，我的文章只代表我自己，根本不代表北京师大历史系、更不代表高等院校历史教师，请问任史识先生，你或你们代表谁呢？
[6] 记得《历史教学》1994年第11期，12期连续发表我的《20世纪的现实与高中<<世界历史>>课本》（上）（下）一文后，人教社当时的总编和人教社的元老李纯武先生就曾表示感谢我对人教社教材的批评意见，并希望继续提出意见。
[7] 笔者在主审高教社出版的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专业系列教材《世界当代史》（1999年6月第一版）时，就是按照教材顺序提出具体意见的，高教出版社和责任编辑对此十分满意。
[8]见《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6期，本刊编辑部文。
[9] “任文“的第一部分3条，第二部分11条，第三部分4条，第四部分8条，第五部分9条。
[10] 笔者注意到成健：《人教社<<世界近代现代史>>新教材的再质疑再思考》，《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4期，对“任文”已经提出了不同看法。
[11] 据说，“任文”的初稿比现在公开发表的“任文”要“激烈得多”，后经主持该室工作的负责人将“激烈得多”言辞删去了。人教社要感谢该室这位迄今未设主任一职的副主任负责人，否则对于任文来说恐怕更加难以想象。笔者倒希望将“激烈得多”的稿子公之于众，或者请人教社领导将它印发社内有关编辑人手一册，对照黄文，进行思考，以便认真讨论解决应该怎样对待学术批评的问题。如果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恐怕不会起到警钟作用。
[12] 现行教材近代部分在北京从1995年12月的第2版到2000年6月已是第5次印刷，现代部分自1996年7月出版以来到1999年也已经好几次了，笔者注意到教材编辑并未说明再次印刷时个别地方作了订正。
[13] 郭兴文：《神圣的荒诞》，《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8期，第4页，转自《西安晚报》。
[14] 为节省篇幅，本文在列举时仅涉及史实质疑，实例的全文务请查阅《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9年第7，8，9期的相关条，在那里有比较详细的阐述，本文必要的说明是对黄文“
[15] 2000年第4期，成健文章《人教社<<世界近代现代史>>新教材的再质疑再思考》一文还指出了教材第93页上的其他错误。
[16] 参见苏联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第100-10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
[17] 请参见拙著《当代世界五十年》的第32专题《告别全球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第593-59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并见《世界知识年鉴》有关部分。
[18] 见《人民日报》
[19]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编辑部：《〈商榷与正误〉：敬告读者》，《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6期。
[20] 2000年7月下旬，笔者在硕士学位课程北京班讲课时一位中学老师告诉我，人教社后来发现了这个错误。笔者以为及时纠正的一个有效办法是在教材再次印刷时附上刊误表，而不宜过了几年再来修改。
[21] 以上几条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6期《商榷与正误》的《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中，也有中学教师指出，见16，36，52，53，63等条。
[22]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现代史编》上卷，第13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23] 见《中国教育报》
[24]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6期发表《商榷与正误》中《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的第54，55条也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25] 请见《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宣言》（
[2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27] 请查其中的第2，3，4，5，6，7，8，9，12，13，14，15，17，18，19，20，21，22，24，25，28，29，30，31，32，33，34，38，39，40，42，43，46，47，48，49，55，56，59，60，62，64，65条。
[28]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6期。
[29] 以下简称芮文。
[30] 主持历史室全面工作的副主任说，任文发稿前曾删去了某些更加过激的言词，看来他现在已无权删去署名芮文的过激之词了。尽管他于9月初向我表示他本人承担的部分责任和某些言词不当的歉意，但是他并不代表任文的作者和人教社公开表态，芮文则依然坚持不改初衷。
[31] 见《世界历史》2000年第1期以来各期。
[32] 芮信：《世界史研究的进步与中学世界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以世界现代史研究和人教版教科书书为例》，提交世界现代史年会论文稿，
[3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34] 有关“五种社会形态”的讨论请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黄安年：《论多样性统一史观》，《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
[35] 芮信提交世界现代史年会论文稿，
[36] 正面阐述笔者的20世纪初开端说，可参见刘宗绪、黄安年著：《世界近代现代历史专题30讲》153-155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进一步阐述的可见黄安年：《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线索》（之一），《中学政史地》1998年第1期，第23-24页。
[37] 芮信提交世界现代史年会论文稿，
[38] 见吴于廑、齐世荣教授主编的《世界史》现代编上卷前言，第1页。而在80年代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以及《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部分，还是以1917年为现代部分的开端的。
[39] 张宏毅：《对20世纪世界整体化进程的新探索----评<20世纪世界史>》，《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该《20世纪世界史》系由李植抩主编，1998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40] 芮信提交世界现代史年会论文稿，
