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1527-1602），号卓吾，生活在明朝中后期的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巨人，一位具有强烈反思精神的先知先觉者，中国近代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先驱。在我国古代的诸多思想家中，李贽以个性鲜明而独树一帜。他一方面具有强大的理性思维，另一方面又具有炽热的个人情感；他一方面具有心系天下的胸怀，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在深厚的文化积淀基础上，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结合个人敏锐的洞察力，形成了开拓性的思想体系，实现了认识意义上的融会贯通。李贽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是“童心说”，而“童心说”揭示了人的自由本质。

         关于“自由”，并没有公认的统一定义。百度百科上认为自由是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人类可以自我支配，凭借自身意志而行动，并对自身的行为负责。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为所欲为者无法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在人类文明已经历的阶段，人总是在某些条件下要服从他人的支配。在西方文明中“自由”的地位非常高，有“不自由，毋宁死”的说法。中国文明中“自由”的地位相对没那么高，只要能过上好日子给人当奴才好像也没关系：“我们府里的丫头比一般人家的小姐过得还体面”。 

         我国专制文明到明朝中后期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统治者通过强大的思想钳制维系自身统治。科举考试中读书人必须按照程朱理学的理解方式作答，而不能有任何个人的发挥。另一方面，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地理大发现，白银大量流入我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市民阶层大大增加，城市生活日渐丰富，时代在呼唤新思想的产生。压抑，发泄，迷茫和探索同在。 

         嘉靖六年（1527年），李贽生于福建省泉州府一个航海世家。12岁时，他的父亲白斋公要他以“老农老圃论”写一篇文章。李贽认为，樊迟问孔子如何种菜，孔子背后骂樊迟为小人，是因为樊迟明知孔子对种菜一窍不通，还要提问。小小年纪的李贽就已经表现出了独立的见解。他的亲友向白斋公道贺。李贽认为，亲友们道贺是因为自己文章做得好，将来可能出人头地，他们可以沾光。但是李贽认为父亲对自己的期待，并不在于人间富贵。白斋公对李贽的教育方式，对李贽个性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贽的家境并不富裕。为生计考虑，李贽需要参加科举考试。宋儒的著作并不合李贽的口味，他不感兴趣，也不能理解。聪明的他去买考试范文，背上几百篇，很轻松就考中举人，“但作缮写誊录生，即高中矣”！这一年李贽25岁。 

         李贽从29岁开始做官，一直到54岁辞官，仕宦生涯二十五年。李贽为官期间多与上司抵触，并不如意，原因是“我平生不爱属人管”。同时在思想上李贽也感受到长期的困惑，他说“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他把五十岁之前的自己比喻为一条狗，是因为自己的思想体系没有形成，思想自由没有实现。相比之下，其他人是狗而没意识到自己是狗，或者意识到自己是狗也心甘情愿当狗。

         这二十五年事实上是李贽思想积累的重要阶段，特别是在他四十多岁期间先后在北京担任礼部司务，在南京担任刑部主事，都是闲职，得以有时间交友和求道。在南京时期，李贽受到王阳明心学左派泰州学派的重大影响。万历五年（1577年），李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与汉族地区有很大差异，李贽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触动。尽管在云南期间有政绩，但还是因为得罪了上司，李贽辞官退休，于万历九年（1581年）离开云南。 

         李贽在赴云南上任之前，承诺好友耿定理待任满结束后到耿定理家居住和交流思想。万历九年李贽如约到湖北黄安与耿定理相聚。耿定理学识渊博，淡泊名利，不愿为官。李贽最愿意与这种人交往。在黄安期间，李贽又结识了一批好友。这段时光，可能是李贽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遗憾的是，万历十二年（1584年）耿定理英年早逝，享年仅50岁。这给李贽在精神上造成很大的打击，他写了多篇诗文纪念耿定理，其中一篇写道：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师。我年长于君，视君是先知。君言“吾少也”，如梦亦如痴。去去学神仙，中道复弃之。归来山中坐，静极心自怡。大事苟未明，兀坐空尔为。行行还出门，逝者在于斯。反照未生前，我心不动移。仰天一长啸，兹事何太奇！从此一声雷，平地任所施。开口向人难，谁是心相知？ 

