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划时代的狭义相对论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该文没有提及任何知名学者的帮助，也没有任何参考文献，唯独在论文的末尾声明：“在研究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时，我曾受到我的朋友和同事M.贝索的热诚帮助，要感谢他一些有价值的建议。”贝索是谁？在科学家的名录中，找不到这个人。贝索曾在米兰的长途运输公司、意大利电业公司、里雅斯特工程顾问局、伯尔尼专利局、戈里齐亚教会医院工作，1916年2月起任联邦工业大学编外讲师，讲授《专利理论与实践》，直到1938年退休。贝索一生好学慎思、兴趣广泛，对科学有特别的兴趣，虽然写过二十多篇论文，没有一篇产生影响。但他意外地成为科学大师爱因斯坦的“助产士”。

      189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17岁的爱因斯坦在一次家庭音乐晚会上偶遇23岁拉提琴的贝索，他们都是联邦工业大学的学生。两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从此成为莫逆之交。爱因斯坦第一次接触马赫的《力学史》，就是贝索那时介绍的。1902年，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瑞士专利局工作期间，业余从事科学研究，是贝索不断为他提供最新研究资料。后来，爱因斯坦介绍贝索到专利局工作，他们做了五年的同事，经常同路上下班，一路讨论科学问题，贝索以敏锐的思想和渊博的知识对爱因斯坦提出批评和建议，鼓励、督促爱因斯坦把自己的大胆的思想明确表达出来。1908年-1909年冬，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大学任编外讲师，讲授放射理论课，只有两个学生听讲，其中之一就是贝索。爱因斯坦不仅在伯尔尼向贝索敞开思想的大门，就是以后在柏林、普林斯顿，在整个一生中，都不断地与贝索交流，倾诉各方面的感受和思想，包括广义相对论和统一场论的思路，听取他的意见。贝索是爱因斯坦的良师益友，正如爱因斯坦本人所言：“在整个欧洲，我找不出比他更好的知音”，“他的成就只能在他造就的人当中找到”。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大师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助产士做过在当时看上去并不惊人的贡献。我们还知道，爱因斯坦在中学和大学期间总成绩不理想，严重偏科，经常逃课，却对某些科学问题有着极大的兴趣，比如，在阿劳的一年当中，爱因斯坦只思考一个问题：倘使一个人以光速跟着光波跑，那么会发生什么呢？这并非老师布置的作业，按照当时和现在的标准，爱因斯坦都不是一个好学生。爱因斯坦热衷于深入理解，不喜欢背诵，加上记忆力不强，在应试教育中不占优势。他只去学习那些适合于他的求知欲和兴趣的东西，所以他会以极大的热情去听某些课，也会逃避某些课。有些老师喜欢他并和他成为朋友，盖塞教授讲授的微分几何被爱因斯坦称为“教学艺术的真正杰作”，这门课对于爱因斯坦后来建立广义相对论大有帮助。当时的“高等数学”课程没有引起爱因斯坦的兴趣，爱因斯坦后来承认：“这是一个我后来才很难过地发现到的错误。”好在爱因斯坦和他的同学格罗斯曼成为朋友，此人不仅把笔记本借给爱因斯坦应付考试，后来还在数学上和生活上帮助了爱因斯坦。终其一生来看，爱因斯坦取得科学成就的原动力是个人兴趣，是向理论物理学大师学习，并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学校教育资源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启发和帮助。

      这就向我们提出一系列尖锐而急迫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大学如何孵化学术大师？大师是从“优秀学生”中刻意拣选的吗？大师是学校有计划地制造出来的吗？我们应该为大师的产生提供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呢？在整天疲于奔命的授课大军中能产生大师吗？在早晚被迫接受所谓“必修课程”的莘莘学子中能产生大师吗？

      在我看来，大师的产生应当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首要的是兴趣，这是创新的原动力。但是这样的动力在中国高校中受到很多制度设计的制约。所谓“教学计划”可能强迫老师讲授自己不感兴趣的课程，强迫学生学习自己不敢兴趣的课程。其次是精品课程。好的课程不是为每个学生准备的，而是为某些感兴趣的学生准备的。所以，不要以所谓“必修课”强迫每个学生都去上课。第三，追踪前沿。“好学生”的标准不是在考试中拿高分，而是直接追踪科技前沿问题，进入个性化思考和研究的状态中。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整天上课，没有时间思考和阅读，创造力高峰期被白白浪费。第四，有一个研究群体。这个群体并不应是学校安排的，而是自发形成的。这个群体的活动也不应是为追求指标而安排的，而是满足群体科研本身的需求自然产生的。我们追求指标，设计很多会议，讨论很多问题，但因为问题分散，难以深入，未必有效。我们鼓励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没错，但过分追求数量，削弱了质量。我们将课题分成很多级别，以职称评审为诱饵，迫使教师放弃自选课题。如此等等，都是对自然创新活动的一种破坏。

     那么，在目前中国教育环境下如何克服弊端，进行必要的改革，为大师的产生创造条件呢？从整体上推翻既有教育制度和体系是不现实的，但从局部进行突破也不是不可能的。我的想法是，每个大学或院系成立“自由科学研究院”，鼓励教师和学生自由成立科研兴趣小组，研究院为这样的小组提供一切必须资源和条件。研究院里设一个专业委员会，负责对科学小组活动进行动态观察和评估，有权根据小组活动进展和成绩为教师开出教学和科研积分，冲抵工作量，为学生开出学分，冲抵传统课程“选修课”的学分。现有课程砍掉一半，每天最多上课半天，每周最多上课三天，让老师和学生有充分时间按照个人兴趣讨论问题。学生和教师从被动式听课、授课转为主动式邀请对方讨论。教师的职责在于引导和参与，没有资格灌输知识。学生的权利就是个性化思考，产出知识才是正道。教师向学生公布自己的研究计划，只要有兴趣，本科生也可参与。学生的自选课题也可邀请教师参与。学校的职责是创造有利条件，为教师和学生的自由创新活动提供服务。例如，倡导代表作制度，淡化课题和评奖在教育评估中的分值；加强图书馆建设，使得图书馆成为生活、学习和讨论的最佳场地。大师的产生是一个自然过程，不能计划，不能安排，不能从所谓“少年班”、“试验班”、“创新班”中产生，否则就是“得英才而毁之”。总之，学校只是提供条件和帮助，不要把自己摆在大师制造者和设计者的位置上。我想，若爱因斯坦还活着，会赞同我的看法。