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比野蛮更长久

子  张

前几年我于文二路博库书城为学院资料室买了一套十卷本“潜在写作文丛”，陈思和主编，武汉出版社2006年1月版。其中《青春的绝响》一种，是这套书中“‘文革’时期的潜在诗选”之“中卷”，李润霞博士在“编者序”中介绍：“辑录了上海诗人在‘文革’时期的潜在诗歌，该卷共收诗人9位诗歌403首。上海诗人大多为老三届，比北京诗人略为年长，他们中的多数人未去‘上山下乡’而因种种原因（如生病、待业、招工等）‘幸运地’留在了城市。他们创作较早，往往在‘文革’初期或更早时期就开始了诗歌创作，作品也较多，作品显示了一种与其他地域所不同的风格，如哀感、颓废、浪漫等。”同时强调：“整个上海诗人在‘文革’时期的潜在诗歌创作至今尚未被研究界所认识，本书收入他们的作品大多为首次发表。”此书连同整套文丛之于当代文学史的再认识，意义重大不待言，需要专人专文给以评定，这里只涉及其中一位作者的诗作。

这部六百多页诗集的作者共有9位，包括蔡华俊、陈建华，丁证霖、郭建勇、钱玉林、王汉梁、许基鹤、张烨、周启贵，当中只有张烨和钱玉林在此书收入他们的作品前独立出版过诗集，张烨的诗集有《诗人之恋》（1986）、《彩色世界》（1989）、《绿色皇冠》（1992）和《生命路上的歌》（1998），钱玉林的诗集只有一本《记忆之树——钱玉林抒情诗选（1966-1977）》，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5月版。《青春的绝响》一书中“钱玉林”条目对这本诗集的介绍有误，书名写成了《记忆之树——一九六六—一九七六抒情诗选》。

说来有缘，我在与上海学者潘颂德先生聊天时谈到自己对“文革”时期诗歌的兴趣，不久就收到他寄来的一本王家平著《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接着又收到了上海钱玉林先生寄来的签名本《记忆之树——钱玉林抒情诗选（1966-1977）》及附信，附信里提到潘颂德先生对我的介绍。这让我着实感到潘先生的热心肠。

可惜我在回复玉林先生一个电子邮件后没有深入研究他的诗作，只在相对空闲的时候翻看了几遍，总觉得事情不急，可以慢慢来，结果也就一直这么拖下来了。

《记忆之树——钱玉林抒情诗选（1966-1977）》，除收入七十八题八十一首之外，另有许道明、张荣明序和作者自序共三篇，“坛外谈诗”146则，实际上是作者后来“对诗的思考”。

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这些“诗里的一切，以及产生诗的一切”，“它们既是个人的记忆，又不只是个人的记忆，它们是民族的精神创痛的记忆的一部分。”

所谓“个人的记忆”，既有关乎自己的比如长达15年中学时代、因病休而耽读文学书籍这样的特殊经历，也包括诸如恋爱、高中毕业、“待业”（那时还没有这个说法）这些多数“文革”一代青年都会有的共同经验。钱玉林生于1942年，1966年“文革”初起时他24岁，第二年高中毕业后“不能上山下乡，又不能工作”，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4年。这个时期的诗作的确属于个人经验的记录，说是个人经验，主要的倒不是“事”，而是个人精神、情怀的浪漫抒发。写于1971年的《今天》，只有短短的四节八行，却无妨视为作者的思想解放宣言：“在墓穴的阴影里，我站起来。在噩梦的困扰中，我醒过来。在谎言的风暴中，我走出来。哪怕我明天就死去，也要看一眼未来的世界。”透过并不复杂的诗行，由“墓穴”、“噩梦”、“谎言”与“我”的龃龉、冲突、对峙，可以感知当时29岁的作者试图寻求精神独立的果决姿态。类似这样的态度还可以通过《那时我经常……》（1968）、《我多么羡慕你》（1969）、《读马蒂诗选》（1969）、《树与岩石》（1970）、《诗人与水》（1970）等诗作看到。而在另一些诗章里，譬如《绿衣》（1966）、《莲花》（1966）、《无题》（1967）、《我愿》（1967）、《声音》（1969），以及《四小天鹅》（1967）、《梦中的故乡》（1968）、《安徒生》（1969）、《风车山》（1969）、《两个女孩》（1970）、《独舞》（1972）里，作者浪漫的情怀有着更为广泛的寄托，青春爱和艺术美是最基本的主题。

所谓“它们是民族的精神创痛的记忆的一部分”，却是这些诗作最不同寻常的意义所在。钱玉林和《青春的绝响》其他作者一样，不幸而又幸运地成为反常时代的亲历者、质疑者和记录者。作者自己所看重的《在浮士德博士的故乡》、《悲剧》、《一架坏钢琴》、《在昔日的普希金像前》、《听张权歌剧唱片》、《盛宴》、《我多么羡慕你》、《致古典讽刺作家》、《读马蒂诗选》、《羊群》、《石像》、《独舞》、《灵岩山的遐想》、《长安——洛阳》诸首所写所思，重心正在这里。至于这些诗作记录了、质疑了什么，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充分解释的，但我愿意引述作者1968年一首别致的短诗来为以上作品略微作点注解。这首小诗所以别致，是在正题《那时我经常》之外另加了一个副题“二十年后的回忆”，意在通过假设的“过去时”造成一种苍茫的历史感，作者还又在诗前引了陶渊明《述酒》诗句“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与诗句相呼应，全诗也还是两行一节、一共八行的短制：“那时我经常失眠在风雨之夜，尽管倦困的心渴求梦里的静谧。//是怀想故乡山头银色的月明？是为了哪个少女迷人的笑靥？//那时我年轻、寂寞、爱幻想，但我烦忧，不是为了这一切。//我在黑暗中倾听着窗外的风和雨，啊，那是比爱情和思乡要更深的忧郁！”

我常常想，类似“文革”这样的灾难或许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应该是在这样的灾难中人性的委顿和退化，即退化为无情、无知、无智、无勇的“羊群”。而且，任何时候人都有丧魂失魄的可能，譬如今天这个貌似繁华的时代，人的智慧和情感不是照样没有发育好吗？看看我们的“文学史”对历史真相有意无意的回避就明白这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