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公众成为科学与政策核心的六大路径

全球范围内，民众对精英机构的信任持续下滑。将公众参与机制融入科研与政府政策咨询，能够扭转这一趋势。

人工智能、疫情应急筹备、清洁能源转型……社会面临的诸多紧迫议题都与科技息息相关。各国政府将依据科学家的建议制定应对方案，但在大量关乎民生的决策中，公众却极少拥有建言渠道。

部分国家虽设有公众参与科技政策的渠道，但这类机制仍属特例，远未普及1。政策沟通大多只在决策者与学界人士之间开展23。

学术界内部情况也大致相同。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探讨如何吸纳公民参与政策相关研究，但相关工作经费不足、落地实践匮乏⁴；而用于转化政策可用证据的各类研究方法（含系统性综述、专项分析等），几乎全程缺少公众参与⁵。

如今，众多民主国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持续走低⁶，民粹主义者不断将科学家与学术机构塑造成不值得信赖的“精英阶层”⁷。在此背景下，吸纳普通民众参与科研与政策制定至关重要：此举既能重建社会信任，也能提升学术研究与政府政策的正当性。对于自己参与产出的科学建议，民众更愿意支持、主动推广⁸。

科研与科技政策流程的民主化，需要重新梳理科学家、普通民众与政策制定者三方的互动模式。本文梳理了政府与学术机构可落地的六大举措，旨在将公众置于各项工作的核心，内容源自2025年9月美国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举办的专题研讨会成果（研讨会其他参会者均为本文共同作者，名单详见补充资料）。

一、吸纳公众全程参与科研

与社区协同开展的研究，更贴合现实政策需求，研究价值也更突出。举例而言，2015至2018年间，欧盟面向30个国家民众征集意见，共同制定“地平线2020”科研资助计划的研究方向。专家主导的16份前瞻报告普遍优先推崇技术突破，而民众则更重视社群建设、全民健康福祉、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⁹。

公众参与还能让专业证据更通俗易懂，进而提升可信度。2016年，英国科研人员与伦敦科普公益组织“科学感知”联合家长群体，共同设计科普网站，用通俗语言解释为何不能仅凭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存活率简单对比各家医院。该网站有效消除了民众此前因粗糙排名榜单产生的误解与恐慌。

然而，绝大多数资助机构并未将参与式研究列为项目拨款硬性要求；高校职称评审标准也不会为此给予奖励；极少高校配备专职社区联络人员或常设公民议事小组。究其原因不难理解：公众参与研究耗时久、推进难度大、成本高昂，需要长期维系社群关系、开展多轮民众磋商；同时还要求研究者掌握额外技能——比如化解因民众缺乏专业术语知识产生的话语权失衡问题，而多数科研人员并未接受相关培训。

落地改进方案

高校应设立专项部门，为参与式研究提供方法指导、社群对接与后勤保障；资助机构需将公众参与设为研究立项、成果推广全流程的常规要求，并配套足额经费支持。并非所有课题都适合公众参与，但应当以“公众参与为默认标准”，若不纳入民众意见，需在申报材料中说明理由。

目前相关领域已有向好趋势：全球公益与公共资助联盟“影响力资助者论坛”（前身为变革证据资助者网络）已调整资助评审标准与评估指标，鼓励开展惠及普通民众的协同研究1⁰。这类举措值得全面推广、各地借鉴。

二、搭建公众可参与的政策咨询委员会

政府应当在科技咨询委员会中常态化引入社区代表，将公众审议环节前置，而非置于流程末尾，或是直接忽略（当前多数政策制定均存在该问题）。

落地形式可灵活选择：

1. 公民议事小组：适合复杂、涉及多元价值判断的议题；

2. 共识研讨会：随机遴选民众开展数日深度研讨并形成政策建议，助力政府划定科技与行政优先解决的问题；

3. 线上民意征集：覆盖人群更广，但讨论深度普遍不足。

公民议事小组能够协助政府确立立法工作重点。

      说明：奥拉西奥·比利亚洛沃斯

案例参考：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丹麦哥本哈根非营利机构丹麦技术委员会（现名“民主X”）已举办十余场共识研讨会，围绕基因技术、海洋环境等议题产出建议，深刻影响丹麦立法规划11。2014年NASA开展公众咨询后，最终采纳民众意见，立项研发偏转危险小行星的太空任务12。英国方面，民众针对农场动物基因编辑技术的动物福利、合规使用问题展开公众对话，相关意见推动《基因技术（精准育种）法案2023》出台，该法案规范并许可动植物精准育种技术落地。

