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道德调节

杨庆峰

（上海大学哲学系，上海，200444）

[摘   要]传统技术道德问题的思考主要表现在对技术所具有的道德调节作用上的分析，即技术如何调节人类的道德行为。这一传统方式主要基于人本主义的设定，即人与技术之间存在着严格边界，人具有道德自主性，技术是无自主性的。但是会聚技术、大脑植入、智能环境等新技术带来的根本问题逐步取消着人与技术之间的严格边界，技术与身体彼此融合介入，并且以新的形式影响着人类道德决策。理解这些问题，必须采取超人类主义的态度，必须超越传统的技术道德调节形式。新技术带来的对传统的技术道德调节形式的超越主要表现为对两种人—技术关系的领会：复合关系与赛博格关系。只有在超人类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分析新技术与人之间所呈现出来的新型关系——复合关系、赛博格关系——及其道德意蕴。

[关键词]技术  道德调节  赛博格关系  复合关系

为了公平对待技术的道德意蕴，这一追问指向并超越了规定许多伦理学形式特征的“人本主义者的偏见”（humanist bias）。 已经证明人本主义者的框架在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之说服性道德作用上过于狭隘。从人本主义者的伦理学和道德概念来看，人工物必须要从道德主体领域中排除掉，因为它们缺乏自主性和意向性（参见伊利斯和梅耶斯， 2009）。然而，从后现象学方法来看，把道德概念化为复合事件是可能的，在复合事件中，人类在与技术的亲密交互活动中做出道德决策，而这些技术有助于他们以特定方式解释现实，并构成特定的实践活动。道德调节概念使得更为密切地理解技术道德的意蕴成为可能，使得在使用和设计实践中为此担负责任成为可能。

然而，走出人本主义者偏见的道德调节方法的方式没有覆盖技术道德意蕴的所有方面。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联系第2章中所提到的“后人类主义者”（posthumanist）技术路径与“超人类主义者” (transhumanist)技术路径之间的区别。我把本书中所阐述的路径赋予了“超人类主义者”的特征，即超越人本主义以及聚焦在主体自主概念上，但不是产生超出人类的“超人类主义者”。道德调节概念显示出我们不能沿着人本主义者的路径将自身理解为自主存在，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和技术完全联系在一起。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可以按照“后人类主义者”的路径来进行分析。为了探讨技术调节路径的局限性，我将在本章讨论两种当前技术的发展，事实上，这两种技术或者朝向“超人类”或者朝向“非人类”的意向性样式。

第一，第6章已经指出，更多的技术已经随着嵌入式（built-in）“技术意向性”的形式发展起来。这些技术并不是调节人类行动、决策，它们——如智能速度调节器和MRI图像——把它们自身的“意向性”加于使用它们的人类之上。第二，最近技术发展显示了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会聚，它使得介入“人类本质”成为可能。[1]大脑植入使得聋人能够重新听。“深度脑部刺激”能够减缓抑郁患者和帕金森患者的疾病。心理治疗药物明显改善了病人的情绪。在基因工程领域，甚至设计出更为复杂的介入人类基因物质的方法。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技术不再调节人类行动和决策，而是与人类主体混合在一起，导致了有时候被称为“赛博格”的混合实体（参见哈拉维，1991，Hayles 1999,德穆尔，2002,伊拉格， 2005）。

这两种人－技术关系的形式把我们带到了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与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边界，因为它们关涉到了意向性的非人形式。与非人主体的交互作用有助于人类主体性以不同的形式塑形人类意向性，而不仅仅是使用调节技术。与非人实体融合成为新的混合实体导致了超人类的意向性形式。那么，诸如“具有人工意向”的技术和赛博格之类的技术的道德意蕴如何与本书中所提供出的道德调节现象关联起来？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将考察两种超人－技术（extrahuman-technology）的关系，它们增补了以前的调节关系形式。首先，我将分析复合关系(composite relations)。此处，技术不再调节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而是将人工的或者“人工现实的”意向性增加到人类意向性上——如专家系统、智能速度调节器和其他成像技术形式。第二，我将分析赛博格关系(cyborg relations)。在这种关系中，人与机器的界限以物理的方式混淆了——如心理诊疗和神经植入等技术。这种新的人－技术关系的考察对于技术伦理学意味着什么将成为本章的重点。

