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翻译研究中的“有机论”
Decipher Theories of Organism in Translation Studies


摘要：翻译研究中因对“翻译”概念和“翻译主体”的界定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翻译研究领域。尽管传统的“科学主义”和“有机论”之间存在激烈的争执，然而通过对不同翻译研究领域中的“科学主义”和“有机论”的讨论，我们发现：二者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关键词：科学主义，有机论，翻译研究，翻译主体

Abstract：Based on the difference in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and of subjects in the system of translation, different field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ay be outlined. Though people of scientism and theorists of organism argue bitterly against each other, we find that theory of scientism and theory of organism are in fact an integrated whole through discussion of ideas of these two schools reflecte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Keywords：scientism, theory of organism, translation studies, subjects in the system of translation


一、引言
翻译活动作为一种古老的人类活动，其起点或许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起源。无史料可查的姑且不论，国外的也暂放一旁，就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翻译活动而言，自周代以来直到现当代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马祖毅等撰写的《中国翻译通史》（2006）共五卷，对中国这三千多年的翻译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本书“现当代部分（第4卷）”的第11章（391-406）主要对中国最近三十年（不包括2006年之后）的翻译研究进行了梳理，为我们进行下一步的翻译探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方梦之（2006（1）：6）曾指出“到了90年代，文化转向又把翻译研究带入了无边无涯的茫茫学海”，而“文化”却是立体和不断发展的，这样一来，“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就意味着对翻译的“‘整体’透视”，言外之意，之前的翻译研究大体都是对翻译的“‘部分’透视”。从“整体”和“部分”两个基本概念出发重新梳理现当代的翻译研究，我们可以尝试将其划分为“科学主义”翻译研究和“有机论”翻译研究两大基本领域，尤其需要对后者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

二、“有机论”与“科学主义”辨析
孙道进（2007（3）：20-21）在其《生态伦理学的四大哲学困境》一文中谈到“科学主义”和“有机论”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有机论的思维方式与科学主义思维方式是认识论中对立的两极”以及“‘科学的’，就不是‘有机的’，‘有机的’就不是‘科学的’”，并指出：有机论的思维方式是“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认为事物间的有机性决定了人对世界的认识只能从整体性、综合型的维度加以‘直觉’，或‘感悟’，而不能把它肢解开来单独观察或实验”，而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把世界看成是孤立事物的机械组合，看成是可以用数学或物理方法加以分析和还原的、无生命的物质；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把复杂的分解为简单的、把高级的还原为低级的是它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可见，他强调的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有机论思维方式之间的区别。诚然，传统的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有机论思维方式之间的确存在这种似乎“水火不容”的区别。但是，通过仔细辨析又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的不可调和。
以众所周知的“后天八卦”为例。在“先天八卦”中，“火”的卦名为“离”，“水”的卦名为“坎”，“离”和“坎”可组合成“后天八卦”中的最后两卦——“既济”卦和“未济”卦。坎上离下构成“既济”卦，离上坎下构成“未济”卦。对此两卦，余敦康的解释是“‘既济’就是万事皆济，所有事情都已成功。……水火既交，各得其用……”（2007:315-16）；“‘未济’是事业尚未成功的意思……水火不交，背道而驰，不能相济相用”（2007:320-21）。可见，“水”与“火”之间“容”与“不容”的根本问题在于二者如何配合，而不在于二者本身。如此看来，“科学主义”与“有机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关键也在二者的“配合”上，配合不当则“未济”，配合得当则“既济”。试想：有机论思维方式诚然强调“整体”和“综合”，难道就必然要否定“局部”和“分析”的价值吗？同样，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强调“局部”和“分析”，难道就必然要否定“整体”和“综合”的价值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同时，对于“有机论”而言，其反义词应该是“机械论”，而《辞海》中对“机械论”的解释却是“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夏征农，2000：1511）；“有机论”顾名思义应该是“整体论”，然而《辞海》中对“整体”的解释却是“构成事物的诸要素组成的统一体……整体与部分是对立统一的……（二者的）辩证关系要求在认识过程中将分析和综合统一起来”（同上，1651）。同样，在“科学精神”的解释条目中有“……倡导……科学是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主张科学的自由探索……对不同意见采取宽容态度，不迷信权威……”（同上，2110）。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令人困惑的问题：到底是“有机论”更“科学”呢？还是“科学主义”更“迷信”呢？显然，孙道进先生对“科学主义”和“有机论”的解读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对于翻译研究而言，如果侧重“分析”和“局部”则可划归于“科学主义”的翻译研究；如果侧重于“综合”和“整体”则可划归于“有机论”的翻译研究。此时所谓的“科学主义”和“有机论”都没有丝毫贬义，都只不过是因为各自的侧重有所差别而被贴上的“标签”而已。然而，“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却是相对的，譬如：“个人”相对于其所属的“团体”（整体）来说是“局部”；“团体”相对于其所在的“社会”（整体）又是“局部”。这样一来，要分清楚哪些属于“科学主义”的，哪些又是属于“有机论”的，就变得非常困难。正如蔡新乐（2005：257-60）提出要认识翻译本体的“可能指向的一个思路——‘翻译的人’”，笔者认为：而要搞清楚一种翻译研究到底是“科学主义”的还是“有机论”的，关键就在对“翻译主体”的界定上。

