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老师是不能忘怀的，特别是那些将优秀的品德、深刻的思想和长久的友情一并馈赠与我们的老师，他们就像山间潺潺的流水一样滋润着我们的心田，培育着我们心中那朵永不凋谢的理想之花。李廉先生就是这样的老师。先生原名李民表，笔名平原、李民。1920年8月生于河南汤阴，直到2011年5月于南京驾鹤西去，先生以期颐之寿横跨两个世纪，见证了中国社会巨大的历史变迁。先生20岁时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27岁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29岁那年迎接南京解放，创办了由中国共产党南京地下市委领导的《解放新闻》日报，后参加南京《新华日报》，任社委、编辑部副主任。次年，先生所著《东北访问记》出版，该书记述了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建家园、努力生产，创造奇迹的故事。先生32岁任中共南京第三区委宣传部副部长，33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员，35岁在肃反运动中无辜被捕入狱，39岁任《江海学刊》和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组长。46岁那年，受文革冲击，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受尽磨难。粉碎“四人帮”后，先生于花甲之年迎来科学的春天，成为南京大学教授，直到68岁离休。

 在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九年时光中，先生专注教学和学术，分秒必争，勤奋耕耘，奉献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培养后学、立德树人的情怀。先生先后著有《辩证逻辑》、《普通逻辑基础》、《逻辑科学纲要》、《辩证逻辑教程》等逻辑学教材和专著，为南京大学逻辑学科点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逻辑科学在中国的建立和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怀有特殊的情感，离休之后致力于逻辑学和中华文化的结合，著有《周易的思维与逻辑》，兼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国逻辑学会顾问，羑里中华易经应用研究会会长，汤阴岳飞中学名誉校长，江苏省周易文化研究会会长，香港《易经与现代化》杂志主编等。先生在思维科学、逻辑学、易学领域提出过独到的见解和理论体系。在思维科学领域，先生把思维看成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包括象征思维）统一活动的全息系统，认为思维过程是反映与创作的统一，思维形式是形象与抽象的统一；抽象思维是普通思维与辨证思维的统一；理论思维的思维形式是抽象、对立、具体三层思维形式的辩证结合；形象思维的基本形式是单一类形象，认识形式是比喻，推知形式是想象，语言表达方法是描述。在逻辑学领域，先生认为逻辑学是抽象思维逻辑与形象思维逻辑的统一，“纯逻辑”与应用逻辑应当结合；归纳逻辑从或然到必然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在易学领域，先生研究了《周易》的哲学体系，研究了天、地、人三者各自的一般规律和统一规律。先生关于《易经》的符号系统理论被杨通勉教授应用于人工智能，创造了YEP专家系统。先生的学术思想古今贯通，中西合璧，是值得后学仔细品味、发扬光大的哲学瑰宝。

 先生还有很高的的艺术修养，闲暇之余的书法绘画石刻作品饱含着先生对祖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深刻领悟，堪称一绝。离休之后，先生被拥戴为南京江南诗画社社长，与众多诗人、书法家、金石家相互切磋，共享珍品，营造了一个温馨和谐的艺术共同体，为江南诗画艺术的发展作出特殊贡献。先生将诗书、画刻作为读书、研究、著述的插曲，他曾用毛竹刻了一幅对联，生动地描述了自己的离休生活：“文史哲逻学到老，诗书画刻养天年”。我至今收藏着先生赠送的广陵书社出版的《李廉石刻作品集》，它包括四个分集：《天地玄黄花鸟虫鱼石刻集》《诗经国风石刻集》《易经篆刻书法谱》《世界名人像传石刻集》。先生的每方鲜红的石刻或为文字，或为图像，或文字图像兼备，惟妙惟肖。先生对每集石刻都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并配之以简洁的标题，系统地呈现了宇宙万物和文明发展的简史。“天地玄黄”之下有“有物混成”“群星灿烂”；“宇宙洪荒”之下有“物竞天择”“披荆斩棘”；“文明以止”之下有“耒耨之利”“婚丧嫁娶”，每每品赏先生的作品，都情不自禁地沉浸于古老文明之中，同时也难抑对先生的深深怀念！

