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4日，被西方舆论界称为“西方近五十年来最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马撒葡萄园岛溘然长逝，亨年81岁。虽然选择在西方文化中极具象征意义的平安夜离去，但他亨有盛誉，同时也饱受争议和批评的“文明冲突论”，却在当今世界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社会生活中，冲击着人们的思想，既给人以启迪，亦使人疑惑和忧虑。毫无疑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已成为20世纪末人类思想天空中一颗明亮的星，只要没有云彩的刻意遮蔽，便会在暗夜里熠熠生辉。

上世纪8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欢腾。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豪言人类社会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已经到来，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全球性冲突将不复存在，未来的人们亦将不再致力于令人振奋的思想斗争，将只流于解决世间单调的经济和技术问题。这将是一个索然寡味的世界！然而，亨廷顿却异常冷静地将研究伊斯兰教学者伯纳德·刘易斯“文明的冲突”这杆枪接了过来，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形势和世界秩序进行了冷峻、简约，当然也是极富个性的概括和解读。他先是在1993年的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继而于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详细阐述了他的“文明冲突”思想。在这部后被译成二十几国文字的蜚声世界的著作中，他对“冷战结束后主导世界局势稳定发展的力量必是文化和文化认同”这一命题进行了全面、深刻又富有个人创造性的解析，其要点大致为：1、冷战以后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在这个新世界中，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一个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是最大的“我们”。2、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这些不同的文明之间在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观等等方面有着重大的差异。世界各国文化上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间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而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重要且主要的特征。3、文明之间的力量均势正发生着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造成了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4、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5、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起核心国家努力制止这些战争。6、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是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并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

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论面世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既有赞同，也有批评，但更多的是争议。有人批评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定义及其划分的标准不够精确。也有人认为构成国际政治中心成份的仍是国家、民族、利益、权力、经济、战略、领土主权等因素，文明至多是一个间接因素。由于亨廷顿在该理论中把中华文明列为西方文明的两个主要假想敌之一和主要的竞争对手，引起了中国大多数学者的义愤和不满。他们一方面批评亨廷顿对东方文化的无知、浅薄和妄言，另一方面坚持认为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矛盾才是国际冲突主要根源，意识形态、文明、价值观等方面的冲突只是利益冲突的表象，国家、民族是利益的主体，而文明不是。还有一些学者对冷战后伊斯兰势力是否构成一个政治整体以及伊斯兰世界是否真的构成对西方的严重挑战提出了疑问。更有学者认为超越国家、民族、种族界限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能否形成以及西方人是否真的愿意与其他人共亨资源和价值观提出置疑。

这些批评和争议若从单纯的学术细节上看，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正如亨廷顿自己在该书中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换句话说，他自己给这本书的定位是思想库中做决策参考的著作。作决策参考的思想性著作可以不必太拘泥于学术的陈规，也不必太在意细微材料的堆砌和论证，重要的是表达一种看问题的视角或一种思维的方式。笔者曾对“文明”一词作过较详细的梳理，发现它具有三种涵义：一是指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处于高级阶段的社会状态，如历史学家把有城市、使用铁器和文字，或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人类社会称为文明阶段即是其例。二是指具有自身特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文化形态，在这种文化形态中生活的人们藉着共同的生命样式能实现相互认同，提供文化身份，如古希腊文明、玛雅文明等。三是指认同上述特定文化形态，拥有较广大的地域和较众多的人口，具有历史主体性且有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整合力、动员力的文化实体——文明体。这最后一种意义上的文明，不仅涵括独特的文化形态，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群体间可能发生的互动甚或冲突中的大型地缘-利益单位。亨廷顿就是在这种涵义下阐述他的文明冲突理论和设想的，这也正是他与一般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化学家旨趣不同的地方。环顾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热点地区的冲突和纷争，如科索沃、中东、阿富汗及前苏联地区，以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开展的“颜色革命”，对崛起中的中国所展开的特殊的“价值观外交”行动，等等，似都暗证了亨廷顿理论的逻辑和思维方式并不是虚言。

其实，文明体间的文化传播、扩张、冲突和战争，在亨廷顿旗帜鲜明地加以理论标榜以前，早已是国际社会司空见惯了的常态。德国的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英国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法国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等都对文明体兴衰成败规律的研究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只不过对当今世人思想冲击最大、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亨廷顿。依笔者之见，将中国从睥睨天下的“天朝上国”拉入半殖民地深渊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若从不带感情的纯客观的角度看，就是一场以工业化和商品经济为基本特征的新兴的资本主义文明与以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本特征的古老农业文明的一场大碰撞和大冲突。这场碰撞和冲突，因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是注定要发生的，不幸的是作为古老农业文明典型代表的中国被动地充当了新兴资本主义文明“雄起”的垫脚石。碰撞和冲突的结果是世界范围内农业文明的衰落，新兴工业文明占据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实至今还在刺激着有血色的中国人的神经和情感。

不要说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体间的冲突经常发生，就是在同一文明体系内，不同亚文明体间的碰撞和冲突也是层出不穷的。笔者在由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著作《核心与边缘》中就曾认定：我国清雍正十三年（1735）完成的“改土归流”运动，就是在古代中华文明体系内，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以精耕细作定居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为统治方式的占主流地位的汉文明对边鄙少数民族地区后进的原生文明所推行的强制性的文明传播和文明整合。整合的结果是清代中华文明体的空前壮大和繁盛（史称“康乾盛世”）。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在阐述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曾说过：“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为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为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综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诚如费先生所言确有一个凝聚中国境内各族的核心或令四周边鄙向往的一个中心，但在历史与现实生活中，这个中心不是费先生所说的汉族这个族体，因汉族人与国内其他民族人员的交往中，民族意识的薄弱是众所周知的。这个凝聚的中心当是以汉族为代表的在当时国内各民族人群眼中属于“先进水平”且为大家所景仰的“汉文明”。汉族和中原地区建立王朝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并不是以血统或种族的形态去吸引和统合别族，主要是以发挥“文化”或“文明”影响的方式来起到这个核心和凝聚作用的。

以往世界历史中的文明冲突，多是以残酷的战争作为最后的诉求方式，所以亨廷顿的理论甫一面世，使得善良的人们惊慌不已，甚至有点惶惶不安。特别是亨廷顿在该书结尾部分悬置了2010年以后，爆发了以美国、欧洲、俄罗斯、印度联手为一方，中国、日本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为另一方的文明冲突，并导致了全球战争的预言，既让人觉得有点耸人听闻，也让人感到有点忧心，生怕这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综观《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亨廷顿显然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而是一个西方白人主义者，是一个西方欧洲文化优越论的“先天下忧”者。亨廷顿书中所体现的强烈的以西方欧洲白人文化为中心的意识当然应该受到学术界的批判，但作为美国学者，他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的“先天下忧”精神值得敬佩，他的文明冲突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和闪光点也值得我们中华学子汲取和发扬。当然，历史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文明体间的冲突和碰撞尽管不可避免，但不应以战争为最终的诉求方式，似亦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和支持。被亨廷顿视为利益不两立、文明又相悖的美国和中国，自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尽管摩擦不断，亦已和平共处了30年。在当今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中美国和崛起中的中国更是成了相互的利益攸关方。可见不同的文明体之间的冲突也并不是非得以武力或战争的方式才能解决的。1997年底，亨廷顿在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作序时曾许下一个愿望：“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斯人已逝，但愿他“文明对话”的愿望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愿景并成为人们为之共同奋斗的主旋律！

 

2009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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