道德调节与超越

借助它们对于人类实践的调节作用和基于人类做出道德决策之上的体验和解释，道德调节方法使得概念化技术道德意蕴成为可能。首先，这一方法暗含着对象在伦理理论中的新的地位，给予它们在道德能动性上的调节作用。其次，它使得重新思考道德主体成为必要的事情，当技术在如此重要地影响人们的道德行动和决策时，通常被看作道德能动性必备的主体自主性受到严重消弱。

因此，在道德调节方法中，我用福柯的自由概念取代了人本主义者的自主性概念。这些概念并非是显示外部影响的缺乏，而是聚焦在发展与这些影响的自由关系上。人类意向性总是被技术调节，但是这并没有让人类简单地成为技术调节的被动产品。技术促进我们道德化行动的方式不具有决定性特征。技术有助于构成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是某种道德行动和决策的基础，且技术依靠调节性特征的技术与人们使用它们的形式。为了”塑形”和联合设计我们被调节的道德主体性，人类反思能力使得我们能够激活与调节有关的积极关系。

然而，虽然道德调节的概念涵盖了技术道德意蕴大多数方面，但也有一些脱离其“物性道德”(material morality)形式。一些技术所起的道德作用不能简单还原到人与世界关系调节中。为了概念化这些其他的道德形式，我会修改意向性概念。一些技术看起来带来了意向性的“人工”形式而不是仅仅调节人类的意向性。还有的技术与人类融合因此产生了一种“结合联合”(joint)的意向性形式。为了理解这些非人意向性和人与技术的多种类型，我将扩展唐．伊德（Don Ihde）对于人－技术关系的解释，增加两种另外的关系，并使用它来分析与它们相关的多种意向性形式。

第一章中伊德将技术维度引入到了人－技术关系的现象学理解传统中。在我们的技术文化中，我们与周围的许多关系或者被技术装置调节或者指向某种技术装置——从看望远镜到读温度计，从ＡＴＭ取钱到电话通话，从听到空调的声音到做ＭＲＩ扫描。伊德的分析是对人类意向性的“后人类主义者”的解读，因为他显示了意向性不是“本真的”和“直接的”，而是有着被调节特征的多面形式。

伊德在人—技术关系分析中区分了四种关系类型。第一，技术能够被用户具身化，例如眼镜或者牙医用的探测器。第二，它们能够成为我们体验的终端，如从ATM中取钱；第三，技术能够给予关于现实的表征，例如为了告诉我们关于温度的某些东西，温度计不能产生实际的热或冷的体验而是传递了被读取的值；第四，技术起到了体验的背景作用，为知觉创造语境，如空调发出的嗡嗡声或者电冰箱的自动开关。这四种人—技术关系基于技术起到的调节作用，如表2显示。这种表中，箭头显示着意向性。

表2使得意向性与技术的几种关系清晰起来。意向性可以通过技术物起作用，能够指向技术物，能够作为不同于它们的背景出现。在所有例子中，除了背景关系，人类意向性由技术装置调节。人类没有直接体验到世界而是通过有助于形成人与世界关系的、具有调节作用的人工物来体验世界。双筒望远镜、温度计、空调有助于形成新的体验，它们或者是产生新的获取和揭示现实的方式或者是为体验创造新的语境。这些被调节的体验不是完全“人类的”——缺乏上述调节装置，人类则会缺乏这些体验。为了揭示读温度计和听电话的体验，需要意向性的“后人类主义”的理解，其中意向性部分由技术构成。

但是如何理解介入到“人工的意向性的”技术中的意向性以及如何理解本章引言中提到的赛博格中的意向性呢？看起来需要走出人本主义。如我下面要描述的，除了被调节的意向性，需要区分两种另外的意向性形式，它们与可以增补到由伊德区分的四种关系中的两种人—技术关系有关。首先，我要引入赛博格意向性概念，意味着人与技术的混合物的意向性概念，其中人与技术整合成新的实体——赛博格——而不是被间接联系到。第二，我将发展复合意向性概念，存在人类有着意向性的环境，如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物做的那样。

