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喜爱的“浮士德”博士在晚年已双目失明，按照他与“牟非斯妥”的协议，理论上，他听到的海边高昂的声音是人们在填海造田。但是，这是幻觉，在这种理论上的幻觉声中，他离去了，带着理论上的满足。

      这很残酷吗？是的。大多数的理论家在晚年都容易产生对理论本身的幻觉。

      在根本上，这种幻觉源于理论本身的缺陷。在理论主体建立后，如果有某种内在的缺陷，这种反面的意见要么是直接的进入理论家的脑海，要么是间接的由理论家本身感知。

      但是，指望理论家本身对外部承认这种缺陷却是非常困难的，或者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是“浮士德”博士悲剧的隐晦之意。

      如此说来，如果理论家在世，而且有影响力，理论家的任务就是维护他所支持的（也包括他参与贡献）的理论体系。这是他们作为科学界理论家的本职工作所在。这是无可指责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深层性的原因，科学理论的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宁可一代又一代的挖掘潜力，也不愿意主动的做出变革。直到实验给出的实在（主要是证伪性试验类）切实的支持和要求变革。或者说是，面对实验给出的实在（主要是经验性的总结类）而被动的接受变革。

      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百年风云给出了两个典型案例。

      这个案例与世界大格局的风云变换几乎是同步的。原则上，德国的反相对论把这个理论体系的代表人物驱赶到美国；而对量子力学，则西欧的热情远没有美国的热情高（看一下美国的Review of Modern Physics 自创刊起的论文就可以看出美国的这种热情），结果，量子力学的多数核心人物也慢慢的集聚在美国。

      这样，一百年来，美国获得了科技中心的地位。而欧洲，则因为有太多的大师，相对来说丧失了其绝对的中心地位。

      另一方面，部分的大师涌入了前苏联（自觉的或被动的），也形成了一个科技中心。但是，这个中心的保守性使得其后劲不足。

      痛定思痛，在铁幕被打开后，欧洲得以重新的组合其基础科学队伍，再次的恢复了其中心之一的地位。

      这两个中心有何不同呢？美国好大喜功，科研效率偏低；欧洲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科研效率较高。

      如果客观的看待这两个中心的着重点，欧洲科学界的追求比较的接近真实世界，他们很看重实验的实在。而美国中心则多少有点巴比仑“空中花园”的味道。

      这两个中心对我国科学界的影响之大是惊人的。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这两种风格的科学家大体是平分天下，但是，很快的，平衡就被打破了，苏联风格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到了80年代，美国风格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种风气持续到现在：好大喜功的美国风格我们学得很快。但是，却没有能够集聚一批一流的科学家来支撑门面。因而，到现在，陷入困境。

      在短时间内，我们可以引进各式各样的基础科学方面的理论，但是，却无法消化和吸收。这就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困境。

      另一方面，这两个中心都在力图把握“导向权”，对于中国式的消化和吸收大刀阔斧的砍伐。而我国很多人还力图用这类杀器来打击竞争对手，并在国际化的期号下一口断定我国科学如果不如何如何是多么的没有希望。言下之意，他们就是科学的化身。

      美国成为科学大国靠的是吸收消化，当时欧洲人嘲笑为“美国式研究”。直到今天，“美国式论文”也还是一个贬义词。这个消化是一百多年或更长时间完成的。

      如果对比这个过程，我国的吸收消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被大师们中止了。这批大师就象是“浮士德”博士，想象只要采用他的理论，某个奇迹就能被创造出来，而无视自身的理论或所支持的理论的缺陷。这就是理论的幻觉。

      我们着意的回避实验的实在，因为这种实在太无情了，它可以轻而易举的击破几十年的努力，几代人的努力。击破理论所产生的幻觉。

      把引进各式各样的基础科学方面的理论误认为就是引进了科学！在没有吸收、消化之前就以大师的心理把幻觉作为实在是我国学术界的悲剧。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离科学越来越远。

      我国对论文问题的反思，对期刊问题的反思，对高等教育的反思，等等，无一不是源于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学术研究？等相关问题的思考。

      客观来看，这就是吸收、消化的良性起步。

      起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