上述案例均体现：民众能够厘清政策应当遵循的价值导向。所有政府科技咨询机构都应在政策初期明确核心价值取向，保障政策建议贴合社会现实、具备正当性，更易落地执行。

三、包容多元知识体系

学界与政府之外的社群同样掌握宝贵本土经验。当民众感受到自身专业认知被重视，信任便会逐步建立。科研人员、科技顾问与政策制定者应当主动倾听民众的疑问、价值诉求与顾虑，即便不认同相关观点，也不可轻易否定。

有效做法的核心逻辑：承认公众与科学家各持有独特知识，通过联合调研融合两类认知。菲律宾红树林社区修复项目便是典型案例：卡利博地区，科学家提出多品种混合种植方案以提升红树林抗风险能力，同时结合当地居民对海岸线的本土认知；当地社群组织获得森林长期管理权后，修复工作才取得长效成果，如今这片林地已成为巴哈万生态公园13。

多国正尝试将多元本土知识纳入政策体系，原住民传统知识是重点方向。各地实践得出统一结论：想要实现长效变革，必须建立正式制度渠道（法律框架、法定共管机构等），仅靠各方善意远远不够；本土知识持有者需要真正的决策话语权，而融合不同知识体系离不开专业文化协调人员。

配图说明：社群本土知识助力菲律宾红树林修复

高校应出台制度，将多元知识融合研究定为常规而非特例；调整职称评审规则，认可多方协同产出的研究成果；资助机构需要求项目申报时提交协同研究方案，将社区合作方列为联合研究者。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提供优秀范本：凡涉及原住民群体的研究，必须遵循原住民自行制定的规范，保障原住民掌握数据所有权与管控权。

四、保持谦逊、坦诚与透明

政策制定时间紧迫、需要快速做出艰难抉择时，透明度尤为关键。一旦信息不公开，“幕后暗箱操作科学决策”的流言便会大肆传播。

新冠疫情期间，英国政府紧急科技咨询小组初期不公开会议纪要，透明度缺失损害了民众信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英国疫苗接种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常态化公开会议记录与争议性建议背后的完整考量，例如初期不建议12至15岁健康青少年全员接种新冠疫苗的详细理由。透明公开并未消除所有分歧，但媒体、临床工作者与普通民众能够完整追溯决策逻辑，开展监督审视。

同理，科学家无论正式还是非正式提供政策建议，都应当公开研究方法、原始数据与研究不确定性；同时主动说明影响自身建议的价值倾向——这一点在现有科技咨询中十分罕见。例如明确自身优先采取安全预防原则，而非放宽监管；或是更重视个人自由，而非降低群体风险。

寻找价值共识能够有效拉近各方距离。每个人除专业身份外，都拥有多重社会身份：宗教信徒、族群成员、社区居民。密歇根州大急流城基督教机构“生物逻各斯”结合信仰与科学视角，向基督徒科普演化、疫苗、气候变化相关知识。

波多黎各圣胡安非营利机构“波多黎各科学”则证明，贴合本土文化的科普方式，能触达自上而下宣传难以覆盖的社群。该机构联合本地社区组织、医护人员共同设计公共卫生宣传活动，采用通俗日常语言，依托社区信任领袖组成的宣传大使网络落地传播。

五、面向各级政府提供科技咨询

无论是否引入公众参与，科技建议只有精准、及时送达决策主体，才能发挥价值。但全球约90%立法机构缺少完善的官方科技咨询体系。

现代宪政体系通常分为三大分支：行政部门制定、推行政策；立法机构监督政府、起草法律；司法机构解读法条。多数国家（加拿大、印度、日本、新西兰等）仅行政部门配有科技咨询体系，为政策制定提供专业分析，立法机构却无对等配套机制，议员难以充分审议法案。