因为伊德主要焦点放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上而不是这些关系中的意向性，他的分析成为了包含各种意向性的黑箱。准确地说，通过注意这些意向性可能会从实质上增补他的分析。伊德的人—技术关系的图式表征不仅包含着起到指示意向性的箭头，还有显示没有专门指出的实体之间关系的短线。如果我们限制在具身关系和解释学关系（因为他们最终包含了与世界的关系，成为意向性语境中最相关的关系）上，这些短线显示了人与技术或者技术与世界的关系。通过研究这些短线的本质，我们可以发展出更密切的后人类主义者或者超人类主义者对于意向性解释的特征。

第一，具身关系“(人—技术)→世界”中人与技术之间的“—”将存在于人与技术的和在“赛博格意向性”语境中完全相关的多种关系的本质黑箱化。这一短线像一把伞，遮蔽了许多关系类型。这些关系对具身的特征有着影响。第二，解释学关系中“人→（技术—世界）”中技术与世界之间的“—”将存在于调节性技术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黑箱化，没有为将非人或者技术意向性的存在考虑在内留下足够空间，而这些在“赛博格意向性”语境讨论中也是非常相关的。下面我将把这些预先考虑放入到伊德对于具身关系和解释学关系的解释中，分别把这些扩展到“赛博格”和“复合”关系中。

赛博格意向性

实际上，在具身关系中分析人与技术关系的本质使得可以将第五种变更增加到伊德总体的人—技术关系中。在伊德的关系范围中，技术更加远离人类——从“被具身”到“被阅读”，到“被交互”甚至到“被背景化”。然而，也存在解释学关系的明显变更，其中技术更加接近人类。在这种关系中技术实际上与人类身体融合而不是仅仅被具身化。这样的人—技术关系总是与生物存在物或者赛博格有关：半有机物、半技术。当微型芯片植入人体改善有视力障碍人的视力时，当抗抑郁药物有助于改善人类情绪的时候，或者当人工心脏瓣膜和起搏器让人心脏跳动的时候，根本没有具身关系。至少，不是能够与戴眼镜或者使用电话相比较的关系。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当然存在人与体验现实的技术物的联合，但是“生物机体”（bionic）或“赛博格”(cyborg)会产生新的实体。这种联合并不是在人与非人实体之间建立界面，而是在物理上改变了人类。对这种”赛博格关系”能够做出如下描述：

赛博格关系：（人/技术）→世界

第5种技术关系是赛博格意向的基础。这种关系把本章引言中所提出的“超人类”的领域考虑在内。它们不是人类意向性的技术调节性是，而是被定位在超人类上。就像借助植入芯片看东西或者在药物影响下体验现实的存在一样，它们都不会是这种存在的意向性。关涉到通常具身关系的意向性不完全是人类的：人类通过移动电话互相联络或者他们通过助听器听声音等方式仅仅在人与技术物密切联系的名义下存在。但是在具身关系中，在被调节体验中只能做出人与技术元素的区分，然而在赛博格关系中，不再可能。

然而，伊德方法中的四种人—技术关系包含了被技术调节的意向性，其中人类和多维的技术物都是被构成的，赛博格意向性概念说出了人—技术关系也可以担当物理的角色，就像在技术的片段实际上和人体融合时候的例子中，形成人与技术物实际上的汞合金。就像望远镜和助听器这样的被使用的技术有助于把我们构成不同的人类，尽管技术被组合构成新的、混合实体——原则上也该它们使用调节性技术。

复合意向性

除了被调节的变形与混合变形，技术形成意向性被称为复合意向性的第三种形式值得更进一步分析。在这种变形中，技术物自身的意向性和指向技术物的“意向性”存在着中心地位，如它们与使用这些人工物的人类的意向性产生交互作用。“技术意向性”需要借助体验和行动的术语进行理解，它显示了技术指向现实特定方面的方式以及技术所体现的目的性。例如在体验语境中，伊德描述了声音记录器的例子，这里有着不同的朝向声音而不是人的意向性，记录了要比人类所能知觉的声音更大音量的背景噪音，人们仅仅集中在既定环境中对他们有意义的声音（参见伊德，1979，77-78；伊德，1983，56；伊德，1990，102-103）。当技术装置的“指向性”增加到人类意向性时，复合意向性产生了：将技术的意向性增加到人类意向性的意向性形式。

