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易经基本思想到生态翻译学

孙迎春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研究所，山东威海  264209）

内容摘要：21世纪之初，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并通过其专著及一系列论文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得到我国众多学者的支持。在翻译适应选择论这一基础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胡教授在2008年进一步提出了“生态翻译学”， 使此论显露出了蓬勃的生机和可持续的发展势头。《周易》是我国古代六经之首，原本是卜筮之书，但经过孔子研究并作传，转化成为一部不朽的哲学著作，其基本原理可用于探讨世间万物。对《周易》的研究、注解、阐释二千多年来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即易学。它是一门变化之学，探讨世间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注重从整体、利害、辩证的观点看问题，而这对于研究翻译这种人类不可或缺的语际文化交际是特别适用的。本文拟通过《易经》基本思想探讨，尝试对适应选择论和生态翻译学的古代渊源进行追溯。
关键词：易经；天人合一；生态翻译学

From Essential Thought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to Eco-Translatology
Abstract: Put forth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by Prof. Hu Gengshen, the theory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has been discussed in a detailed way through his monograph and a series of papers, winning support of many a scholar in our country. Prof. Hu went a step further by raising “eco-translatology” in 2008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the theory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which is basic to the whole building, thus pushing the theory forward with endless vitality. First of the Six Classics of China, Zhou Yi, originally a book for divination, became an immortal philosophical one after Confucius delved into and gave interpretation for it, with its essential principles capable of being employed for exploring anything in the world. There has been formed a specialized discipline, named Yijing studies, out of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of studies, annot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for Zhou Yi. It is a learning about changes, probing into the laws underlining the birth,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ing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looking at things in a perspectiv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wholeness, gain and loss and dialectic relation. Such a feature, of course, is especially compatible with translation research which is indispensable for human bilingual and bi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is intended in this thesis to trace the classical Chinese source of the theory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and eco-translatology through investigating into the essential thought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Key words: Yijing studies;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co-translatology

每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方式不尽相同，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就传统思维方式而言，西方重分析，中国重综合，二者应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易经》是中国古代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之首，自汉代以来形成的易学中的理论思维，带有永恒性，并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稍减其光辉，实可为今天人类的新思维提供养料或借鉴。《易》理源于自然，效法自然，是对天地的模写，与天地的法则相契合，包容了世界的一切法则，掌握了《易经》的原理就可以周知万物，普济天下。当代翻译研究毫无疑问也可从易学获得智慧的启迪，纠正偏颇。