三、符号、文本、信息体、主体
自2010年至今的十年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涉及“符号学”关键词的论文就多达3000多篇，内容几乎涉及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可见，“符号学”被誉为人文学科普遍方法论的说法并不为过。我们可以结合符号学思想，首先讨论“符号”、“文本”和“信息体”三个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它们与“主体”概念的关联。
1、 “符号”、“文本”与“信息体”
王铭玉（2004：94-174）和Daniel Chandler(2009)的《符号学入门》（Semiotics for Beginners）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符号学”的发展过程。综合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发展脉络简化为“索绪尔语言符号的二分→皮尔斯的语义三角→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这条主线。
⑴ 索绪尔的“符号”观
Daniel Chandler(2009)将索绪尔的符号观解释如下（如下图1）。      
 
图表 1
“符号”（sign）是“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统一体，两边的上下箭头表示二者是相互作用的。如果我们去掉两边的上下箭头，将上图稍做变形如下图2，可以看出：Chandler的表述很像我们中国的“太极图”，“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就是一对相互作用且不可分割的“阴阳”统一体。
  
图表 2
⑵ 皮尔斯的“符号”观
Chandler(2009)将皮尔斯的“语义三角”图示如下（图表3）。 






图表3
其中sign vehicle指the form of the sign（符号的形式）；sense指the sense made of the sign（符号的意义）；referent指what the sign ‘stands for’（符号所指称“概念”）。其中sign vehicle（皮尔斯的术语是representamen）相当于索绪尔的signifier，referent（皮尔斯的术语是object）相当于索绪尔的signified，sense相当于皮尔斯自创的新词interpretant，图中虚线代表“指符过程”（semiosis）即A和C建立关系的过程。综合皮尔斯的思想和索绪尔的术语，我们不妨将上表变形如下图4。 
 