复合意向性也在伊德的解释学关系中起到了作用。毕竟解释学关系总是包含着对世界的技术产生的表征，这当然是技术指向世界的产物：温度计集中在温度，摄谱仪集中在光频，超声波集中在物质对象如何被超声扫描。然而，这种非人感知者的表征意向仅仅是复合意向的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特定的形式。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意向性指向世界中实际的表征行为。它们中的一些反而建构现实，如射电望远镜即使用不为人眼所见的射线“看”的形式产生星星可见图像。这个例子中，可以说人类意向与技术意向的复合指向了技术“体验”世界的可能性方式。通过看来自射电望远镜的星星图像就是感知技术如何“感知”星星以及使得星星变得可见。

因此，复合意向性的概念呼吁我们扩大伊德关于解释学关系的分析。在某些技术使用情境中，有着双重意向性：技术朝向“自身”世界的意向性和人类朝向技术意向性结果的意向性。也就是说，人类意向性指向技术指向世界的方式。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概念化复合意向性的基础，伊德解释学关系人→（技术—世界）中的“--”应该被“→”取代。如下列图式显示：

复合关系：人→（技术→世界）

让我们清楚地理解复合意向性的例子是艺术家用技术意向性所做的实验（参见考肯克劳，2003）。例如荷兰艺术家探索了借助技术感知的新领域。他们的工作显示了技术物意向性与人类意向性的关系。但不是把这关系放在人类对于世界的关系服务上——如伊德的解释学关系——他们将技术意向性作为自身内相关的东西加以分析。通过让技术意向性容易让人类意向性获得，他们目的是揭示出能够为仅仅为技术所体验的现实。

增强意向性

荷兰摄影师沃特.霍吉曼斯（WouterHooijmans）的夜晚图像具体化了复合意向性最柔和的形式。霍吉曼斯利用几个小时的快门时间来制作风景照片。他利用了星光来曝光，产生令人惊奇的效果。例如动物走过景区的短暂事件、树叶的运动、湖里水的晃动等是不相关的事情。唯一的事情就是让它们进入构图。霍吉曼斯的照片将世界显示为好像我们不需要眨眼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照片可以看作是胡塞尔“本质直观”方法的具体化。通过借助想象力用多种方式转化现象，胡塞尔想决定哪些方面对于现象是本质的，哪些不是。霍吉曼斯的图像好像完成了这一任务，但不是在理念领域而是在打印出的照片的物质性中做到了这一点。

霍吉曼斯的照片具体化了人类视力的意向性极端的机械修饰。与通常使用的照相机相反，他没有创造瞬时曝光，而是“持续曝光”。他的照片将视力印象的无限性整合到人类无法自身产生的对世界的一个单一表征中。我们把这种复合意向性形式叫做增强意向性，因为它是让起到人类意向性增强功能的意向性的人工形式可以为人类眼睛所看到。

建构意向性

现实主义者的立体照片作品给予复合意向性第二种形式的实例。作为他们工作中第一部分，现实主义者制作了这样一些物体的立体照片：是把类似于木头和青铜这样不同的无法融合的材料做成同一形状的几种集合体。借助3D装置看着这些照片，一定会遭遇日常体验中不存在的现实非常真实的、三维的表征。

这些照片目的不是表征现实，而是仅仅创造出当它们是由技术意向性补充时为人类意向性存在的新现实。由此导致的三维的、照片式现实的融合在日常现实中没有“原始的”原型。现实主义者给予他们立体摄像机的“意向性”没有直接指向让已存在的现实变得可见，而是指向建构新的现实。为此，这儿相关的意向性可以称作建构意向性。

复合道德性

复合意向性也有道德相关性。“意向的”技术在道德行动和决策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本书中所讨论的几种技术处在建构意向性领域中。例如孕期超声波调节了关于堕胎的道德实践，但是它是基于将自身意向性（探测反射超声波并转化为可见图像）增加到怀有期望的父母和健康关注的医生意向性的基础上完成的。与说服性技术某些形式相关的意向性也可以看做是复合意向性的形式。技术意向性的特征不是解释学-感知的而是实用主义的。说服性技术有着对人类行为嵌入式影响的“意图”，说服我们改变态度、观念和实践。当某人使用福德风（FoodPhone）[2]或者看说服性镜子（Persuasive Mirror）时——第6章中的两个例子——会产生一个新的意向性，他们增加装置的意图到使用者的意图上。