 最初知道先生，是在皖西联合大学（今皖西学院）读大学期间。我所学专业是“工业企业管理”，却对逻辑学情有独钟。有一次，我跑到六安新华书店，一口气买下书店所有种类的逻辑著作，惊呆了卖书的姑娘。我心满意足地背回沉甸甸的一书包逻辑书。其中有一本《普通逻辑基础》引起我特别的注意，那简练老辣的文笔、深入浅出的说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记住了先生的单位和名字：“南京大学哲学系李廉”。我反复研读该书，收获颇丰。特别是读到先生“二难推理”那节，我产生了新的理解，禁不住写了一篇文章《包青天巧断婚姻案——谈谈二难推理》。在该文中，我结合包公断案的案例分析了正确的二难推理和错误的二难推理的区别，总结了破除错误的二难推理的一般方法。该文发表在郑州大学主办的《大学文科园地》1988年第7期，这是我的处女作。我时年23岁，开始怀揣追求学术的梦想。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故乡舒城，分配在财政系统工作，算账、下乡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但是，每当夜深人静，我就躲在宿舍的煤油灯下自学英语、逻辑和科学史等。1990年，我报考了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虽然专业成绩优秀，英语却以两分之差没有达线。失望之余，我给先生写信，表达了对学术的渴望。没想到，先生很快回信：

马雷贤弟：

信悉。可惜你的英语没有考好。请立即写信给南大哲学系副主任戴文麟，说明你愿意到学校来进一步补习英语，然后再进行英语过关考试（约在一学期之后），请戴老师向研究生院为你争取。志才老师愿为你向研究生院写报告，很好。我将直接请戴老师为你争取。可以不要太着急。给戴老师写信，可以提明是我建议你写的。努力在基层做好工作，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祝

一切顺利！

                                                                    李廉

一九九O年六月四日

 这封信是先生用毛笔在一张宣纸上写就的，显然是怕我着急，先生在信件写好后，又用签字笔在空白处留言：“与志才老师通了电话，他正在为你争取。另外，我明日与戴老师联系，请他支持。勿念。”我与先生素昧平生，先生的回信让我感动流泪，虽然后来南大研究生院没有同意哲学系教授的推荐，我仍然始终对先生心怀感激。我将此信置于书桌的玻璃板下，作为我继续奋斗的动力。次年，我再一次报考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学专业硕士，以第一名成绩被录取为当年南大招收的唯一的逻辑硕士生。当先生得知这一喜讯，连呼“黄天有眼”，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遗憾的是，先生与李志才教授都已经离休，不再直接带研究生了。但遗憾中也有幸运，我跟随了另一位先生——我后来的恩师郁慕镛教授。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1991年9月10日，先生当时住在利济巷一个安静的小区里，一条青石板小路从小区外拐两个弯直通先生一楼住宅。先生门前小院爬满绿藤，开满鲜花。遇见先生，如同置身于深山密林之中，遇见一个仙风道骨的老人。那瘦高的个子，和蔼的神情，洪亮的声音和儒雅的气质至今铭刻在心。先生见到我很高兴，对我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打好英语基础。学英语没有什么好方法，就是多看多背。二是在专业上迅速选准一个方向，几年内写几篇文章，毕业时出一本书。三年后硕士毕业时，对照先生对我的要求，在专业上我在郁慕镛老师的具体指导下进步很快，选择了希尔伯特和阿克曼的联合演算思想作为研究方向，很快取得突破，在《南京大学学报》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连发两篇学术论文。毕业论文写了七万字，还不能算一本像样的专著。英语也取得进步，但专业英语尚待提高。当然，先生说是说了，也从不检查，仍然对我一如既往地热情，一如既往地寄予厚望。

 有一次，我去探望先生，先生谈兴很浓，不觉到了晚饭的时间。我起身告辞，先生却执意留我吃饭。那是一顿普通的家常饭，那种温馨的感觉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中。我第一次尝到南京的“菊花脑”汤，清爽滋润，从此也就喜欢上了这种汤。每每喝到这种汤，我就不禁想起先生吟咏的《国风·邶风·谷风》：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

