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我从没过过儿童节，更没收到过儿童节礼物，倒是老了后有一位美女给过我六一儿童节礼物，她将她儿时的玉照发给我当儿童节礼物，颇具创意，而我本人的童年则是在火热的岁月中度过的。

记得第一次被老师打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依稀记得是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我不小心将水泼在了老师的身上，老师拿着扫把柄把我痛扁一顿。第二次被打就有点莫名其妙了，我并没有犯什么错，就因为课堂上多说了几句话，结果被老师打了一记耳光，一气之下，我逃学了，父母也说这学咱不上了。后来校长带着老师到我家向我道歉，保证以后不再打我，我才又回到学校。从此以后倒是再也没被老师打过，但隔三差五的批评教育那是少不了的，只要班上有谁犯了错，罪魁祸首必定是我，哪怕事实上并没有我的参与，但老师认为一定是我教唆他们去做的。

小学期间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次是雨地里与地主婆的纠缠不清，另一次是春节期间的纵火案。记得那是一个下着雨的下午，我们几个四年级的童鞋在庄稼地里施肥（一种搅拌过的磷肥），这时我们生产队的地主婆从路边走过，她看我浑身湿漉漉的像落汤鸡，便起了恻隐之心，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乖，你回家吧，我帮你撒。”我想都没想就回家了。没想到这下闯了大祸，第二天一早刚到学校，班主任恶狠狠地对我说：“校长要你去他办公室。”我倒也没感到紧张，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被校长在全校学生大会上批评是家常便饭的事，何在乎被喊去办公室？我满不在乎地去了校长办公室。

那时校长并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事实上全校教师只有一个办公室，校长与他们用着一样大的办公桌一样大的凳子，倒也看不出什么分别，所以进校长办公室与进教师办公室其实是一回事。不过这次一进办公室便感觉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气氛，只见地主婆双臂紧贴着身子毕恭毕敬地站在校长办公桌旁边，脑袋下垂作低头认罪状。校长则一反过去批评我时一边批一边得意洋洋的样子，表情严肃，怒不可遏。他看我进来，并没有搭理我，只让我跟地主婆并排站着，我知道事态有点严重，但并不清楚到底为啥。校长气愤地责问地主婆：“知道我为啥喊你过来吗？”地主婆声音有点颤抖，小声说道：“我知罪”，校长怒吼道：“大声点，你知什么罪？”地主婆浑身颤抖地站着，不知道是不敢说还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愣在那里一声不吭。校长忍无可忍，两个巴掌甩过去，地主婆白净的腮帮子两边立刻各出现了一个清晰的手掌印。校长接着转过脸来对着我：“昨天下午你们干啥了？”我听得丈二和尚：“我跟她没干啥呀？”校长一拍桌子：“撒谎！你是想一起挨批斗还是愿意反戈一击？”我也学着那地主婆的模样轻声说道：“昨天她帮我撒了化肥。”不过心里还是没整明白到底哪里错了。校长对我的态度稍有缓和，接着回过头去痛批地主婆，要她第二天下午到学校接受批斗，老实交代是如何拉拢腐蚀青少年的，地主婆唯唯诺诺地答应了。待地主婆走了后，校长交代我要认真写批斗稿揭发地主婆是如何拉拢腐蚀我的，看我的态度，如果批斗稿写得深刻，就不再追究我的责任，否则，一起挨批。我吓得屁滚尿流地回到家里，连夜赶写批判稿，好在那时要找几份批斗稿做参考并不怎么困难，这事倒也难不倒我。自从那次批斗会后，地主婆再也不理我了，也不像过去那样经常去我家了。

纵火案发生在我上五年级的那年春节，一群小伙伴在生产队的广场上玩耍，有放爆竹的，有抽烟的，还有捉迷藏的，我就是那抽烟的。所以论起烟龄，除了我父亲辈的老人，估计没有比我更长的人了。不过我的抽烟与众不同，到现在都没有上瘾，有烟没烟没所谓，所以才能在瘾君子与厌烟者之间“左右逢源”。不知为什么，那天生产队养猪场的“猪食堂”起了火，生产大队的两架高压水枪都抬来了，乡亲们也都拿着瓢盆来灭火，遗憾的是那食堂是茅草盖的，等到高压水枪抬来，早烧成一片废墟了。

接下来的事情比批斗会更恐怖，生产队长集中全体生产队员开大会，郑重其事地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一定要严查严办。”公安特派员、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亲自调查。最后小伙伴们把矛头都指向了我，说是我放的火。公安特派员非常严肃认真地对我说：“我们已经调查得一清二楚，火肯定是你放的，现在就看你的认罪态度了。”我的脑子里一片混沌，哪里还敢分辨，既然大家都说是我放的火，那多半就是我放的了。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次之所以逃过被五花大绑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的噩运，多亏了当时做笔录的副校长为我说了几句好话，在校革委会讨论决定对我实行专政的时候，副校长说：“人家还是个孩子，还是以教育为主的好。”不过街可以不游，批斗还是少不了的，人民公社广播站连续批斗了一周，从此十里八乡臭名远扬，以至于很远地方的人骑车路过我家附近时难免指指点点：这家出了个“神童”般的人物。

现在比较流行自传，是个人都写自传，可有多少人有胆量袒露自己的内心呢？我这也算是自传吧？纪实性自传。

（未完无限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