图表4
完整意义上的符号sign是三角构成的统一体，王铭玉（2004:118）将其表述为S（sign）=R（relation）（M，O，I），M（medium）指图4中的signifier，O（object）指图4中的signified，I指图4中的interpretant。
对照图1索绪尔的符号观和图3皮尔斯的符号观，可以看出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图1中两边的上下箭头表明signifier和signified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皮尔斯的语义三角中较索绪尔多了一个interpretant，其核心意义也是说signifier和signified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是需要通过不断解释（interpretant）而建立新的联系的。换言之，无论是索绪尔还是皮尔斯都不认为“符号”（sign）是“死”（或称“静止”）的，而是一个“活”（或称“动态”）的存在。
⑶ 洛特曼的“符号”观
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是“文本”（TEXT），康澄（2005：42-45）、郭鸿（2006：4-5）等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按照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观点，“‘文本’就是信息，是信息的生产、传递和储存，是符号活动”，“大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个文化，小到一个事物都可以是‘文本’”。根据这种符号学思想，由于每一个社会中“人”都是一个文化个体，那么每一个社会中“人”都是一个“文本”；一个事物诸如一部文学作品或考古发掘出来的一件文物等都是人文精神的凝聚，当然也是“文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显然可以看作 “文本”之间的对话；“人”对不以“人”的形式出现但却是人文精神凝结的“文本”（诸如文学作品或某件文物）的“解读”当然也可以看作“文本”之间的“对话”。“作品的接受者不仅仅是听者，还是创造者”（王铭玉，2004:172）——显然本句话指的是：读者在听“作品”（即“文本”）诉说，同时读者又在创造性的理解。尽管洛特曼没有明说非“人”形式的“文本”是“主体”，但“作品的接受者…不仅仅是听者”这种思想显然是把以非“人”形式存在的“文本”看成了“正在诉说”的“主体”。
这样一来，根据洛特曼的这种符号学思想，以上几个图中的SIGN均可换用TEXT一词来表示。如果用图表4来解释的话，interpretant表示TEXT具有的“潜在信息”可称为message；signifier相当于“文本”（TEXT）的“形式”（form）；signified相当于“文本”（TEXT）的“内容”（content）。然而，一个“文本”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也就是说一个“文本”必然要和其它“文本”进行交流，这样“指符过程”（semiosis）意味着“文本”是在不断“运动”的。在与其他“文本”的交流中，该“文本”的“形式”和“内容”通过不断运化（指符过程）产生“现实化的信息”，我们不妨称其为realized message。
⑷ 信息体
顾名思义，一个“信息体”应该是由“信息载体”（message carrier）和“信息”(message)的统一体。结合洛特曼的符号学思想，我们可以说：“信息体”就是“文本”（TEXT），“信息载体”应该是“形式”（form）和“内容”（content）构成的统一体，一个“信息体”在与其他“信息体”的交流中不断产生“意义”（realized message或可称为significance）。这样一来，皮尔斯的“语义三角”和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思想中“文本”概念之间的关系可用图5表示，其中“形式”和“内容”之间形似“太极图”的符号表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二者的统一体就是“信息载体”（carrier of message）。
 
图表 5
对于一个以“人”的形式存在的“主体”来说，“他”显然是一个“信息体”——一个由其所有的外在表现形式（包括其音容笑貌、一举一动以及狭义的“语言”）所组成的“信息载体”以及由该“载体”所携带的“潜在信息”组成的“统一体”，在与其他“主体”交流中使其“潜在信息”现实化。显然，在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意义上，“人”这个“主体”就是一个“文本”即“符号”。
2、 主体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主体”是具有意识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现实性的“人”，“客体”是“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对象，物质世界本身并无主客体之分（夏征农，2000：1452）。显然，根据马哲在社会学意义上对“主体”的界定，只有以“人”的形式存在的“信息体”才可能是“主体”，其它的都只能是“客体”，是“主体”实践的对象。如果尝试从符号学意义上来界定“主体”概念的话，我们将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人类精神投射的所有事物都可能成为“主体”，否则，考古领域经常谈到的“古今对话”就没有可能，而只能称为“现代人对古代的单向解读”；同时，如果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话，那么人类也就不再是孤独存在于宇宙中的唯一主体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就变成了人类和世界的“交流”和“对话”。这样一来，通常所说的各种“间性”包括“主主关系”、“主客关系”、“客客关系”也就演变成了各种不同类型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各种不同类型主体都处于某种相互依赖的“生态链”之中。各类“主体”都是由“信息载体”和“信息”组成的“阴阳统一体”；各类主体及主体群之间组成各种类型的相互作用的“阴阳关系”以及“阴阳关系链条”，在相互作用中一方面促进各阴阳关系对儿中的阴阳双方的变化，一方面还可能促使新事物（新的主体）的产生；各种主体及主体群之间由于这种阴阳作用，个体或群体有生有灭，生者发展，灭者则丧失原来的主体身份而变成其他主体的构成要素，融入到生生不息的宇宙演化长河之中。