[41] 成健：《人教社<<世界近代现代史>>新教材的再质疑再思考》，《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4期，第15页。
[42]《世界史 现代史编》上卷，第340页。
[43]《世界史 现代史编》上卷，第343页。
[44] 载《北京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85年第4期；齐世荣等著《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收录《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黄安年著《美国社会经济史论》收录《美国和国际反法西斯联盟》，陕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45]《历史教学》2000年第4期，第28-30页。
[46]为了不再重复，笔者将“任文”在结尾部分的相关观点也在这里一并评论。
[47]《历史教学》2000年第4期，第28页。
[48]芮信提交世界现代史年会论文稿，
[49] 陈光裕：《高中试验本世界近代现代史教材的新提法》，《历史学习》1999年第1期。
[50]“19世纪晚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途径，但是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下降线的轨迹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世界近现代史》上册,第162页,1991年。
[51]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1934.8.9),载《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3页。
[52]请参见黄安年：《论20世纪资本主义的整体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1期，第142-143页。
[53]人教社历史室编著全日制普通高中教科书（试验本）《世界近代现代史》（限选）下册，第46-4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
[54]试验本《世界近代现代史》（限选）下册，第45页。
[55]试验本《世界近代现代史》（限选）下册，第82页。
[56]试验本《世界近代现代史》（限选）下册，第125页。
[57]试验本《世界近代现代史》（限选）下册，第152页。
[58]这90例是1，4，6，7，8，9，12，13，14，16，19，21，22，24，26，27，28，29，30，31，32，33，36，37，38，39，40，43，44，45，46，48，49，50，52，53，54，56，58，59，60，61，62，63，65，68，69，70，71，72，73，74，75，77，78，79，80，81，82，83，84，86，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2，103，104，105，107，111，117，118，119，120，121，122，124，127，129，130。
[59]参见黄安年：《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北京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
[60]收录于黄安年著：《美国社会经济史论》，第126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61]见成健：《人教社<世界近代现代史>新教材的再质疑再思考》；《商榷与正误》中《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第29，30条，《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6期，第39-40页。
[62]请见刘宗绪、黄安年著：《世界近代现代历史专题30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2-194页，专门论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部分。还有黄安年的下列文章：《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历史学习》1995年第5期；《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和雅尔塔体制的兴衰》,《历史教学》,1955年第6期；《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兰州学刊》1995年增刊;《历史的转折,深刻的启迪》,《兰州学刊》,1995年第5期。
[63] 黄安年：《20世纪的现实与高中〈世界历史〉课本》（下）第23页，《历史教学》，1994年第12期。
[64]试验本《世界近代现代史》（限选）下册，第115页。
[65]笔者还要说明的是最近笔者再次检查了所写的黄文，发现发表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9年第8期第28例中“不是在23日”几个字排列有误，正确的应是“在23日不是”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66] 请见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刘宗绪、黄安年著：《世界近代现代历史专题30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黄安年:《当代世界五十年历史发展的主潮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黄安年：《当代世界50年的多样性统一进程》，《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黄安年：《论多样性统一史观》，《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黄安年：《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黄安年：《论20世纪资本主义的整体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1期等。
[67]这是我国史学方法的优良传统，也是白寿彝教授多年来倡导的。
[68]发表于《历史教学》,1994年第11、12期。
[69]有当年磁盘文件和打印底稿可查。
（说明：本文以《评任史识先生的“也谈” ----兼论学术批评的开展》为题发表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10期，第13-24页。经杂志社同意，同时全文在《学术界》2000年第6期第109-119页和2001年第1期第140-1511页连载，题为《如何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兼答任史识先生》。黄安年
又及本文同时发表在《学术批评网》、《学术的境界网》、《历史时空网》和《春秋网》上。黄安年
[补充说明：本文为一些论文集所收录。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中学历史教材/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415-112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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