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长的暑期，奔波于责任与舒散之途，不但没有完成个人既定的写作任务，就连友人约写的文稿也落了空，想起来不免自责一番，然也没有补救之法。眼看又要开始新的学年轮回，想到今年的“签名本”专栏还欠缺一二短篇，只好赶紧努力，昨天写完陈思和，今天取出早就想写的《芸斋书简》，且敷衍成文向卢礼阳先生交差。

这套《芸斋书简》共上下两册，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本为编辑者刘宗武寄赠吕剑两套，而由吕剑先生转增我一套的，故内封上既有“宗武寄赠，二000年五月吕剑”的题签，复有“孙公此著我很喜欢，竟得两部，谨以一部寄赠挚友子张。吕剑二00二年元旦于半分园”的另一个题签并印章。

写到这里，又想临时插两段话进来，其实都与孙犁有关。一段是吕剑与孙犁，不插这段话，吕剑所谓“孙公此著我很喜欢，竟得两部”一语就不能坐实。原来二人早就结识于1948年，此后以工作需要与性情相投而屡有交往，特别是1960年代吕剑一篇《孙犁会见记》最为孙犁认同，不仅推荐给出版社，还在文章和致吕剑信中多次言及，以为“最准确、最全面”，这套书简中即收入孙犁致吕剑函件15通，而在吕剑的《燕石集》和《诗文别集》中也同样收入他写给孙犁的书信多通，足见二人友谊之厚之久。还有，除了这套书简，吕剑先生还曾送我另一套《孙犁散文》三卷，是我2002年暑期去北京时剑翁为我准备好的，有“赠子张吕剑二00二年六月八日上午子张来京把晤”的题签为证，也可见他对孙犁的推重。

另一段插话是，我在存书中还找到孙犁研究者刘宗武先生2004年3月签名赠我的著作《孙犁的生活与创作》，书中且夹着一封信，云“接吕老信，他告诉我，你对孙老作品也颇有研究，希望我把拙著也寄一本给你。”又说：“江浙一带，我知上海吴欢章先生写过评论，其它就不知了。能在江浙一带再有一些研究孙犁的学者，这是很令人兴奋的。七月，将出《孙犁全集》，这是权威的研究本子，届时请留意，在东南方做些宣传。”刘先生除了本书，另编有关孙犁作品选集多种，是追踪研究孙犁的天津本地有心的学者，这本《生活与创作》中就有不少对孙犁晚年生活生动的记录。至于说到我对孙犁“颇有研究”，可就愧煞我了，只能理解为剑翁对我的某种期许——也许他真的希望我尝试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吧？

《芸斋书简》共收入孙犁自1943年到1995年间的“文学书简”近六百通，书前有孙犁《书信》一文作“代序”，书后有《孙犁书信年表（索引）》和刘宗武的《编后赘语》，对“书简”成书前前后后的背景有详尽的交代。之所以称为“文学书简”，是因为收入该集的“完全是给友人，主要是文学界朋友的信”。

不错，这些书简是孙犁文学生活的副产品，谈得最多的是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传记，可以看作他另一形式的文论，对于理解孙犁的文学思想和作为文学家的孙犁自有意义。虽说不少书简包含应酬成分，如他自己所云“与其说是表达意见，不如说是酬答友情”（《关于传记文学的通信》），但也确有不少用心之作，似乎下笔就是作为文论写的。

然孙犁之重视书信，实在并不限于其文学意义。在他晚年与高中同学邢海潮非同寻常的通信热情中，可寻见他不少的生命秘密。譬如透露他 “近研究鲁迅晚年的书信，想写点东西放着。”（1993、10、22），又譬如 “最能见人性灵的是书信。古人深明此义，故选本多有书简录存。”（ 1992、9、8），还透露：“弟之书信，原由康濯同志编辑，并加注释。康兄不幸逝世，改由其夫人经手。她心情不佳，不能再催问。另，出版社亦不愿出版这类赔钱的书，何年何月出版，实难预计。”（1992、2、13）

所以，除了文学，因人而异地，书信涉及到的话题复有人事、性情、闲情等等，诸如收古玩、养蝈蝈、玩石头、练书法、话读书，不一而足，在致卫建民信中提到商务印书馆靠“林译小说”起家，又说到自己年轻时候“一心只读革命书”和“非左翼不读”的局限，说来也都有趣。而读过孙犁自己的《书信》一文，最勾起我阅读兴趣的还有写给另外两个女性的书信，一个是他二十岁上下在保定读书时认识的女孩子，一个是他近五十岁时别人介绍的一位江西女性，与这两人的通信大概都让孙犁付出了相当的、特别的激情，以至于多年后仍使他难以忘怀。遗憾的是，这最让他萦怀的两次通信都未结出善果，于是连同信中那些难以名状的感情都“随风而逝”了。那么，在“文学书简”而外，这些寄托着孙犁另外一些情愫的书简是不是也同样、甚至更加值得研究呢？对于认识一个更为完整的孙犁形象是否有帮助呢？可不可以暂时放下“作家”，而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打量一下这个叫“孙犁”的普通男人的生命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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