      一、《易经》的基本思想
两千多年来，以阐释《易经》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易学，以其神妙莫测的形态、高度凝练的智慧、华美机智的言辞和独特的理论思维，渗透于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在对古代哲学、宗教、科学、文学艺术以及政治和伦理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发展成为一种哲学世界观，长期以来，成为中国知识界和文化人用来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工具。它用阴阳变易的法则阐释宇宙人生的一切事物，这种特色为中国所独具，而不见于其他民族和国家，如欧洲、印度和阿拉伯世界。
《易经》本为卜筮之书，用于占筮人事吉凶或论证人事，无非是要使自己的行为有个正确的方向，趋利避害，趋吉避凶。伏羲制八卦，文王将其增衍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至孔子作《易传》阐发义理，将其转化为哲学著作，其间“物竞天择”之理随处可见，精言妙语俯拾即是。阴阳二气千变万化，新新不停，生生相续，永无止境，这就叫做“易”。“物竞”反映的是植物、动物、人类之“易”，“天择”透露的是各种各样的规律及其刚性。
生态翻译学的前提是把翻译比喻为有生命的活物，而生命之所以为生命，就在于“有火”。据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科学家方以智（1611 – 1671）对易学的研究，天地之间充满了气，元气分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自相盘旋”，相互推移、转化，又分出五行之气，即水、火、木、金、土，五气各具阴阳之性，彼此相制而又相成，交相为用，最终又归于一气。方氏易学认为五行并非同等重要，因而提出了五行尊火说。他认为五行说到底可以归之为水火二行，如气候的变化归为寒暑，气体的变化基于水火，五脏则以心肾为主，心为火，肾为水。原因在于，水火二气乃阴阳的代表，在易学中，象征水火的坎、离二卦乃乾坤之正用。水火相较，方氏更推崇火气。其《周易时论合编》中专门写有《五行尊火为宗说》，以火为五行之尊，即推火为五行的宗主。他指出，火气无体，善于变化，所以能以其功能藏于万物之中，而又能生成万物。譬如人体，形骸五脏六腑十二经络，独以心火为君，肾水为臣，方能助生化食，滋养骨肉。火气不调则百病生，火散则百骸废。人之初亡，形骸俱在，待到火气消散，构成形体的四大要素土金水木，就会荡然无存。可见，以火为五行的宗主，即视之为事物运动变化和生命的泉源。（朱伯崑, 2003:193 – 194）这也是我们倡导生态翻译学的原因所在。在生态翻译学看来，翻译具有造物之功，所创造的译文应具有鲜活的生命，火之君存在于体内，译者又为这生命赋予了在译语环境中克服困难、健康生存的能力。
天地阴阳是万事万物产生的基因，所以《周易》首列乾坤二卦。这两卦体现着《易》的基本构架和精神，因而被喻为《易》的父母卦，即乾为万物之父，坤为万物之母。乾是纯阳，坤是纯阴，其余62卦都是由乾卦的阳爻和坤卦的阴爻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成的，故而掌握了阴阳，也就掌握了乾坤，亦即掌握了64卦，也就是说，阴阳是64卦构成的基本法则。这一点孔子在《系辞下传》中首次进行了阐释：“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宋祚胤，2002：291）这里顺便交代一下，我们所说的《易经》、《周易》、《易》是一回事，都是经过孔子编撰加工的《易》。
《易经》的基本思想，结合生态翻译学研究，笔者认为可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易简知从”三句话代表。
“乾，元亨利贞。”（崔建林，2007：2）这是乾卦的卦辞，意思是“创始、通顺、适宜、正固”。其中“利”是有利，指天道的运行适宜于万物的生存，普遍地把利益带给万物。可见，若不适于万物的生存、发展，使其利益受到损害，就是违背天道。
《象传》对乾卦解释的第一句话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由六个刚爻组成，乾象征天，特征是刚健，故此卦显示的意义就是天运行刚健。《象传》要说的是，君子要效法天刚健运行的天性，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培养自强不息的精神并付诸实践。这样，人、天就会相互适应。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崔建林，2007：15）这是坤卦卦辞的第一句，意思是有利于以母马为代表的阴类事物的正固。因为阳的特点是主动，阴的特点是从动，阴要随顺阳才能实现二者的和谐，不随顺就会失和，失去和就没有利，因为利的内涵是义之和。以牝马为阴类代表，是因为牝马拥有力大、顺从而耐力极佳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坤之德。
坤也有元亨利贞四德，不同的是乾为先导，坤为随顺。其元为生成；其亨是契合无间地随顺天道运行，把天的化生功能变成现实；其利指有利于阴类的正固；其贞指与天保持一致永远契合无间。
《象传》对本卦解释的第一句话为：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地势坤”与“天行健”互文见义，天动地静。天体运动，大地则顺应这种运动而变化。君子要由此受到启示，习得大地负载万物之精神，变大地的深厚为自己道德修养上的深厚，以博大深厚的道德承担起负载万物的责任。
清华大学(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盖出于此。无论是一个学校，还是一个人，只要有了这样两种特点相反而又互补相成的精神，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不能适应、发展呢？
“易简知从”的思想在《系辞上》中有非常清楚的论述：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位乎其中矣。（朱伯崑，2003：106 - 107）

从这段文字可知，易简之理有多么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功业的成就。乾用很简易的方式发挥它的主导作用，坤用很简易的方式发挥它的作成功能。如同男性和女性一样，男女结合而生子女。乾肇始，坤则与之紧密配合，形成64卦。 乾坤两卦分别是由阳爻 — 和阴爻– –  组成的，64卦尽管有384爻之多，但也不出阳爻 — 和阴爻 – – 的范围，所以说易简。很容易的事物人们就好了解，很简单别人就容易赞成并遵从。这样一来人家才敢亲近你，追随你干，事情才能办成。得人心才能长久不衰，一步步地成功才能发展壮大，那才是贤人追求的功业。一句话，行道的根本原理是简易。严复的“信达雅”简易，所以影响至今巨大。有些理论特别系统、繁复，但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原因何在？废话一吨不如微言一克。“造化”二字涉及乾坤二元之功，乾造坤化。细密深刻的翻译理论与推行翻译之道是相悖的，根据易理，若欲推行，必须简易。由此可知，翻译理论研究是象牙塔中的学问，宜孤芳自赏，不利于付诸实际，用处只在道的探讨本身。生态翻译学在翻译研究中必须贴近翻译实践，在系统探讨的基础上提炼出表述简捷的原理，才有可能在具体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引起译者关注，得到运用。在这方面胡庚申教授已做了大量的工作，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在翻译领域发出了中国话语的声音，难能可贵。