耿定理之死，对于李贽个人是一个打击，但却无形中造就一位伟大思想家的产生。耿定理死后，耿定理之兄耿定向迅速和李贽决裂。耿定向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高官，著名的道学家。耿定向认为李贽教坏了耿家子弟，下了逐客令。于是李贽于万历十三年移居麻城。到万历十六年，李贽在麻城削发为僧。尽管如此，李贽并未受戒，也照样喝酒吃肉。他自称“余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后落发”。在此期间他潜心治学。万历十八年（1590年）李贽的著作《焚书》出版。这是李贽的代表作，至此李贽的思想体系基本成熟。李贽摆出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与千万人为敌，向伪君子和假道学们公开宣战！

 李贽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是“童心说”。他把矛头直指“无所不假”、“满场皆假”的虚伪丑恶的社会现实。“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并不是指儿童的心灵，而是指成年人不失其纯真和直率之心，敢于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说自己想说的话，对一切真假、是非、善恶，做出独立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他还把矛头指向“六经”、《论语》和《孟子》，认为这些只是圣人的门徒和弟子随笔的记录，大部分并非出自圣人之口。即使出自圣人之口，也不过是因一时一地做出的判断，不能成为教条。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李贽提出了“人必有私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这里“无私则无心”是对“童心说”的发挥。“人必有私说”就是从“灭人欲”转向“存人欲”，一方面肯定普通民众追求幸福的权利，每个人追求合理的私人利益和正当权利是天经地义；一方面揭露统治者以“公义”美名掩盖其私欲的虚伪面目，使其不能以“公义”的名义侵犯天下人的合理的私人利益和正当权利。李贽肯定私欲私情，并不是鼓励人们去自私，而是主张彼此确认对方作为欲望、情感、利益的主体，通过社会性的交往，形成自利利他的和谐社会。

 李贽在肯定人必有私的基础上讲人的平等，指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他还指出，“人但率性而为，勿以过高视圣人所为可也。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他认为，所谓“率性”，就应该承认每一个人的个性差异，确认每一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和人生态度的自由，并且对他人的自由选择持一种理解和宽容的态度。让每一个人都能“各从所好，各聘所长”，充分发挥其才干，满足其自我实现的欲望，这才合乎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 

李贽在发动对道学家的论战之后，立刻遭到道学家的围攻。此后李贽一边避难，一边完善他的学说。随着李贽论著的广泛流传，其思想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李贽的迫害也不断升级。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李贽寓居的麻城芝佛院被烧毁。李贽辗转避难，最后随好友马经纶到达北京通州。

万历三十年（1602年）春，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书万历皇帝：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

万历皇帝立刻做出批示：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锦衣卫缇骑闯入北京通州马经纶家中。李贽听说大兵们来到，从病榻上爬起，大声说：“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他躺在门板上，说：“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李贽被捕后受到简易的审讯。马经纶多方奔走设法营救。万历三十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李贽在吩咐侍者为他剃头后取刀自割咽喉。次日，李贽在狱中与世长辞。 

李贽早就谈论过自己的生死观，他向往轰轰烈烈的死，最不喜欢老病而死。他与他的学生汪本钶交谈时说：“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汪本钶当时只当是玩笑话，后来应验之后感叹道：“夫安知其为真实语也”！ 

李贽死后，从者写出大量纪念的诗文。李廷机在《祭李卓吾文》中写道：“心胸廓八肱，识见洞千古。孑然置一身于太虚中，不染一尘，不碍一物，清净无欲，先生有焉。盖吾乡士大夫未有如先生者，即海内如先生者亦少矣”。 汪本钶在《续刻李氏书序》中写道：“先生一生无书不读，无有怀而不吐。其无不读也，若饥渴之于饮食，不至于饫足不已；其无不吐也，若茹物噎而不下，不尽至于呕出亦不已。” 

四百多年过去了。李贽的思想本身已经显得不那么新奇。但是他敢于打破旧的思想枷锁，开辟新的认识工具，给后世的追随者以无限的启发和鼓舞。

主要参考文献：许苏民《李贽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