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深研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史之后,就会发现其思维方式之纷繁复杂性、多种多样性,非一“静”字可以全面涵括。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各家各派呈现出纷呈各异的思维方式,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争相斗胜、各显其特色。但是,最基本的分歧在于整体性思维方式与分析方法的对立、实测与反观直觉的对立。这种分歧主要体现于儒道两家与名墨两家之间。儒家从汉代起取代了法家的地位,以一种庙堂文化的形式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居于主导地位;极富哲理的道家思想文化则以山野文化的形态,广为传播,与儒家文化交融。儒道两家以重和谐、注整体、重直觉、注关系等为特色的思维方式占居主导地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名墨两家所倡导的观察、分析及逻辑推理等方法。这样,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

一

纵横东西之学,我们发现:西方之学注重分别与对抗,而中华文化则注重和谐与统一。西方文化重在对立面的斗争中对具体事物进行把握,而中华文化在一而二中对“二”进行把握。在“一”的前提下,对具体事物加以分解。在这种把握中,应用了分解思维方式。这种从整体中把握具体事物的分解认识思维方法促进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在对“正反相成”的宇宙之对立统一规律的把握上,中国传统哲学侧重于对立面之统一与协同,习惯于把差异和矛盾作为统一体的固有内容来把握,把差异和矛盾融于统一与和谐的体系之中,主张把统一与和谐当作差异和矛盾的本来根据来把握。两乃一之固有内容,一乃两之本来根据。在老子哲学之中,“道”作为天地万物生存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的总根源是阴阳之和谐。天之道,和为本。“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高亨《老子注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也就是说,动必复归于静、动静之中以静为本,表达出在动静统一于静中来把握动静对立的思想。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体系中,“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细緼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太和》)。在张载的思维方式之中,道是太和,即至高无上的和谐,同时这种和谐天然固有浮沉、升降、动静等对立及这些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即相感之性),这种和谐不是简单的形而上地不包括差异与矛盾的统一,事物的外在对抗与冲突的根源恰好正是这些对立面及其相互作用。但是,这些对立面相互斗争的结局,不是使事物产生了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而是和解到旧的统一体之中,“气本之虚则湛本无形,感则生则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所谓“和而解”也就是“形溃反原”,回到阴阳之气的矛盾统一体“太和”之中去,达到一种和谐。“两不立见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正蒙·太和》)。于一观其两,于两观其一。“性其总,合两也”(《正蒙·诚明》)。观物均要察其一中之两,及两体之一。易言之,也就是以统一和谐为本来把握其差异与矛盾。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价值观以和谐为最高价值原则。“和而不同”、“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被孔子奉为一种最高的道德。所谓“和而不同”就是“和实生物,同而不继”,这是分解思维方式的简单概括。万物是由不同事物和合而成,不是由同类事物机械凑合而成,是由不同事物产生的新事物。所谓“和”,就是要平衡新与旧的矛盾,达到一种新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表达出在自然与人文方面,不断达到新的和谐与新的发展的思想。《中庸》中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与“和”是宇宙中最根本、最普遍的准则,遵循这一准则,事物平衡、和谐地发展,从而使万物繁荣兴旺。此外,道家崇尚“不争之德”;墨家提倡“兼爱”、“非攻”、“尚同”;王守仁在《大学问》中写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如一人焉。”和谐构成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价值原则,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在我国古代,早已提出“天人合一”之说,在先秦时期,庄子提出:“万物一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宇宙的整体性和过程性,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之一大特色,而这种观点反映到方法论中即表现为整体性思维,强调从统一的角度去观察具体事物即注重整体之中的分解的思维特点。“从《周易》的系统整体观到《吕氏春秋》的整体结构说,再到《太级图说》的整体过程论,形成了中国哲学独特的朴素整体思想,产生了及其巨大的影响。”(乔瑞金《现代整体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二

“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道”作为万物之原、万物之本是如何被认识的呢?老子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道可道,非常道”,所以不能用“为学”之方式去认识之,应“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运用直觉“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高亨《老子注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达到与道为一体,玄同彼我,泯灭主客的直觉境界,冥而直往地去“体道”。庄子主张:“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庄子认为应去直觉万物本原的“道”。孟子也采用直觉的方法,主张“尽心”,提倡“反省”,反身而诚,向内追求,求助于内。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董仲舒认为:“道莫明省身之天”(《为人者天》),“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二端》)。二程认为:“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二程集》)陆九渊提倡:“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陆九渊集》)王守仁认为:“心外无物”、“人心与物同体”。

上述的直觉方法是一种纯任的神秘直觉。直觉突破了语言符号系统对思维的限制。在人类的认识对象上,包含着无法通过理性、逻辑方法能认识的神秘的宇宙本体及人自身的生理实体等,诸如此类,只能运用非逻辑的、超理性的直觉去领悟。据一项调查表明,有三分之一的科学家说,他们的科学发现经常得助于直觉。爱因斯坦说:“我相信直觉和灵感”。现代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为直觉认识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说明了直觉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证明了它是人类认识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朱熹的直觉方法融合着逻辑思辨的成份,是一种顿悟式的豁然贯通的直觉。“是以大学始使,以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乎至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粗精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朱子新学案》)穷理必须从格物开始,格物就是格具体的事物,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日积月累,由已知之理可推出未知之理,从而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

张载同样采用参用直觉与思辨之法,但张载之直觉与程朱有所不同。二程主张:“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事接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二程集》)但在实践中,程朱及其后学者皆着重于读书明理,“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天理,敬而已矣。”(《二程集》)张载则注重外物的观察,“感亦须待有物,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语录》)张载根据观察而提出月近、日远、地动及动、植物分类等一些颇有价值的科学观点。继张载之后,也有许多重视对外物观察的思想。方以智提出:“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通雅·文章薪火》)。王夫之认为:“因所以能发”、“能必副其所”,主张“即事以穷理”,赞同“质测之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以上只究其思维方式特点之一二进行简析。总而言之,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藏,我们应加以批判地继承与发展,使其适应时代要求,发挥其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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