四、四种不同翻译研究领域的“有机论”
    由于“整体”与“部分”（局部）的相对性增加了解读“科学主义”和“有机论”的难度，在此我们不妨将生态学中“生态系统”意义上“整体”性看作“有机论”的标志性特征。同时，由于“翻译主体”是翻译系统的核心要素，因此我们可以选择几个有关的维度来讨论翻译研究的不同领域，进而认识不同的“有机论”。
    1、 四类不同的翻译研究领域
   现当代的翻译研究似乎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其一，要不要摆脱“人类中心论”，将翻译研究领域扩大至人类社会之外；其二，要不要接受George Steiner（2001:1-50）“理解也是一种翻译”的观点，将通常认为“翻译过程”包括的“理解过程”和“表达过程”都分别打上“翻译”的烙印；其三，要不要将不以“人”的形式存在却有“人”的精神投射或凝聚的“文本”（如周朝伟（2010（3）：17）提出的“信息功能主体”）也看作类似“人”的“翻译主体”。
鉴于此，翻译研究的领域可以用以下的三维坐标（图表6）来表示，X轴从原点O起的正方向表示“坚持‘人类中心论’”，负方向表示“摆脱‘人类中心论’”；Y轴从原点O起的正方向表示“不接受‘理解也是一种翻译’的观点”，负方向表示“接受‘理解也是一种翻译’的观点”；Z轴从原点O起的正方向表示“不接受‘信息功能主体之类的文本也是翻译主体’的观点”，负方向表示“接受‘信息功能主体之类的文本也是翻译主体’的观点”。这样一来，“狭义翻译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是占据本三维坐标系所划分的八个象限空间之一，如图表7所示；接受“理解也是一种翻译”的观点之后翻译研究的空间扩大了一倍，如图表8所示，此时的翻译研究领域可以称为“拓展的翻译研究领域”；如果同时也接受“信息功能主体之类的文本也是翻译主体”的观点，那么，翻译研究的领域在图表8所示的大小基础上又扩大了一倍，即扩大到“狭义翻译研究”领域大小的四倍，如图表9所示，此时的翻译研究领域可以称为“广义翻译研究领域”；与此同时，如果摆脱了“人类中心论”的话，那么“翻译研究领域”的大小就是如图表6所示的这个三维坐标八个象限空间的全部，或可称为“最广义的翻译研究领域”。
 
图表6
 
图表7
 
图表8
 
图表9
2、 四种形态的“有机论”
根据以上划分的四种不同的翻译研究领域，我们可以划分出四种不同形态的“有机论”。
⑴“生态翻译学”意义上的“有机论”
在图表7所示的“狭义翻译研究领域”，只有“人类”才可能成为“翻译主体”，只有“理解过程”和“表达过程”结合在一起的“翻译过程”才能称得上“翻译”，而以非“人”形式存在的“文本”（如“原文”和“译文”）只能是没有生命的“媒介”。胡庚申（2004；2008；2010）和许建忠（2009）将“生态学”思想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系统看作一种“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在这种“翻译生态系统”中，组成“翻译有机体”的“细胞”只有“译者”一种，类似于草履虫之类的单细胞生物或单细胞生物的群体，其他的因素诸如作者、读者、赞助人、出版商、翻译研究者及翻译评论者等以及社会上的其他相关要素都属于影响该“有机体”的“生态环境变量”。无论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思想还是许建忠的“翻译生态学”思想都是对“翻译”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研究。显然，他们的思想属于本研究领域的“有机论”。 在此领域的其他翻译研究或可划归于“科学主义”的研究范畴。
⑵“社会有机体”意义上的“有机论”
在图表8所示的“拓展的翻译研究领域”，“理解”是一种“翻译”，那么“表达”自然也是一种“翻译”，否则“理解过程”和“表达过程”结合在一起怎么就成了“翻译过程”呢？统而观之，无论是翻译系统中“译者”的“翻译过程”、“作者”的“写作过程”、“读者”的“阅读过程”还是“赞助人”等的“协调过程”等，无一没有“理解过程”和/或“表达过程”的存在，也就是说：翻译系统中的每一个“主体”（即以“人”的形式存在的“主体”）都在进行着“翻译”。在这个翻译研究领域中，正如杨武能（许钧，2003：348）所说的“作者、翻译家和读者都是翻译主体”，此时的“翻译有机体”的“细胞”种类复杂了，如果同时将直接或间接影响翻译活动的其他要素也包括在“翻译主体”的范畴之内，那么此时的“翻译有机体”就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有机体”，因为社会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得开“理解”和“表达”。在此翻译研究领域，“原文”或/和“译文”虽有某种程度的“主体性”，如许钧（2003：353）认为“文本不仅是作者主体的创造物，而且实际上是作者主体的一部分”， 但它们充当的仍然是“媒介”的角色，只能称之为“物”而不是“人”。由各种不同种类的“细胞”组成的这个“翻译有机体”加上相关的“生态环境变量”（即影响各“主体”的社会以及自然环境要素等）之后就可以构成一个“生态系统”，这种翻译研究就事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意义上的“有机论”，而不加生态环境变量的翻译研究或可划归于“科学主义”的范畴。
⑶“符号”意义上的“有机论”
在图表9所示的翻译研究系统中，尽管仍没有摆脱“人类中心论”，但是经由人的精神投射（或称“文本化”）的“事物”都成了“翻译主体”。此时的“人类社会”就不仅仅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中所谈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人类社会”，而是在一个“符号化”了的世界之中包括“人类”以及有“人”的精神投射到的一切“事物”（包括具象的“自然万物”以及“一切抽象的事物”诸如“历史”、“民族文化”等）所组成的有机整体。此时的“翻译主体”不但包括“社会人”也包括一切以非人形式存在的“文本”，整个翻译系统就是由各种“翻译主体”构成的类似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的“翻译有机体”，再加上其“生态环境要素”就构成了“符号世界”中的“翻译生态系统”。对该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就是“符号”意义上的“有机论”。
⑷“宇宙哲学”意义上的“有机论”
如果摆脱“人类中心论”，也就是说“翻译主体”不再局限于“人”以及经由“人”而“文本化”的事物，那么，首先可以进入翻译研究系统的是现代宇宙学至今并不否认其可能存在的“地外智慧生命”以及由“他们”精神所投射到的一切事物。所有“智慧生命”以及由“他们”的精神所投射的一切事物所构成的“翻译有机体”，加上相关的“生态环境要素”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翻译生态系统”，对于该系统的研究或可称为“宇宙哲学”意义上的“有机论”。此时的“翻译主体”或可限定在“智慧生命”以及有“他们”精神投射到的一切事物。如果不局限于“智慧生命”甚至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以及由“他们”的精神所投射到的事物的话，整个翻译系统就变成了一个“符号化”了的“整体宇宙”，所有事物都是“主体”，所谓的“生态环境要素”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对于某个或某些“主体”而言，所有其他的都是“生态环境要素”。
    

