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正打击学术界

科学家给人的感觉是一群充满了激情的狂热工作者，至少那些对科学研究充满热情的人本应该如此。当然真正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可能没有那么充满激情。大多数都是普通人类，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八卦需求。但最近几年出现的这种悄悄退出现象，非常类似我们熟悉的“躺平”。这是《自然》最近的一篇调查数据分析文章提供的信息。我不清楚中国学术界目前是什么情况，也许比这乐观，希望这样。

Fed up and burnt out: ‘quiet quitting’ hits academia (nature.com)

最近调查发现，75%的研究人员表示，自 2020 年 3 月以来，他们已经撤回了多个方面的工作。

当伊莎贝尔·穆勒（Isabel Müller）于2021年成为开罗美国大学的数学家助理教授时，她开始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6小时。她说，虽然没有人期望她能工作这么多，但她找不到一种方法，将她所有的研究、教学和指导工作都集中在更少的时间内。但随着第一个任期的进行，穆勒意识到她的这种节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她想继续在学术界工作，她需要设定界限，否则无法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

穆勒并不是唯一一个通过设定限制来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和避免倦怠来重新定义自己与工作关系的人。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渴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 COVID-19 大流行及其后果使学术工作者更加认识到其重要性。去年八月，关于如何最好地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讨论随着TikTok关于“安静辞职”的视频而传播开来——该视频认为员工不应再超越工作要求并认同“忙碌文化”。在学术界，这意味着不再执行无偿、未被认可或未被重视的任务。

对穆勒来说，安静的辞职意味着工作时间可以让她在工作之外生活并照顾好自己。“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名字。每个试图限制工作时间的人都已经对此感到可怕，“穆勒说。“安静的戒烟有如此负面的含义;这让你感觉更糟。许多研究人员对这个词不屑一顾，指出他们既没有放弃也没有对创造更健康的工作生活界限、优先考虑心理健康和拒绝有毒工作场所文化的愿望保持沉默。

《自然》杂志采访了穆勒和其他研究人员，了解他们如何以及为什么重新设定自己的界限，以及他们希望从雇主那里得到什么。去年11月7日至15日，《自然》杂志的一项在线民意调查评估了科学家安静戒烟的普遍性、他们这样做的动机以及他们减少最多的活动（见“回拨”）。

厌倦了现状

自大流行开始以来，许多科学家减少了工作时间，并减少了无关的项目和活动。根据《自然》杂志的民意调查，自大流行以来，在 1748名自选受访者中有 75% 的人减少了工作努力。绝大多数在学术界工作（73%）;其他人则在工业（9%），政府（8%），临床角色（4%），非营利组织（4%）和其他工作场所（3%）。其中硕士博士19%，是博士后研究员或研究助理17%，10%是助理教授；22%是资深教授或讲师；7%为中高层管理人员；8%在其他职位上。

近一半的受访者因为不想无偿加班（48%）而减少了工作时间或活动，认为他们的主管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活动（45%），没有足够的时间过个人生活（44%）或没有得到经济奖励（44%）。受访者可以选择多个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百分比加起来超过100%的原因。然而，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引入边界的主要原因是倦怠（67%）。

“个人被如此努力地推动了这么长时间，以至于冷漠开始，动机减弱，人们筋疲力尽。不再将工作带回家，使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不平衡永久化，“一位匿名受访者说（见”安静退出“对自然读者意味着什么”）。

一名在瑞士攻读实验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学生，像另一位接受采访的研究人员一样，要求保持匿名以避免对他们的职业生涯造成伤害，当他们感到筋疲力尽和缺乏灵感时，他们开始撤回他们的努力。当他们在2018年开始他们的计划时，他们一直非常积极，充满了研究想法。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工作越来越不受主管和合作者的关注。“你不觉得自己在为重要的事情做出贡献，”学生说。“你开始脱离（未来）在该领域看到自己的愿景。

倦怠和缺乏欣赏也导致知名科学家退出他们的职业生涯。一位在政府担任高级管理职位的科学家在民意调查中回应说：“人们希望停止承担他们工作中'分配的其他职责'部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或赞赏。

一位在美国中西部教医学生的教授在工作量太大后也撤回了她的努力。她说：“有一段时间，我对工作的要求感到筋疲力尽——不仅仅是工作时间或工作量——而是被机构的文化和我所从事的所有情感劳动所累。例如，尽管她没有接受过这些领域的培训，但她花时间向学生提供有关家庭暴力和心理健康问题等问题的咨询。为了应对疲惫，她将工作日从平均12小时缩短到平均8小时，避免在不需要的时候去校园，并从可选活动中抽身。

但这样做并没有让她感觉好些。“除了教授，我从来不想成为任何其他人，”她说。“我觉得我在各个方面都失败了，因为要求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