      二、翻译策略：见群龙无首，吉
翻译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适应”、“选择”、“保留”、“淘汰”现象，它们或是译者自觉的操作，或是其不自觉的自然生成过程，由此引发的深思，让胡庚申教授产生了一种冲动：“调换一个视角，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角度对翻译过程加以审视”。（胡庚申，2004：8）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扉页印着G?罗斯的渴望：“我们的确需要一种能够使我们真正回归于翻译工作的理论。”在许多学科研究“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国际性思潮中，胡教授锲而不舍地进行了十多年的多方面努力，成果卓著，都是为了让“翻译理论在历经了丰富、细繁的研究之后，回归到‘翻译生态环境’中去”。（同上：9）
“回归到‘翻译生态环境’”就是要尽可能贴近翻译的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译者面对一部即将动手翻译的作品，重要的是从翻译的目的出发，确定一种适宜的翻译策略。这是译者在具体的生态环境中必须直接面对的首要现实问题。

笔者以为，仅分归化与异化两种策略，恐怕过于粗疏，尽管为简便起见，一般性的讨论可以只用这种二元对立的概念。笔者提出，从极端的异化到极端的归化，中间存在着不同的异化和归化，可大体分为五种，如图所示：（孙迎春，2004：204）

                           
 
      （1）       （2）       （3）       （4）       （5）
极端异化    异化为主     异归均衡    归化为主    极端归化
                    （翻译方法分类图）
在《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同上：204 – 215）中，结合具体的译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兹不赘言。这里想把这一分类法和Lawrence Venuti、Schleiermacher所代表的翻译策略思想方法作一个比较，从而揭示出二者之间的差异。
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Lawrence Venuti的《译者之无形——翻译史视角》（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问世，里面使用了一对关键性术语——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和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中文译作“归化”与“异化”，因为不是单纯将其用作翻译方法，而是结合西方翻译的历史和政治加以阐释，很有力度，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关注。
其直接源头是德国早期思想家Schleiermacher1813年6月24日在柏林皇家科学院作的一个学术演讲，题为《论翻译的方法》（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说“翻译只有两种方法，不是译者不打扰作者，尽可能让读者靠拢作者，就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拢读者。”(Venuti, 1995: 19-20) 韦努蒂，这位敏感的美籍意大利学者灵感闪现，决意就此大做文章。他把归化–异化这一悖论放在政治、历史、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中，认真考察了从十七世纪迄今的西方翻译状况。
归化在Venuti笔下罪过很大，简直令人发指。他在书中揭示，归化的翻译在殖民状态下反映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即弱势文化均须听命于英美强势文化，在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和强化殖民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归化的翻译与殖民主义者形成了共谋，或者更明确地用中国人的习惯说法，归化的翻译充当了殖民主义者的工具或帮凶。它一则被广泛用来实施话语权力，进行文化侵吞，二则潜移默化地在殖民地人民的意识中持续不断地强化其对于自己弱者身份的认同。这样，归化翻译的罪过可就大了。于是，它在后殖民主义翻译批评中遭到了无情的指责和唾弃。
韦努蒂慷慨陈辞，揭示说归化是英美文化认准了，并置于支配地位的策略，这种选择与英美文化及他国文化之间不平衡的文化关系恰相吻合。他更进一步指了一条出路给译界：既然归化服务于更大的英美主旨，而不是自然采用的翻译策略，那就有必要将其从支配地位上推翻，方法是诉诸于悖论的另一个方面——异化。即在生成的语文本时故意打破的语惯例，手段是刻意保留反映原文异国情调的形式成分。这种意念来自施莱尔马赫的第一个选择：“译者不打扰作者，尽可能让读者靠拢作者”。他说施莱尔马赫选择的正是这种让读者靠拢作者的策略，而非相反。 
    可见，Venuti、Schleiermacher的观点反映的正是西方“非此即彼”的哲学倾向，而中国的易学哲学则是迥异其趣。如《象传?睽》说：“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睽”字意为一只眼看东，一只眼看西，矛盾如同水火。上面是烈火，下面是泽水，二者势不两立，我们从中受到启示，要异中求同，同而存异。势如男女性别有异，这固是离异、相斥之象，但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面：男的要找女的为妻，女的要找男的为夫，男女相爱的心愿相通。男女结合，生命方能延续。归化与异化之间的关系正是如此，不能认为二者不共戴天。前面笔者将翻译策略分为五种，每一种都各有自己的异归关系，各种之间又是异而互补的情况，搞得好时便会很和谐。
青、赤、黄、白、黑，五色不同，而画家可用它们画出统一华美的画卷；宫、商、角、徵、羽，五音不同，而音乐家可用它们谱出协调优美的乐章；稻、黍、稷、麦、菽，五谷不同，其滋养于人则无异。五种翻译策略，分开来可成为不同译家的不同选择；合用在一篇之中，有译家的高超运化，五彩缤纷的译文便会呈现眼前。
位居《易经》之首的乾卦说：“见群龙无首，吉。”这是说，乾卦总起来看，像出现一群龙，各有各的地位、情态与施为，没有带头的，这很吉祥。从哲理上看，实指周而复始，循环无端，恰如天道运行，斗柄旋转，四时更替，日出日落。翻译五法的交替使用，自然不能和自然现象那样有严格的规律，但在循环无端上亦无二致。

