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我失去了武汉大学的两位恩师。2022年5月13日中午12时16分张巨青教授在武汉长眠，享年88岁。2023年1月12日20时桂起权教授在武汉安息，享年83岁。我就像茫茫大海中漂泊的小舟，顿感手足无措！你们就这样悄然离去，谁来指点我们学术的迷津呢？

我1991年至1994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跟随郁慕镛教授攻读逻辑学硕士学位，那时，我知道郁老师和桂起权老师都是武汉大学张巨青科学逻辑共同体的骨干。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张巨青主编的《科学逻辑》一书的扉页上，我们可以看到15个编者，其中就有桂起权老师和郁慕镛老师（我后来才发现编委中的刘文君老师是我的师母，既是逻辑教学名师，也是才气横溢的哲人）。在三年硕士期间，郁老师指导我研究德国逻辑学家希尔伯特和阿克曼的逻辑理论，也研读《科学逻辑》。1993年，郁老师带我去武汉大学参加国际科学哲学和科学逻辑会议，我在这次会议上初次见到张巨青和桂起权两位老师，张老师瘦削精干，目光如炬，单刀直入；桂老师高大帅气，温文儒雅，谦逊包容。我当时并不知道以后会跟他们结下深厚的学术之缘。

硕士毕业后，我到东南大学工作，学术思考开始转向科技哲学，特别是张巨青老师创建的科学逻辑。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首创，科学逻辑不是纯思辨的逻辑，不是科学方法论，也不是科学史，但它把三者融贯为一个新的体系。它不是关于推理和论证的纯逻辑，但它融入类比、归纳和演绎的逻辑方法；它不是指导科学研究的纯理性方法论，它承认非理性的直觉、想象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不是记录科学成就的科学编年史，但它的纲领可以指导科学史的重建。《科学逻辑》第二章“比较与分析”由郁慕镛老师执笔，附录“西方科学逻辑方法论发展概要”由桂起权老师执笔。还有其他各个章节，老师们文笔之简洁、思路之清晰、思想之新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个新体系吸引了我！1995年，我已经由东南大学助教晋升为讲师，但我决定去武汉拜师，探寻科学合理性之谜。

1996年，我报考了武汉大学外国哲学博士。张巨青老师在这个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多年，而桂起权老师也在该年晋升博导。幸运的是，我和厦门大学哲学系的当时已是校长助理的潘世墨老师同时被录取。时隔三年，在博士招生面试时再次见到两位博导。笔试加口试，那个紧张又温馨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我当时对两位导师的了解很少，后来才逐渐注意起他们的各种学术身份、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张老师擅长在历史的和学术的关键点上找到重大课题并进行突破；桂老师则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兴趣中追寻科学和逻辑背后的深层密码。张老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逻辑、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技发展战略；桂老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经济学方法论。张老师和桂老师都是著作等身的学术耕耘大家，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学术思想如同牛奶与蜜一样不知滋养了多少学人。张老师擅长搭建大规模学术平台，他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方法论专业委员会筹备组成员，还创办了中国逻辑学会科学逻辑专业委员会，推动了中国学术的蓬勃发展；桂老师则更喜欢组建小范围的学术团队，集中进行理论探讨和理论突破，他在武汉发起了一个“物理学哲学共同体”，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张老师和桂老师的共同特点是兼任很多学术职务，为培育和发展中国的哲学共同体尽心尽责、呕心沥血。

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是开放式的，导师的自主权很大，我常常去老师家上课。张老师和桂老师的家我是常去的，有时是上课，有时是聊天，有时享用了老师亲自煮的面条，有时品尝了师母端来的银耳莲子羹。张老师说话直接了当：你想做什么？你在做什么？有什么进展？等我回答后，他直接指出问题所在。桂老师说话很含蓄，他更多地谈自己的想法，谈自己的最新研究。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劳丹科学合理性理论研究”，劳丹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提出独特的解题合理性理论，他的《进步及其问题》是阐释该理论的代表作。两位老师对我的选题都很支持。

在研究劳丹解题合理性理论的过程中，我尝试将问题及其解答作为交叉中轴，用统一的概念定义那些科学史家们普遍认同的精确性、普遍性、统一性、简单性等合理性标准，以此诠释科学哲学的众多命题，提出新的命题，构造解题合理性的新的理论体系——我称之为协调论。协调论提交给张老师时十万多字，张老师是欣赏的，准备让我答辩。但后来张老师突然改变主意，认为协调论尚不成熟，外审有风险。他要我把协调论的导言部分扩充为新的博士论文，以论述劳丹理论为主，在最后一章提出协调论。我当时很不理解，因为我已经到了毕业的时间了。但我最终还是接受张老师的建议，先毕业、工作，等完成新的博士论文再答辩。所以我是1999年6月博士毕业回东南大学任教，但博士学位是12月份才拿到。