据现有资料，全球暂无司法系统设立常设科技咨询部门，法庭仅能在个案中临时引入专业人士1⁴。临时咨询极易出现纰漏，比如误读基因检测报告、曲解统计数据。

大国可在各级政府分别设立独立咨询机构；小型国家可效仿挪威，由单一机构同时为立法、行政部门提供科技咨询——挪威政府资助独立机构“技术委员会”承担该职能。

科研人员应当愿意与持有各类政治立场的决策者、民众合作，即便对方无视专业建议、断章取义挑选支撑自身观点的证据。已有研究证实，一旦公众认为科学家带有明确政治偏向，部分群体对科学的信任度会大幅下滑1⁵。解决之道在于：科学家服务全体民众，清晰阐明科学的权威性来源于严谨实验、公开透明、同行评审与自我修正机制，而非科研人员的政治立场。

但科研人员也必须清晰划定底线：若参与咨询会变相纵容证据滥用，则应当拒绝配合。美国前疾控中心主任苏珊·莫纳雷斯2025年的经历便是标杆：她拒绝在完整审阅证据前预先承诺疫苗政策方向，随后被解除职务；后续听证中她表示，拒绝妥协是坚守科学诚信的必然选择。

六、大规模系统性落地革新

所有科研机构与政策组织都应建立配套机制、出台激励政策，搭建公众、科研人员、政策制定者三方常态化对话渠道。研究型高校可设立规模等同于小型院系的政策与公众参与办公室；国家级立法机构可组建科技咨询团队，人员规模仅占全国科研从业者极小比例即可。

政府与高校应当调整激励导向，引导科研人员重视研究社会价值，而非单纯追求论文产出。英国高校科研质量评估框架（REF）是优质范例：该评估体系将可量化的社会影响力纳入考核，配套专项经费奖励，以经济激励推动科研落地惠民。

科学家需要创新形式，增加面向公众与政策层的科普沟通。民粹主义者不断铺天盖地制造新闻冲突、混淆公众认知；科研界应当主动出击，在虚假信息泛滥的社交媒体平台持续输出可信、易懂的科学内容。

本文提出的改革方案目标宏大，实施难度不容小觑。科研人员日常工作繁重，很难额外承担完整社区参与项目；低收入国家卫生部门预算有限，无法一夜之间组建常设公民议事会。但改革无需一步到位，可分阶段落地务实举措：

1. 资源有限的政府可联合社会组织、高校共建公民议事小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搭建全球公众协商实践网络，可提供配套支持；

2. 高校与科研院所可先在各院系设立政策社群协调专员，相关人力经费纳入科研项目预算，伦敦大学学院政策影响部便是该模式范本；

3. 科研工作者可在单个项目中加入一次社区互动（公开科普宣讲、病患群体座谈、地方议会交流会等），将民众反馈视作有效研究信息，而非无关杂音。

通过全面推广参与式科研、公众咨询体系，推动政策证据产出与使用流程民主化，普通民众能够参与塑造高速发展、科技驱动时代的未来。长期来看，包容多元主体的治理流程，有助于重建民众对政府、学术机构的信任，推动知识生产与公共决策更加民主、完善。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学界与政策精英愿意信任普通公众。

Reference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novative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New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OECD, 2020).

Chilvers, J. & Kearnes, M. Sci. Technol. Human Values 45, 347–380 (2020).

Maia Loureiro, P. & Horta, H. Sci. Public Policy 51, 721–733 (2024).

Heney, V. & Poleykett, B. Sociol. Health Illn. 44, 179–194 (2022).

Agyei-Manu, E. et al. Health Expect. 26, 1436–1452 (2023).

Valgaresson, V. et al. Br. J. Polit. Sci. 55, e15 (2025).

Mede, N. G. & Schäfer, M. S. Public Understand. Sci. 29, 473–491 (2020).

Cacari-Stone, L., Wallerstein, N., Garcia, A. P. & Minkler, M. Am. J. Public Health 104, 1615–1623 (2014).

Rosa, A., Gudowsky, N. & Warnke, P. Eur. J. Futures Res. 6, 14 (2018).

Bednarek, A. T.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22, e2400931121 (2025).

Joss, S. Sci. Public Policy 25, 2–22 (1998).

Farooque, M. & Kessler, J. L. Issues Science Technol. 39, 74–80 (2023).

Marquez, G. P. B. & Olavides, R. D. Disasters 48, e12630 (2024).

Langbein, J. H. Univ. Chicago Law Rev. 52, 823–866 (1985).

Iordanou, K., Antoniou, A. & De Vos, M. J. Acad. Ethics 24, 56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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