五、结论
基于“生态系统”意义上“整体”性，我们可以将翻译研究中的“有机论”分为以上四大类。然而，如果我们将“整体—综合”和“局部—分析”分别看作“科学主义”和“有机论”的标志性特征，那么在上部分所谈到的四大类“有机论”中，后面的每一个相对于前面的来说都是“有机论”，而前面的相对于后面的每一个来说都是“科学主义”。再比如，许钧的《翻译论》相对于蔡新乐的《翻译本体论研究》来说或可称为“有机论”，后者或可称为“科学主义”，因为前者讨论的是“整体”，后者讨论的是“局部”；然而，基于同样的理由，后者的《翻译本体论研究》相对于前者书中第一章的“翻译本质论”来说或者也可以称为“有机论”。可见，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有机论”都是对翻译系统的有益透视，传统意义上所谓的二者“水火不容”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正如《易经》中的“既济卦”：单一的“火”（离）或者单一的“水”（坎）都形不成“既济卦”，只有通过恰当配合（坎上离下），二者才能相互交融而形成统一的整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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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ber.ac.uk/media/Documents/S4B/semiotic.html. 07/02/2009 20: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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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许钧．翻译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16]余敦康．周易现代解读[M]．商务印书馆．2007．
[17]周朝伟．从“有机体”角度整体透视翻译系统[J]．上海翻译．2010（3）：16-20．



































※ 本文是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易学视角：翻译的性质与规律”的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J10WD77

解读翻译研究中的“有机论”
周朝伟，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 710063
孙迎春，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研究所，山东威海264209


Decipher Theories of Organism in Translation Studies
Zhou Chao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 Law, Xi’an, 710063
Sun Yingchun, Schoo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 Weihai, 264209

[作者简介] 孙迎春，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译学词典。
[通信地址] 山东威海市文化路山东大学翻译学院  邮编：264209
[电子信箱] sychun@sdu.edu.cn
[联系电话] 0631-5688646（home）；13863030317
[作者简介] 周朝伟，文学硕士，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西方文化比较。
[通信地址] 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94＃，(西安市长安南路300号) 邮编：710063 
[电子信箱]  zhouchaowei1969@163.com
[联系电话] 13152121265


(图表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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