我用半年时间完成了张老师交代的任务，写出10多万字的《劳丹科学合理性理论研究》。张老师极为谨慎地将我的博士论文寄给众多的知名教授评阅。我至今保留各位老师的评审意见，他们一致给予高度好评。张老师终于放心地让我答辩。除了校内老师，他还请中山大学梁庆寅教授做答辩委员会主席，请南京大学的林德宏教授参加我的答辩。经过紧张的答辩，答辩委员会评定我的论文优秀，同意授予博士学位。感恩各位专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在老师指导下有很大进步，但仍需要继续努力。后来，我在教学之余继续打磨博士论文，扩充到20余万字，以《进步、合理性与真理》书名于2003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后，协调论回到我的视野中，我潜心构思协调论。2002年11月，全国第五届科学逻辑会议在南京召开，桂老师送我一本新出版的书，书名叫《次协调逻辑与人工智能》。这本书使我大开眼界，引发我不少思考。该著论证，从根本上说，我们能够用次协调逻辑来处理不协调的、但有意义的理论。有意义的理论不允许我们从一个矛盾命题推证一切，像在经典逻辑和一些非经典逻辑中发生的那样。次协调逻辑几乎适用于一切知识领域。我意识到，次协调逻辑可以促进对科学哲学的元层次的思考。协调论在这个原点问题的思考中丰满起来。原来的10万字手稿扩充到25万字，于200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协调论出版后，得到很多师友、同仁的肯定和鼓励。我非常清楚，我的理论构思尚有很多疑点、难点，学界师友、同仁的鼓励只是一种鞭策。协调论本身的合理性仍然是一个问题，它需要修补、需要向深层突破。协调论的修订本将于今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我希望给学界带来惊喜，但我仍然不敢满意。去年5月9日，桂老师跟我联系，希望我参加劳丹的专著《科学与假说》的翻译工作，桂老师跟出版社联系，并作出学术担保：“在国内学界，马雷对劳丹研究的深度是独一无二的，逻辑与科学哲学结合的视角也是独一无二的。”桂老师就是这样，即便是退休之后，也仍然乐于为学术工作牵针引线，仍然用充分的肯定督促我进步。

博士毕业后，我重返东南大学工作，期间曾邀请张老师到南京晓庄学院讲学。南京晓庄学院的原校长王泽农仰慕张先生，委托我邀请张先生去讲学，我也顺便增加和张先生的见面机会。张老师送给王校长一套他主编的《认知与方法丛书》，王校长爱不释手。此后我曾与吕乃基老师去武汉出差，顺便拜访张老师，张老师很兴奋，和我们谈了很多，还热情邀请我们到餐馆相聚。2018年12月我惊喜地收到张巨青老师的新作《逻辑、方法与创新》（任定成主编的本末文丛之一，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张老师随书赠我一张与金庸的合影。张老师是反手写字，他的字体独特，他在扉页里写道：“请创新有为学者马雷教授评读！张巨青赠，2018年冬。”我从老师的专著中汲取营养，如同婴儿吮吸母汁，我无法超越先生。我猜想张老师是希望我像金庸作品里的某位大侠一样在学术的天地里建功立业。2019年11月，刘老师陪同张老师飞来厦门，到厦门眼科医院做白内障手术。手术期间，我和潘世墨老师几乎天天去探望，了解进展。张老师和刘老师见到我们特别高兴，仿佛又回到二十多年前在珞珈山的快乐时光。潘老师请了最好的主治医生，手术非常成功！送张老师和师母去机场，看着他们的背影，感到莫名的怅然，不知何时才能再次相见。一个月后，武汉疫情爆发，更难有相见的机会了。没想到，那次和张老师竟是永诀！

2012年我曾邀请桂老师到东南大学讲学，期间的一些趣事写在我的科学网博文“请桂老师到东大演讲”中。桂老师对我的学术进展了如指掌，经常给我指点和鼓励。桂老师走到哪里，哪里就自动形成一个学术圈，他与张建军、潘天群、翟玉章等就辩证逻辑发表的争论，在学界传为佳话。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但是学术情谊不减。桂老师曾推荐我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参加学术会议，介绍、交流协调论。我2016年调动到华侨大学，2018年11月请桂老师到华大讲学，桂老师身体硬朗，思维敏锐，我们相谈甚欢。桂老师支持我创办华大问题哲学研究中心，也支持我筹办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问题哲学专业委员会。我到华大后，开始关注问题哲学，希望继承科学逻辑中的问题论，结合林定夷教授的问题学，建立一个更具涵盖性和包容性的问题哲学。2018年我主持的问题哲学国家重大项目立项，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2020年10月，桂老师八十大寿时，推荐我参加在中山大学举办的“逻辑、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学术会议，那时桂老师仍然精神矍铄，和一大批弟子在学术交流中度过大寿。此后因为疫情没能再见到桂老师，直至噩耗传来。

2021年11月28日，“纪念中国逻辑学会科学逻辑专业委员会成立30周年学术论坛”以线上形式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逻辑学会科学逻辑专业委员会与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承办。本次论坛邀请到的很多专家都是《科学逻辑》一书编写出版的参与者、科学逻辑专业委员会筹建的见证者，是我国科学逻辑事业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有的深情追忆往事，有的总结报告自己的工作成果，有的阐述对于科学逻辑的体认。张巨青先生通过录制的视频，向本次论坛发来的寄语感人肺腑，发人深省：

“感谢出席会议的各位贵宾，感谢筹办本次会议的机构。大家对我的学术说了不少的好话，其实是过奖了。支配我科教生涯的主要是坚持两条原则：第一，科研教学必须兼顾，缺一不可。我始终是以科研来提高教学水平，同时又以教学来促进科研的活动、水平；第二，我始终认为，论著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学术的生命力，不可以短于作者人生、自己生命的年龄，必须讲究这些成果的质量，只有质量才能谈得上对社会有所贡献。否则书写得再多，也是没有多大社会影响的。谢谢大家。”

青山常在，桂木飘香。学术是永恒的，学术的天地无限宽广。我们的学术前辈为我们打造的学术之山是常青的，我们在其中享用，也在其中开拓。学术是德者之术，学术之树高大挺拔，枝繁叶茂，花香四溢。我们的学术前辈如同桂木般奉献着甘甜可口的果实，他们的思想和品德如同桂花散发浓香。外在的形体消失了，内在的精神长存。让我们在心中建立起永恒的纪念碑，铭刻先生的名字，常去看看，去触摸，去感受先生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