超声波和福德风的例子显示了复合意向性有着多样特征，显示了有关的技术意向性体现了设计者“目的性”的多种程度。然而，孕期超声波清楚地设计出来不是为了改变人类行为。然而，它主要将解释学意向性增加到人类意向性上，帮助形成对未出生婴儿的解释，福德风具体化以及导致了改变用户行为的意图。在这两个例子中，技术设定了没有技术在场就不存在的选择情境。复合意向性能够采取多种形式，因为技术把他们隐含的或明确的意向性增加到用户的意图和意向性中。

道德意图与自我构成的局限

最后这些例子显示了意向性的杂交性和复合性，就像被调节意向性一样，有着重要的道德意蕴。例如，出现在“赛博格关系”中的意向性中，人类因素不能与非人因素分开。当那些脑部曾经做过深度神经植入手术产生刺激来减缓抑郁的人做出特定行动的时候，毫无疑问植入对于这一决策有着作用。然而，所做出的决策不能理解为技术调节的决策。不是作为属人和非人因素联合的产物，它是由二者的联合体导致——由“超越人”的主体所做出。就像在调节道德性情景中不但不可能把人和技术分开，也不可能在它们之间做出区分。为了使用第2章中的词汇表，例如神经植入的技术跨域了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的界限。

复合关系在核心的后人类主义者伦理学的边界发现了自己。当某人驾驶着带有在危险情况下发出警告的道路转换系统的车辆，最后的驾驶行为不是技术意向调节的结果，而是两种意向复合的结果——一个是系统的意向而另一个是驾驶者的意向。实际上，孕期超声波的例子也需要包括进来，尽管是“有限的”。超声波在伊德所称的“解释学”关系和我所谓的“复合”关系之间的边界上发现了自身。尽管非常明显地创造了现实的表征——解释学关系特性——超声波图像也导致了发展这些表征的程序化的“指向”。例如关于胚胎发育的测量指向诊断“缺陷”。当要做出堕胎的决策时，这个意向被加到了将为人父人母的夫妻身上。然而与赛博格关系相反，复合关系中可能区分出人与意向的技术构成。但是技术的作用到达了远比调节人与现实关系的地方——它有着自身的意向特征，将离开人—技术—世界关系存在。

赛博格关系与复合关系不是分配在人/非人之间意向性形式的具体化，它包含了意向性的非人形式。因此，技术道德意蕴这些额外的方面把本书发展的伦理视角推到了边界。毕竟我捍卫的立场集中在发展出于与技术调节之间自由关系的能力，它位于设计道德化调节形式中或者位于积极地联合形成某种被调节的道德主体。在两种新的技术道德形式中，发展如此自由关系的可能性更多地被限制了——或者是因为它们做出超越人的道德的自我构成或者因为它们严肃地限制了自由空间。他们限制它因为在人类意向性与技术意向性之间的紧密联系替换了技术化调节的意向性的现象。

本书聚集在道德自我构成——它们构成了物质化道德和风格化技术调节主体——好像遇到了局限，在人类的局限上。构成我们自身道德主体的抱负最终导致了将我们自身与技术物理性融合在一起或者让我们自身服从于非人的意向性。这些对理解前面章节发展出的技术的道德意蕴意味着什么？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分开分析复合意向性和赛博格意向性。正如我们所见的，复合关系可以被看作是解释学关系和他者关系的高级延续，尽管技术给予世界的表征或者技术提供的与我们行动的交互作用，现在包含了特定的技术意向性。在体验领域这意味着需要从技术指向现实到通达人类表征的转变——就像超声波扫描者“感知”需要被翻译成可见图像的反射波一样。在行动领域这意味着人类要处理注入到技术中的“意图”——就像说服性镜子明确有着从更健康地方向影响着人类行动。

