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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术界是不是乐土,比较才有意义,因为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绝对化。
西方跟某些国家相比,由于政教发离,随着科学的兴起而宗教日渐衰落,宗教力量没那么强大,不会因违反宗教教义而受迫害(当然,历史上曾有过);也不象某些国家科教行政化那么统御一切,违反组织或领导的旨意而无路可走。言论自由对文科类学术的意义显然比自然科学类更为重大。这主要还是体制使然,比如”终身制”(tenure track)制度可以为研有所成的教职人员提供保护。此外,在某些国家,应付行政事务是一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西方国家则好一点,做学术相对而言比较单纯,没那么多行政干扰。此外,据我所知,有些华人科学家将将国内某些潜规则或不正之风(如跑课题、跑奖项、巴结领导之类)视为畏途。
当然,人们的文化背景、对学术的认识以及学术传统也是有所区别的。比如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他能对同辈和年轻人的学术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甚至他的领导、前辈和老师的学术也能尖锐批评,因此被玻尔称为“物理学的良心”,艾伦费斯特则称泡利为“上帝的鞭子”。如果泡利生在中国,能否在学术界生存都成问题,即使学术界能给他一口饭吃,他也一定会给予教训“要做事,先做人”之类。
相对而言,西方国家学术机构的一些措施,比如”终身制”评选,就可以避免滥竽充数,能相对公平地选到真才实学的人才。但是,仍然有一些特例存在。比如最近在美国参观一个实验室,陪同的华人教授私下说,该实验室的PI实际上学术水平不行,他能混到终身制,完全是这个人学术之外的功夫好,因为他们的机构不在大学本部,领导来的时候,这个PI能哄领导高兴,领导要钓鱼,他就陪钓鱼,领导要打球,他就陪打球。当然,这是很稀少的一个例子。不能将韦伯百年前演讲《以学术为志业》提到的情况作为例证来说西方学术界不公平或不公正,同样也不能因为诺奖评选有瑕疵而否定西方学术界的整体科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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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30 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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