       三、和谐是最高境界
《彖传?乾》说：“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指最和谐的状态。阴阳二气相互吸引、相互推荡、相互胜负、相互屈伸，是为太和。根据宋朝张载（1020 - 1077）和明朝王夫之（1619 - 1692）的阐释，“世界上万事万物之间虽然存在着相反相争的情况，但相反而相成，相灭而相生，总起来说，相资相济是主要的，对立面的和谐是运动变化的源泉和归宿。如张载所说‘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王夫之所说‘天地以和顺为命，万物以和顺为性’（《周易外传?说卦》）。这是易学中太和范畴所表示的根本观点。”（朱伯崑，2003：173）提出翻译策略五分法，一则是要在文本外（extra-textual）层面上真实地反映翻译策略分布的实际情况，二则是要在文本（intratextual）层面上追求在一个翻译行为中综合运用各种译法的和谐境界。
文本外层面涉及不同译者之间的比较，每个人各有自己的选择。极端异化、异化为主、异归均衡、归化为主、极端归化，这五种策略都会不同程度地有人使用，按照易理，异归均衡最为适切。异化为阴，归化为阳，二者均衡，恰如天地相交，感应流通。独阳不生，孤阴不长，天地不交，阴阳不通，万物无由产生，自然更谈不上生存、成长，这是《周易》最基本的思想。异化与归化，一阴一阳，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补充，缺一不可，二者呈现均衡状态，即呈通泰吉亨之象。极端异化与极端归化也并非纯粹的异化或纯粹的归化，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文本内层面指一个单独的翻译行为所涉及的译语语篇。一篇话语的翻译可涉及三至五种方法，分量各有不同。比如一篇一千个句子的译文话语，有500个句子属异归均衡，200个属异化为主，200个属归化为主，50个属极端异化，50个属极端归化，如果是这种情况，整体上就是阴阳平衡的象，就非常好了。各方法之间的比重自然可互有进退、增减、消长，只要是自然、和谐的，合乎信达雅三原则，就会成就一篇好译文。如果在整体上体现了另外的四种情况，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偏颇，偏颇越大，距离要求越远。
五种策略的不同，是阴阳相推，异归消长的反映，每个策略都是一种异归关系。在翻译过程中，从一种转换为另一种，应当是一种自然的变化，是译者的最佳选择。在Venuti和Schleiermacher看来，似乎一个人只要选择了异化与归化中的任何一个，就必然会、也必须要持之以恒，永不变更，这样说其实并不符合实际，如付诸实施则是不妥的。《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是讲《易经》里所论之道变化无常，不能机械待之，要根据情况随时变化。译之为道正是这样，要唯变所适，不执一端。即便你的主要倾向是归化，尽可能地归化，也有不得不异化的时候，如林纾把honey moon 译作“蜜月”，还作了注释加以说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林语堂是特别讲究译语之通顺的，说“无论何种语体于未经‘国化’以前都是不通，不能以其为翻译而为例外。”（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等, 1984: 269）但他首创把humor翻译成“幽默”，不但用的是异化方法，而且还让它在汉语里生了根。反之亦然。
因此《系辞?下》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话是特别符合翻译实际的，不随时变通，拘泥一种机械的观念，就会死于句下。各种翻译策略互异而互补，“异”故丰富自然，“补”故和谐高效。所谓“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系辞?下》），单一的译法是没有出路的。
《象传?旅》说：“‘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是讲客旅于途中，虽然得到生活所需的资财器物，但因不是在自己的家中，心里并不快活。现在，我们建立了生态翻译学，既可用中国话语论译，又可中西结合，实现翻译研究的最高境界，可谓得其位矣，资材器物亦丰，如在家中指点译域江山，心中感到快活了。




主要参考书目：
崔建林. 周易全书.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宋祚胤注译. 白话易经. 长沙：岳麓书社, 2002.
孙迎春. 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 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 - 1948）.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朱伯崑. 易学基础教程.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3.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010-11-9澳门生态翻译学国际研讨会宣读）


[作者简介] 孙迎春，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译学词典。
[电子信箱] sychun@sdu.edu.cn
[联系电话] 0631-5688646（home）;5688104(office);1386303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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