前面章节分析的所有方面仅仅用于这样的复合关系，通过呈现特定的现实表征或者提供特殊的交互形式，就像调节技术所做的一样，这些技术有助于形成人类实践和体验。在人与非人因素之间还存在着交互作用，它们导致了道德行动和决策。因为这些，还有着诸多机会，比如负责地设计这些具有意向的技术、发展吻合于上述技术的负责任地使用它们和联合形成某人的主体性。唯一的区别是技术那里的暗含的意向性，它们会产生比技术调节更为深远的影响，就像智能环境和说服性技术例子一样。但是甚至在这些技术有着深刻影响的例子中，还存在着与技术的自我构成关系，如智能速度调节器所显示的那样（参见得瑞斯汀，2004）。甚至那些很难避免产生影响的技术可以用多种方式整合到人们日常生活中。

对于赛博格关系来说，要用不同的分析。我们甚至比道德调节情景走的更远。因为与技术对交互作用被新的道德实体所取代，来自人与技术混合物，发展与这些技术的自由关系变成了复杂的事情。有自由的实体在于技术的关系中被修改。有助于形成人类关系本质的赛博格技术有着比调节技术更为复杂的道德方式与他们发生关系。赛博格打开了我们构成自身主体性的心方式——到目前为止他们是物理的和有机的，这使得技术设计的影响较少受到抵制。这提出了许多新的复杂的伦理问题，通常是在人类增强的伦理学领域内被探讨，聚焦在人类尊严、社会正义和（后）人类自主性的尊敬上。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深度脑部刺激技术（DBS）。这种技术使用神经植入直接向人类脑部释放电信号，使脑部特定部位产生活跃或者减少活跃度。当前使用这种技术治疗很多疾病，从帕金森到抑郁还有强迫症。荷兰医学杂志TijdschriftvoorGeneeskunde[3]描述的著名案例详述了在一个遭受帕金森病痛折磨的患者在接受DBS之后身体状况如何明显改善（参见里恩特杰斯特等，2004）。尽管病人的帕金森症侯得到改善，但他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通常表现出完全不认识他的家人和朋友的异常行为。他与已婚女性相好，给她买房子和度假屋，买车，还卷入到许多交通事故中，最后被剥夺驾照。这个人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已经改变——直到DBS被关掉。之后他的病症重新出现，他变得彻底卧床不起和依赖他人照顾。没有中间选择：他必须在两种方式中选择，要么做为帕金森病人卧床不起要么没有病症但是完全失去了以往习惯，这让他陷入不断的麻烦中。最后他选择关掉DBS进入心理诊疗医院，在那儿他可以打开DBS遭受少许病痛折磨，但是他保护了自己。

这个案例提出了关于自由和责任的所有问题。这个人存在着两种平行人格以及意识到仅仅在某一种人格中。而且，他作出了最后继续生活的选择，不再意识到另外一种人格的存在。在类似这样的情景中，很难判断或者自由选择是否可能，或者因为真实的人是作出选择的人。本书中有着核心地位的后人类主义者通过认真设计和使用技术的自我构成想法成为一种非常新的形式。

然而，智能环境和深度脑部刺激的例子显示了人类自身的局限并不像它们显现地那样清晰。毕竟作为人类我们总是在与我们使用的技术关系中形成自身。生物技术最近新的发展方面不是重新形成我们的可能性，而是给我们技术化构成提供新的可能性的新媒体以及它们的长远影响。同时，这些形成主体性的新技术媒体要求它们的使用者发展与它们主动的关系。但是因为这些新媒体沿着不同于调节的方式形成人类主体，它们需要不同的分析方式，来分析我们如何可能理解它们在人类主体性中的构成作用以及人类如何可能发展出与这些技术的自由关系。（参见维贝克，2009b）。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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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Leentjens,A.F.G.,et al. 2004.Manipuleerbare wilsbekwaamheid:Eenethischproblem bijelektrostimulatie van de nucleus subthalamicusvoorernstigeziekte van Parkinson,NederlandsTijdschriftvoorGeneeskunde 148:1394-98

12.Verbeek,P.P.2009b.Technology and the limits of humanity:on Technology,Ethics and Human nature,Inaugural address presented at University of Twente.

（注：摘要与关键词为译者所加,参考文献按照文中出现顺序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