   黾勉同心，不宜有怒。

   采葑采菲，无以下体？

   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先生的精神生活特别丰富，特别充实，但毕竟对于一个已经74岁的老人来说，身体不找麻烦是很难的。作为学生，我无能为力，我所能做的就是常去看看先生。有一次，先生前列腺动手术，身上插满管子，需要人照顾，就请了一位护工，但那位护工粗手粗脚，喂水时还烫了先生。我看不下去，主动承担起护理工作。我看先生的眼神，对我是全然的放心，我也因此得到鼓励，陪护先生度过难关。手术很成功，先生很快就康复了，又开始新的研究和写作计划。再次去先生家中探望，没想到先生拿出一盒人参，硬要我带回给家父。原来，先生听说家父身体有恙，早就备好了。先生就是这样，常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却从不主动求学生做什么，对学生哪怕小小的帮助也记挂在心。

 1996年9月，我离开南京去武汉大学读博，先生特别高兴，但也多有不舍。好在我三年博士毕业后又重返东南大学任教。我又可以常常探望先生了。记得从武汉回宁后，我去探望先生，先生已经搬家，迁到鼓楼二条巷。先生看到我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孩子。先生的话题转到学问，就进入“无我”的境界了。先生和我谈自己的最新研究计划，要结合唯物辩证法把孔子、孟子、庄子、墨子等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再好好梳理一遍。每次看望先生，他总是兴致勃勃地介绍自己的最新发现，有时候还把研究成果印成小册子送给我。我知道先生的很多成果都没有正式发表，他能先送我研读，是对我多大的信赖啊！我从先生那里学到太多太多，但总感有学不完、学不会的东西，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2004年2月，时年84岁的先生亲自为我雕刻三枚寿山石汉篆私印，并做了两个适中的印章盒。一枚是用小篆单独为我制作的，印章盒蒙上一层朱红的带篆书的丝绸锦缎，并贴上私印的内容。自2005年以来，每次申请国家课题，我都要在签章处郑重地盖上这方私印，将先生对我的殷切期望放在沉甸甸的申请书中。我迄今已经成功申请四个国家课题，包括一个重大课题，倘若先生在天有灵，想必感到欣慰吧。另两枚是用大篆制作的成对的夫妻印，印章盒用古色古香的绿色绸缎加以装饰，也贴上私印的内容。每每抚摸这对私印，我的耳畔似乎响起先生所吟白居易《长恨歌》诗：“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先生一直关心我的成长，指点我克服教学和科研上的困难，对于我的每一点进步都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2003年12月，我的《进步、合理性与真理》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看到后十分高兴，认为一本书好比一个拳头，比一篇文章分量重得多。先生建议我将该书最后一章的独创部分加以系统论证，单独出书。遵先生所嘱，我写出《冲突与协调——科学合理性新论》一书，该书于2006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先生对我独立提出和论证的“协调论”表达了极大关注。先生花很多时间认真审阅了拙著，从中华文化的角度亲自为拙著写了一篇书评《论中华文化的辩证思维——读《冲突与协调——科学合理性新论》（该文发表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先生认为，协调论科学观提出一套多元的科学目标体系，是中华文化的辩证思维在科学哲学上的具体运用。在协调论的科学目标模型中，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基础是通过影响背景协调力，进而影响其他协调力，推动和促进科学发展的。协调论所包含的阴阳对立统一的世界观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它既能解释像中国传统医学这样独特的科学形态，也能解释像牛顿力学这样的西方科学。我很认同先生的观点，也深感先生的鼓励其实是一种鞭策，唯有不断像先生那样孜孜不倦、持之以恒，才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与一般人不同，先生是高寿的；与所有人一样，先生终将归去。在那个令人心碎的下午，先生躺在鼓楼医院的病床上，已经昏迷不醒。我站在病床前呼喊：“李老师，我是您学生啊，我是马雷啊！”先生已经没有反应了！先生走了，带着满足，带着遗憾，带着对这个世界无限的眷念！人生是漫长的，在漫长的人生中，我们要面临和克服各种苦难；人生是短暂的，在短暂的人生中，我们仍然可以追寻无限的精神世界。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追思先生的一生，品味先生的精神世界，更加敬仰先生。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